羅茜:虛偽的政治改革不能保住大清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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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7月22日訊】 大清王朝末年,各種社會矛盾竟相出現。經濟危機、政治危機、軍事危機和外交危機接踵而來,大清王朝的統治者為保江山,也被迫採取一些與往大不相同的政治措施,尤其是「新政」、「君主立憲」措施堪稱政治上的重大「變革」。但由於皇朝未能真心地順應世界立憲潮流,而是死守皇權專制不放,進行的虛假的政治改革,企圖以之緩解社會矛盾來保皇室江山永不變色,因而,大清江山在歷史的滾滾洪流中只能是順理成章地滅亡了。

1900年8月15日,北京。凌晨,皇宮的一扇大門悄然打開,慈禧太后步履匆匆地走出來,匆匆地登上一輛馬車。這位向來尊榮寶貴的皇太后,即將經歷她有生以來最為窘迫的西逃。慈禧恨於西方列強屢屢干涉她廢光緒帝不成,便借手義和團,挑戰八國聯軍,向世界宣戰。結果,聯軍不僅對中華帝國的百姓大肆殺戮,而且也野蠻教訓了這個太后,把她趕出了北京城。此年的慈禧,65歲,一個年邁的老太婆。

一路上塵煙滾滾,一個老百姓也看不到,一個官員也看不到。在途經數省、行程達數千里的旅途中,久居深宮的慈禧太后生平第一次親身感受到中國內地的貧困和凋殘。經過這場驚心動魄的逃難之後,慈禧心靈受到一次嚴重的衝擊,似乎有所「覺悟」了。漫長的旅途和人生經歷的突變,使這位皇太后有充分的時間和可能對朝廷的政策重新予以回顧和反省,「鬧到如此地步,總是我的錯頭,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人民。滿腔心事,更向何處訴說」。洋人步步緊逼,立憲要改舊制,革命要推翻她的統治,可謂危機重重,照舊統治,已不可能。

面對危機,執政者的嗅覺是敏感的。終於,在1901年,一種求生本能和王朝自救意識終於把一個油乾燈枯的慈禧推上了新政改革之路。就在這一年,還未回京的慈禧太后以光緒帝名義頒佈變法詔書,宣彌除「三綱五常」外,均可變革。

新政依靠的是—班什麼樣的人呢?新政主導者是慈善太后本人,不過此時的她已完全沒有信心。長期的漂居宮廷,狹窄的視野,傳統的籠絡和制衡群臣的政治手腕,已不足以讓她思考涉及國家命運的重大改革問題。而且庚子事變對她自信心的打擊是巨大的,她自己也深深感到力不從心。如外逃時,見到軍機大臣王文韶,她立即老淚縱橫「相持而泣」。她對王說:「此後國家唯汝是賴!』

1903 年,在朝廷任職的梁士詒曾這樣評價實行新政的一批人馬:皇上(競緒帝)則韜光養晦,遇事不發一言.四個軍機大臣中,榮(祿)有足疾,在政治上無所可否,皆迎合後意;王文韶有聾疾,遇事則詐聾;鹿(傳霖)多執拗,瞿(鴻裰)好挑剔。

1900年中外對決後,慈禧對列強雖然不服,但還是迎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為了修補關係,她施展外交手腕,實行所謂「夫人外交」和「魅力外交」。但這些表現並沒有阻擋的庚子賠款。巨額的庚子賠款成為晚晴空前沉重的枷鎖,也耗盡了清政府的財力資源。

晚晴末年,列強看中的已不是具有老態龍鍾「魅力」的慈禧了,他們漸漸拋棄了這位太后,轉而看好握著北洋重兵的袁世凱。

1908年11月15日,慈禧病逝。18日,清廷定新皇年號為」宣統」讓。兩週後,12月2日,溥儀被抬到太和殿舉行登基儀式。此時的袁世凱,手握北洋軍警大權,實力還深入到鐵路、商務、電政等系統。在滿洲親貴中,宗室最有勢力的奕劻只知貪財攬權,已被袁世凱拉下水,成為袁世凱的一個宮廷奧援。袁的老朋友老部下徐世昌、唐紹儀、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也是風雲一時的人物;原來屬於淮軍系統的楊士驤、趙秉鈞、朱家寶、孫寶琦等也紛紛前來依附;袁世凱又網羅了張鎮芳、楊度、梁士詒等一批新人,迅速形成了以他為首的北洋軍政集團,堪稱「第二政府」。

在慈禧死後的一個月內,光緒遺孀隆裕太后、載灃和幾個王公大臣密商著如何對付袁世凱。肅親王善耆和鎮國公載澤鑑於袁世凱權勢日益囂張,認為:應當迅速處置袁世凱。因為此時若不速作處置,則內外軍政方面,皆是袁之黨羽;從前袁所畏懼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無人可以箝制他了,異日勢力養成,消除更為不易,且恐禍在不測。初始,朝廷傾向誅殺袁世凱,但經過反覆權衡利弊,最終,在1909年1月2日,載灃以袁世凱患足疾為名,開缺回籍。

對於袁世凱的放逐,西方列強反應很大。早在1908年11月22日,《紐約時報》曾有一社評評論後慈禧時代的政局,認為「袁世凱及其政治團體的勢力因為慈禧之死將很可能會獲增長」,說他「是位傑出的『務實型』改革家」。然而,令西方大跌眼鏡的是,這才過了一個多月,袁世凱就被放逐了。帝國主義對放逐袁世凱非常不滿,一份與日本關係密切的國內報紙說袁世凱「論其威望,各國仰之。論其才能,中外重之。以如此抱大才智、負大名望之人,竟因足疾開缺回籍,此何事也」?

由此可見,在晚清,袁世凱的地位、權勢、聲望是如何了得。也正是如此,武昌起義爆發後,出現非袁不可收拾局面的輿論也就不足為奇了,袁世凱復出就更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了!

載灃趕走了袁世凱,自然也沒想要依靠這個北洋頭子。載灃接下慈禧的攤子後,精力主要集中在抓兵權和應對立憲變局上。本來罷黜袁世凱,最重要的一條是要把兵權拿過來。溥儀回憶說:「我父親並非是個完全沒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為了維持皇族的統治,首先把兵權抓過來。這是他那次出使德國從德國皇室學到的;派滿族大臣毓朗、善耆、載澤、蔭昌、鐵良、鳳山接管中央和地方軍政;還擬成立新軍36鎮,其高級將領均由貴族子弟擔任,以圖控制全國新軍。

遺憾的是,載灃的如意算盤沒有打通。皇室這些親貴大多是些紈褲子弟,根本不懂軍事,也無心軍事,只是貪圖享受。任憑載灃一個人在那裡勞心勞力,似乎清朝只是載灃一個人家裡的事,而跟載灃的兄弟們、跟滿洲的貴族們無關似的。實際上,軍隊依舊控制在北洋系手中,以致於武昌起義爆發,載灃派陸軍部大臣蔭昌去討伐革命黨人時,自知是光桿司令一條的蔭昌說:「你倒是讓我用拳頭去打呀,還是讓我用腳去踢呀!」

載灃剛開始施政時,人們對他有好感,特別是立憲派人士,對他存在幻想,因為他是那位在戊戌年間熱情支持維新事業的光緒皇帝的胞弟。尤其是在1909年、l910年,載灃允許具有准立憲議會性質的地方諮議局和中央資政院先後建立,並讓其蓬蓬勃勃地在全國開展後,各地的立憲派人士都以為迎來了立憲運動的春天。但春天是短暫的,寒潮很快就來了。

1910年7月,日俄簽訂了瓜分中國東北的協定。8月,日本強行吞併朝鮮。朝鮮滅國,東北危亡,整個中國危急存亡,迫在眉睫。原定9年的預備立憲時間,太長了,不能再等了,必須速開國會。因此,立憲派原定於1911年3月的第三次國會請願運動提前到了1910年的冬天。

在晚清政局的變遷中,地方督撫歷來被視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23位地方督撫中竟有l7位態度堅決地支持立憲派的第三次請願,認為「時局危險」,立即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緩無可緩,待無可待」。地方督撫支持立憲派的請願,是因為清楚地看到了全國危機的嚴重性,如果不立憲,就有立即被革命推翻的可能!

在這次請願的過程中,除了全國聲勢浩大的請願集會外,還出現了許多熱血噴湧的場面。 10月7日,國會請願代表團孫洪伊等人去提交請願書時,東三省旅京學生趙振清、牛廣生當著代表的面,說:「國家瓜分在即,東三省必先淪亡。與其死於異族之手,不如先死為各位送行。」說罷.孰欲抽刀自殺,被眾人攔住。但是,趁眾人不注意,牛廣生在左腿割肉一塊,趙振清在右臂割肉一塊,兩人將各自割下的肉在代表書上擦寫,一份血書就此誕生。人民速求立憲之願,可謂不惜犧牲一切!然而主張以穩為主、漸進改革的載灃終究沒有下最後的決心。岌岌可危的形勢只逼得載灃採取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希望雙方共同讓步,決定將預備期由9年縮短為5年,即在1913年開國會。隨後,殺雞敬猴,找個藉口把京津請願代表溫世霖發配新疆。又拿出皇帝的威風,強令各省在京代表即刻回去.派軍警將請願最激烈的東三省代表押送回籍。

這一次請願,革命黨人看了熱鬧。上海的革命派報紙《民立報》可謂活躍非常,譏評頗多。如:
以全國之血淚,與朝廷爭個快點立憲的二、三年時間,不值呀!
又是割股,又是剜臂;又是拼頭顱,又是拚生命;山高皇帝遠,怎麼能感受到你的痛苦呢?
頸血是買不到國會的,國會也救不了滿洲的!還是早改計劃吧!

這些論點一針見血。確實,還是革命黨人看清了形勢!立憲不成,只有革命一條路了!

載灃一面訓斥各地督撫和立憲人士,一面加緊對權力的控制,將國家政治的主導權進一步集中在滿洲貴族尤其是皇族的手中。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正式成立了以奕劻為總理大臣的「責任內閣」。該內閣成員l3人中,漢員4人,其餘9人均為滿人;其中又有7人為皇族,這7人中1人為覺羅,其餘6人皆為宗室,包括兩個親王。世人稱之為「皇族內閣」,這是清政府力圖繼續推行皇權專制的鐵證。

立憲派不到黃河心不死,還上書要求變更這個「不合乎公例」的皇族內閣。未料,載灃再也沒有給他們好臉色看,說:組閣為皇上特權,非議員所能干預!此言一出,原先對清廷寄予希望的立憲黨人,除了失望,更是氣憤。立憲派對清政府殘存的一點幻想也破滅了,被清政府硬生生地推入了敵對陣營。至此,自1906年以來的立憲運動徹底輸了。立憲派輸了,然而清政府更是輸得一敗塗地了,此後,再也沒有立憲派來救它了!

但立憲派輸得起,清政府卻輸不起。前者畢竟還可以再奮再興,後者卻幾乎沒有哪怕是再輸的時間了。清政府曾把推行新政和預備立憲當作永固皇基、熄滅革命火焰的靈丹妙藥,但欺騙歷史的人注定會被歷史拋棄,以新政、立憲來挽救王朝滅亡的主觀動機,卻換來了一個似乎出人意料的王朝覆滅的結局。

半年之後,辛亥武昌起義爆發,革命軍勢如竹,立憲派最終也拋棄了大清皇帝,加入到了反清行列。辛亥革命成功了!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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