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還原一九五七》(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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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9月20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三 「反右」與「文革」

「反右」與「文革」,這兩件關係到中華民族命運的政治運動,有緊密的內在與外在的聯繫與區別,弄清它們之間的聯繫與區別,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的、歷史和現實的意義。因而也才能認透毛澤東與共產黨的本質,進而對於推翻一黨專政,對於實現普天同慶的民主大業,就是不可或缺的一課。同時我還認為,對這兩個運動進行「相提並論」的研究,可收 到「相得益彰」之效;反之,對反右與文革二者,如果不兼知其二,那麼,絕不可能真知其一。讓我展開來說:

(一)「預演」說與「序幕」說

關於「反右」與「文革」,二者的聯繫與區別,學者們曾就此發表過很多意見。我把主流的意見綜合為兩點: 一曰「預演」說, 一曰「序幕」說。

章立凡先生說:「『反右』在某種意義上是『文革』的預演,只不過後者的破壞規模和烈度更加廣泛和嚴重。」(《毛澤東「反右」動因及後果的再研究——對李慎之先生遲到的紀念與商榷》)這是沒有看到兩者本質之迥異!

朱正先生說:「反右派鬥爭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的綵排或預演。」(《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北京之春》二零零六年七月號)「綵排或預演」,說到底還是一回戲。

邵燕祥先生為朱正《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作序說:「有人說反右派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我以為不如說是序幕。」又在本書《香港版序言》中說:「『反右』云云,一九五七年當時稱為反右派鬥爭,後來也稱反右派運動,是一九四九年後針對知識分子的第一次規模最大、影響至深的群眾性『政治運動』,開其後造成民族大災難的文革之先河。」這裏說得好!既是「序幕」,下一幕就會是別開生面;既是開「文革之先河」,當然只能是「開先啟后」。

李也改先生說:「五十年來多種社會弊端,都可以在『反右派』災難中清楚地找到它們的源頭。如果沒有『反右派』,就不會有它的姊妹篇 『文革』。」(《「反右派」半世紀祭》)說「姊妹篇」也對。

最說得清楚的是李慎之先生的「下一章」說:「反右派鬥爭的勝利提高了毛主席的雄心壯志(這裏可能是指「把地球管起來」——紫丹按),直接孕育了大躍進。以後就是農業大放衛星,工業大鍊鋼鐵,人民公社紅遍全國。大躍進的失敗給毛主席平添了猜疑恐懼,不但直接導致了反右傾的鬥爭,而且促使他到處搜索『躺在身邊的赫魯曉夫』,終於在一九六六年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過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的下一章了。」(《 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說是「歷史的下一章」,再恰當不過了。

我說:毛澤東心懷鬼胎。反右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心中孕育的一對雙胞胎,也就是說不是一個胎兒,所以他們的呱呱墜地就會是兄先弟后,先後有序。這將形成一個或長或短的時間差。而其誕生決不可能是不分兄弟長幼之序,不分「反右」與「文革」之別,只是或「流產」或「成活」的同一個胎兒(「流」了的是「文革」,「產」了的是「反右」)。我之所以說是「雙胞胎」,就是集內因、外因、遠因、近因之大成,致使毛澤東在謀取政治霸權的道路上出現了兩隻攔路虎,都必須搞掉,並不是只用搞掉一隻,或搞掉這一隻就等於搞掉另一隻:一是必須搞掉中國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他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毛澤東選集》五卷,頁三二三)所以毛要再一次搞肅反,這回的名堂叫 「反右」,主意是搗毀中國式的「裴多菲俱樂部」,抓出「小納吉」。後來,毛在和來訪的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會談時說:「我們的右派相當厲害,右派在你們那裡就是納吉的群眾,是小納吉。」這個無形的俱樂部不僅在知識分子中有廣泛的基礎,而且由於共產黨搞的五大運動(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肅反——貫穿于各個運動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三大改造(對農業、手工業和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罪惡滔天,激起士農工商天怒人怨,所以危機四伏,一觸即發。毛要搞一次肅反運動,肅清的對象,黨內外都有,主要在黨外。這一點可從薄一波的回憶錄中得到印證:「反右開始后, 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肅反』,『新式肅反』,是『清黨清團的好機會,也包括各民主黨派。』」(《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六二二)又可與毛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相印證:「鎮壓反革命,極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廬山會議實錄》頁二二三)

另一個是要搞掉中國出現的反斯大林主義、反個人崇拜的,如果說得更具體的話,就是會在他生前公開指出其錯誤(彭德懷),或身後作「秘密報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這一點李慎之說的已經是再清楚不過了。因為毛「認為自己就是中國的斯大林」。(《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一四七頁);這個名堂叫「反修」,主要在黨內。正如李銳在《我對中國的情況不悲觀》中所說:「但是問題在什麼地方呢,兩件事情,一個是趕跑蔣介石后,老子天下第一,對國內的事他倒也無所謂了,有人問他,假如魯迅在世,打右派的時候會不會活捉魯迅,會不會給魯迅打右派,他說照打不誤。這是國內的情況,在國外有列寧有斯大林,中國要依靠蘇聯幫助,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一五七項,斯大林的影響力可大得多了。但是問題在赫魯曉夫一作報告之後,毛澤東就覺得不同了,老子世界第一,天下第一,他領導世界革命,打游擊也好,搞文化大革命也好,都有他一個要搞世界領袖的這麼一個來歷。當然對於斯大林倒台,他是又高興又猶豫,他知道自己為什麼搞文化大革命,是因為赫魯曉夫……」

黨內黨外,內外有別。這就必須用兩個戰役來消滅兩隻老虎,畢其功於一役是絕對不現實的。因為這個時候搞文革需要做的準備工作,「八」字還沒一撇:從國際上說,一是還沒有與蘇共撕破臉皮,社會主義陣營還存在;甚至是正處在表面的短暫的蜜月期中。這時毛把「反蘇」列為划毒草,即定為划右派的六項標準之一。二是在實質與赫魯曉夫爭奪對斯大林的長子繼承權上,也還沒邁出決定性的一步,還沒有在中國把赫搞得臭而不可聞也。當然,更重要的是在國內,即便在反右之後,也仍然不具備發動文革的條件:一是劉少奇與周恩來尚未被離間開。二是黨政文武大權,毛尚未牢牢在握:這時候的國防部長是與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彭德懷而不是「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執行」的親密戰友林彪;「三家村」一類「外圍」還沒有清除;對劉少奇的心腹幹將,「四家將」彭羅陸楊(彭真是政治局委員、首都市長,羅瑞卿是解放軍參謀長、公安部長,陸定一是宣傳部長,楊尚昆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首先需要打倒,做到「打虎先扳牙」;三則,需要進行輿論工作:一個觀點,一條路線,只叫少數人知道不行,要使大家都受騙;四則,對劉少奇雄厚的政治資本,要逐步「剝筍」,予以剝蝕、剝奪。毛終日盈于耳的是,舉國上下都在津津樂道:「毛主席說,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這也是他必須打倒又不能馬上打倒,而要真正打倒劉又必須把中國攪個底朝天的原因;五則,從最近解密的林彪日記披露,毛需要策劃於密室,組織自己的人馬,並搜集對方材料,羅織罪名;六則,在反右前,重中之重的是國際波匈風潮的波及和國內工人罷工、學生鬧事、農民退社、知識分子滿腹牢騷,當務之急是鎮壓,是「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此舉一則可濟燃眉;其次,殺雞給猴看,可收快刀斬「亂」麻之效;其三,從此造成萬馬齊喑,進而達到指鹿為馬,毛便可最後做到真正百分之百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任意妄為、橫行無阻。難道毛在沒有做這些必備的工作之前,就率爾發動文化大革命,那不是「一頭碰到閻王爺的雞巴蛋上——冒失鬼」嗎?所以毛澤東是吸取列寧搞的「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的經驗,有先有后地掃除「兩堆垃圾」。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一九五七年一舉掃除「兩堆垃圾」。就連打虎英雄武松一次也只能打死一隻老虎。何況毛澤東研究和處理矛盾的思想方法一貫是,必須注重矛盾發展的階段性呢?以及,又何況他一向的陰謀策略都是「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呢?再說,如果按「流產」說,毛要整黨內那些「反冒進」的領導,本意不是要反右;就是說,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流產」,將發生在此時。那麼,由此會產生出一個簡直不可思議的問題:毛澤東的本意此時不是要反右,還要利用右派整「反冒進」的那些領導,一則這有可能嗎?二則,那他要到什麼時候才反右?或是,永遠也不反右了?

所以我認為,說「序幕」或說「預演」,決不是兩個簡單的比喻之爭的問題,也不是摳字眼,而是標志著對歷史事件的兩種不同的質的規定性之認可。說「序幕」、說「先河」、說「雙胞胎」(或「兩隻攔路虎」、或「兩堆垃圾」、或說「姊妹篇」、或說是「一根藤上的兩個苦瓜」),這都是說反右派與文革是兩個回合,是章回小說中的兩回;這樣說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準確的。說「預演」、說「綵排」,按其本意,說的是和正式演出的是一回事,全同的一齣兒戲;一般說是,劇本不變,只是改進表演。但反右派與文革,卻是劇本的不同部分,是不同的場或幕;比作折子戲,是相互關連中的兩個摺子;比作文章,是上下篇;總之,不是像「預演」或「綵排」之與正式演出那樣同出一轍。所以,說「預演」、說「綵排」,不僅不準確,而且不能說是正確的,甚至可以說是荒唐的;因為,它混淆了兩個運動的聯繫與區別,更由於它扭曲了反映反右派鬥爭本質的「起因」問題,這就會誤導出一個極其有害的謬論,無意中把毛的陰謀跪計粉飾成「真心真意」要整風。正如朱文中自己所述:「李慎之在致胡績偉的一封信里批評了我寫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他說:(朱正)認為毛本來是好心好意地號召鳴放,沒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猖狂,他才不得不反擊。這是我(李慎之)完全不能同意的」。「說毛的本意是要黨內整風(如果不流產,就成為後來文革中的斗黨內走資派)。黨內整風之所以流產,是由於右派的猖狂進攻, 所以只得先反右,把文革推遲十年。——這些正是李志綏先生的論點:「今日我的后見之明是,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到毛,那麼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一九六六年發生。我們今天只記得反右派運動時對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徑。其實毛開始時是想借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產黨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一九五頁)而這又成為朱正等先生「預演」說、「綵排」說、「流產」說(「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立論的基本依據。他說:「毛澤東決定開展整風運動的目的……還有一個在《整風指示》里沒有宣布的目標,就是要跟黨內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算賬。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澤東知道,黨務系統在劉少奇手上,行政系統在周恩來手上,這些黨政機關的幹部都是他們的下屬,由誰出頭來向他們提意見呢?毛澤東想到了讓民主黨派來充當衝擊的力量。」這個意思是否說,如果不是「流產」,「毛澤東想到了讓民主黨派來充當(紅衛兵之類,成為文化大革命的)衝擊的力量」呢?這雖有點滑稽,但,倒也「復萌」了反右前、右派們一廂情願、自作多情的「故態」。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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