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還原一九五七》(七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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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9月23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二) 整風目標是衝擊「反冒進」的那些領導嗎?

朱正先生在為參加紀念文革四十周年而寫的《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 》一文中,過細地、反覆地論證了他的此一看法,而且流傳很廣。但因為「基本依據」—— 「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與事實相去甚遠,遂導致「讓民主黨派來充當衝擊的力量」,也即文革就會發生在一九五七年這一看法,打根兒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對此,我將從兩個方面來進行探討:一方面是就著右派對「反冒進」的態度;另一個方面花開兩枝、各表一朵:一朵是表「反冒進」的周恩來,另一朵是表「反『反冒進』」的毛澤東。他們各自對於反右派與反冒進二者之間的關係之認識。

我認為,說話一定要依據資料,不能只憑在腦子裡邊「如果、那麼」地推演。所以我惟恐言之無物、收集資料就儘力求全,甚至有羅列堆砌之嫌,也寧濫勿缺。

「反冒進」是什麼性質的事件?《人民日報》社論和周恩來本人都認為是對右派做了「可恥的內應」。毛認為是「離右派只有五十米」。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民主黨派、知識分子,都是「反冒進」的,而不是擁護毛澤東「反『反冒進』」的。切記勿忘,這是當時的主旋律。

《人民日報》載,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陳叔通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發言:「希望領導上認真總結一下是保守思想對社會主義造成的損失大,還是盲目冒進造成的損失大。」大概你不會誤會陳叔通的意思是想說「保守思想對社會主義造成的損失大」吧?

二十二日,羅隆基就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還是「冒進」這個問題發言,他認為,從一九五六年以來主要是冒進,而不是保守。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哪個部的問題,而是全部的冒進。張奚若、陳銘樞等指責毛澤東「好大喜功」更是使毛長久地耿耿於懷。毛說,好大喜功,看是好什麼大,喜什麼功?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也有兩種:是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還是合乎實際的好大喜功?我們是好六萬萬人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這種胡攪蠻纏的跪辯,令人難辨他是厚顏無恥而可惡,還是理屈詞窮而可憐?千萬別讓我們聽到如法炮製的狡辯:「是革命派的厚顏無恥,還是反動派的厚顏無恥?我們厚的是無產階級之顏,無的是馬列主義之恥。」

六月十日《瀋陽日報》刊出張百生、黃振旅的文章《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課題》,說:「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面冒進」。例如農業合作化,「我們的農具同兩千年前沒有什麼兩樣,就這樣一窩蜂似的組織起來,很多是變相的強迫命令,幹部水平低、工作混亂、非生產人員增多、生產積極性降低(比單幹時)等毛病就在所難免。」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載: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言說:「黨內外的右派分子利用我們工作中的個別缺點,大事向党進攻。說『五百萬畝水地是人命換來的』,是『秦始皇磨民』;說一九五六年各項工作都『冒進』了,這些『都是領導上的腦袋發熱造成的』;說批判『甘肅落後論』是『無的放矢』;說一九五六年春召開的區委書記會議是一個『冒進』會等等……經過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特別是經過了傳達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在黨內清除了孫殿才(原省委常委、副省長)、陳成義(原政法黨組書記、副省長)、梁大均(原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情況大變,一個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邁進。一九五八年的水利工程六個多月的成績就等於一九五七年的十倍。原來準備十年基本上擺脫乾旱威脅的願望,現在看來,只要苦戰三年就可以實現。」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人民日報》載:廣西反出的黨內右派集團,從一九五六年六月開始,「就打著『反冒進』、『反主觀主義』的旗幟,極力詆毀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取得的巨大成就,攻擊黨的領導,進行破壞團結的活動。一九五七年六月,中央宣布處理因災餓死人事件時,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發展到最高峰。硬把因災餓死人事件說成是合作化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所帶來的惡果,並進而全盤否定廣西的工作成績,認為黨在農村工作上『犯了路線錯誤』,要求『重新估計農村工作』,要省委『肯定錯誤』。」

一九五九年,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在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中問及「你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這話對嗎?」毛答:「一切事物都有兩重性,這話也有兩重性,對,怎麼樣?不對,又怎麼樣?」李說:「如果說『對』,那就意味著精神的力量是無限的,就是主觀唯心論。」這時毛看到旁邊有人在暗暗制止李達,便氣呼呼地說,「不怕,說吧,不划右派!」由此可見,把反冒進的人和觀點,毛是將之劃歸于右派的。

毛澤東「認為反冒進使右派鑽了空子」。(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二)「反冒進也促進了右派的進攻」。周恩來順著毛的思路,作檢討說:「反『冒進』的錯誤是嚴重的,幸而由於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及時糾正,還由於這些錯誤受到黨內外幹部和群眾的抵制,同時,也由於資產階級右派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因此,才使這個錯誤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得到糾正,沒有繼續發展成為更嚴重的錯誤。一九五七年春天,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時候,他們利用反冒進的錯誤,全面否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設成就,把一九五六年躍進中的某些缺點,擴大為『全面冒進』,並進一步否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成就,在這個嚴重的階級鬥爭面前,我開始覺悟,因而在一九五七年六月政府工作報告中,徹底拋棄了對一九五六年建設『冒進』的錯誤估計,堅決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這是一個認識上的轉折。這是從敵對方面得到的教訓。」(《周恩來與毛澤東》第三九八頁)。

這在在說明,民主黨派、知識分子是反毛澤東的冒進的。不管是工農業生產,還是農業合作化上的急躁冒進,還是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上的草率、粗糙,實在都不得人心,受到右派極力反對。起碼是在我的視野內,右派言論一面倒,都是「反冒進」的。是與反冒進的領導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更具有實質意義的是, 右派才是反冒進的急先鋒,毛澤東怎麼會利用他們、他們又怎麼會去整「那些『反冒進』的領導」——自己在黨內的「內應」呢?再說,毛認為,反冒進是右傾機會主義,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怎麼會利用右派去反右傾、把馬克思主義的殊榮給予右派,而右派又怎麼會是當之無愧、去反右傾呢?這恐怕正好是把事情說了個相反。毛澤東對這一點很清楚:只有反右派才是對反冒進的釜底抽薪,才是掃除了反冒進的社會基礎,唯其如此,反「反冒進」才能奏功; 同時,他對反冒進的人,也以「右派」相預儆,相歸類——毛是說,兩者相距只有五十米。這也是借殺右派之刀,殺向「反冒進」者,而且使後者無還手之力。

朱先生說:「毛在發動整風運動之時確實想要同時解決反冒進的問題;為了反擊向共產黨猖狂進攻的民主黨派人士,毛澤東不得不把反冒進的問題暫時擱置起來,以求得黨內的團結一致。李志綏的回憶錄里記下了當時林克(毛的秘書)的看法:『在當今這個局勢下,毛不得不在黨內求和解,以一致對付黨外人士。』」

據回憶錄中說的事實是,李志綏當時離開了毛身邊。這些情況是他回來后林克和毛澤東告訴他的。所以他的「今日我的后見之明」這個誤斷,是在受了林、毛的誤導的基礎上作出的;而是林、毛,才是這個讓世人迷惑的謬論的始作俑者。但李在回憶錄中把林說的這個話——『在當今這個局勢下,毛不得不在黨內求和解,以一致對付黨外人士。』公之於眾,林給嚇得魂不附體,急忙作出聲明,矢口予以否認:

「李志綏還造了我的謠。他說:『我不在時林克跟毛接觸最多,他跟我談起他對毛的政治評估。林的看法,在當今這個局勢下,毛不得不在黨內求和解,以一致對付黨外人士。』這完全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我從來沒有對李志綏說過這樣的話。在我的頭腦中,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對毛的這種『政治評估』,因為這是違反事實的。」(《歷史的真實》頁六十四)

為什麼林要否認這句話呢?林是為了向黨表明他是絕無違反黨性原則,揭露毛的嘴臉的,他的公開聲明,維護了毛的這一最基本的謊言(反右中的其他謊言,都是源於此而加展開):

「毛澤東鼓勵民主黨派和其他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最初的目的是要用黨內黨外的批評互相結合的方法解決執政黨脫離群眾的問題,決非像李志綏所說從一開始就是搞『政治圈套』,借民主黨派解決共產黨內『權力鬥爭』。」(同上,頁六十)

不管真假,連林克自己都不敢承認的東西,你朱先生怎麼能引以為據呢?雖然,即便他承認也不見得就正確。

再者,就著朱先生認為,「他(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冒進問題。這筆賬直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才得到最後的清算。」 我要問:難道文化大革命是管「清算」「反冒進」的嗎?王若水在《發現的毛澤東》一書的第八章中說:

「毛找了九省二市的第一書記參加,後來加上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會議的重點是反冒進。會上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條》,印發了周恩來(!!!——三個警嘆號是魏紫丹加的,是為了引起讀者特別注意,下同)、李先念(!!!)的反冒進言論作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更加嚴厲地批評反冒進,批評周恩來和陳雲(!!!)。」

再奇怪不過的是,為什麼這些我加上警嘆號的、毛澤東指名道姓批評的「反冒進」的掛帥人物,竟然在文革中一個都沒有被打倒?不止於此,還可由個別及於全面: 作為文革綱領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公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簡稱「五一六通知」里,有提到「反冒進」的問題嗎?沒有。它倒是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明文規定為右派,說明文革具有反右派的性質。但關於走資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哪個是右派?都不是,都是左派,左得流油!在反右運動中都是打右派不眨眼的英雄,否則,早就輪不到他當「當權派」了。所以當時的右派(我是其中之一)是很樂於看到當地的走資派被打倒的,雖然自己的處境不但沒有減輕,反而由於文革,更給帶來「再踏上一隻腳!」但總覺得自己是死豬不怕熱水燙了:「你們這些對毛澤東喊爹叫娘的左派,居然也有今日!」而當時的右派心理,基調是:「太陽曷喪?予偕汝同亡。」很希望人們能從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數以億計的人們受害中,認識到毛的作惡多端及其本質,確認毛澤東就是你、我、他、她——黨內的、黨外的、大家的、全民的、國際(起碼是匈牙利和柬埔寨人民)的公敵。

「預演」說、「綵排」說、「流產」說,以及虛構的「讓民主人士衝擊」說,都是在實質上在美化毛澤東的居心,把歷史的責任由迫害者轉嫁給受害者,讓人們糊裡糊塗,從認識中放跑了罪魁禍首。

朱先生的結論是:「可見從這個意義上看是有理由認為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已證明:「可見」,從「整風目標是為了衝擊那些『反冒進』的領導」這個意義上看,是根本無法成立的。因為「這個意義」簡直是空穴來風,我實在莫名其妙朱先生到底是怎麼想出來的;所以這樣建立起來的「流產」說,便不能不淪為「破產」之說了。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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