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8日訊】天滅中共在即。在三退人數逼近一億五千萬的情勢下，今天的中共，只會上演自我作死的亡黨戲了。這一真相越來越顯露，人們也看得越來越清楚。可是，對於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仍然有不少人抱有幻想。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共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凡三中全會多有重大政策或改革措施出臺，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把它抬得很高，不僅稱其為「戰略轉移」，並且稱之為「撥亂反正」，又一次「思想解放」。其實，說「戰略轉移」是蒙人，如同把當年被第五次圍剿後的倉皇「逃亡」說成「長征」一樣，這次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向所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移」，實質上是又一次「逃命」（它自己都承認折騰得「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吃飯都成了問題，並曾經把文革後稱為「新長征」），只是因為篡取的政權還在手裡，不用「拔腿逃竄」了。
而說「撥亂反正」、「思想解放」,更是蒙人。有人可能不同意這個觀點，特別是思維還囿於黨文化框框裡的人，或許會說，「那以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當中，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一個大腦，毛澤東的話是『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否定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重新確立了『堅持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線，那還不是『思想解放』嗎？怎麼能說是蒙人呢？」
是。中共一直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其最重要的成果和標誌，就是重新確立（有時也說恢復）了所謂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如果按照中共的標準衡量，用中共的黨話來表述，那就叫「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可是，它只能算是中共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撥亂反正、思想解放」，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為什麼這麼說呢？其實，如果把那個句子交給小學生去挑錯，孩子們都會發現，「重新確立」（「恢復」）本身，就與「撥亂反正」自相矛盾（無非包裝不同，貨都是共產黨的貨），只是由於思維陷在黨文化的圈子裡，習慣於「跟著感覺走」,麻木地感覺不出來了。真正意義上的「撥亂反正」、「思想解放」，普世意義上的撥亂反正、思想解放，指的是打破原有錯誤思想體系的框框，突破固有僵化觀念系統的束縛。共產黨的《國際歌》裡，就有一句詞是「讓思想衝破牢籠」，因為它要「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而它這次所謂的「撥亂反正」、「思想解放」，不過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體系的框框裡轉圈而已。儘管鄧小平後來叫作「換腦筋」，但其實不過是「換說法」罷了。要非說「換腦筋」，那其表層的意義來說，尤其是對於一般人而言，就是「換湯不換藥」，接著「洗腦筋」。而對於中共最上層來說，對於其「為首者」而言，卻跟其他「腦筋」沒有關係，只是用鄧小平的「活腦筋」替換了毛澤東的「死腦筋」、華國鋒的「僵腦筋」（其實，毛澤東屍骨未寒，華國鋒就拿下了「四人幫」，也並非真的固守了「兩個凡是」），而依然是「黨腦筋」。
這條中共的所謂思想路線，依然主要是毛澤東的思路和語言。就拿中共當時和後來叫得最響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說吧，它本身就是一句過去的「最高指示」。有海外媒體爆料：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第三子胡德華把它稱為「常識」。但必須指出，不管胡德華有意無意，心裡是怎麼想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不外是中共邪惡黨文化的「常識」（它成為這種反常的「常識」，此乃中共長期洗腦的結果），而決非普世的人類「常識」。在一批知識界人士在北京舉行的紀念前中共中宣部長朱厚澤病逝三週年的沙龍上，胡德華是這麼說的：「在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時，有一篇振聾發聵的文章，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說實在的，這個題目、這個觀點，有什麼了不起的？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這是一個常識。但是這種常識，會在我們全黨當中引起了那麼大的爭論，那個爭論就變成你要走什麼道路，你要舉什麼旗幟，這麼嚇人的高度。實際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有什麼了不起的呢？當時我們的局面是一個什麼局面？當時語言環境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都需要我們認真來思索。」
對此，《解體黨文化》裡是這樣剖析的：「黨話是一個封閉的系統，這個系統本身是邪惡而變異的。在這個變異的黨文化大環境下，某些荒謬的思維方式反而顯得正常了。比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被中共鼓吹了近三十年，老百姓習以為常，把它當成了正確性不容質疑的金科玉律。可是稍微多想一下，我們就會發現，這句話就像『布料是檢驗尺子的唯一標準』、『貨物是檢驗天平的唯一標準』一樣荒謬。如果一定要沿用這個句式，那麼說『真理是檢驗實踐的唯一標準』還更合理一些。可能有人會說，你誤解了這句話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如此這般，在當時具有『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的意義。問題恰恰在這裡。必須把這句話放到中共製造的荒謬社會現實中，它才顯得『有理』。這就反證了黨文化作為一個系統是荒謬而變異的。這樣的例子很多，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
而事實上，「撥亂反正」是名，「撥華扶鄧」是實。「思想解放」、「換腦筋」是假，「再洗腦筋」、「換緊箍咒」是真。鄧小平沒說「幾個凡是」，可後來他把持大權期間，只許喊「萬歲！」變成了只許問「你好！」，他說的哪個「是」，別人能說「不」呢？還有「撥亂反正」、「思想解放」、「換腦筋」，最後的落腳點在哪兒呢？——「團結一致向前看」。「團結」，就是「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一致」，就是「自覺地無條件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向前看」，就是「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不糾纏歷史舊賬」（說白了，就是冤死的白冤死、打死的白打死、餓死的白餓死，別追懲中共的罪過），而在現實中也就是引人「向錢看」。
年歲大些的人可能都記得，當年中共天津大邱莊的書記提出過一套相當流行的「新思路」：「向前看就是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同時，在中共內部，從上到下，都不但不再鼓吹史達林那句「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構成的」語錄，而且都反其調而叫嚷「共產黨人也是人」，有的還多出個尾巴：「也有七情六慾」。正是由此開始的所謂「撥亂反正」、「思想解放」、「換腦筋」，正是由此開閘的「共產黨人不是也有而且特別富有的七情六慾」，在邪黨「團結一切向前（錢）看」、「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摸著石頭過河」、「悶聲發大財」方針的指引下，貪汙腐敗很快瘋狂起來，繁榮娼盛起來，江澤民的腐敗治國、腐敗治軍，得以興風作浪，貪戰天下，頻頻得手。以致在中央七個常委六個反對的情況下，江澤民一人就可以利用中共的淫威，利用整個國家機器和所有資源，發起並長期堅持了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其借用的動力，就是貪慾。這種貪慾又在邪惡的迫害中被不斷放縱，以致導致了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那樣的「這個星球上從來沒有過的罪惡」。而這一切，江澤民竟然堂而皇之地稱之為「與時俱進」，並把「與時俱進」稱作對「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繼承與發展。」這意味著什麼呢？
所謂「實事求是」，也是一路貨色。對於「實事求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只是照抄下來，並沒有直接做什麼新的解釋，但客觀上也間接地給它加進了「縱慾」的內容。毛澤東當初盜用「實事求是」這個成語的時候，給其注入了無神論黨文化的邪惡內涵。說「實事」就是「客觀事物」（它否認萬物有靈），「求」就是「研究」（實為編造歪理邪說），「是」，就是「客觀規律」（實為邪黨理論）。在做這種解釋時，一副好像它邪黨不去「研究』別人就什麼都不可能知道的架勢，一種強行佔據話語霸權、真理解釋權、裁判權的霸道姿態。不止如此，同時旗幟鮮明地強調「只有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之下，只有借助馬列主義這個政治望遠鏡、政治顯微鏡」，才算真正的「研究」，才是方向正確的「研究」，才能「研究」出真正的「客觀規律」，才會「求」出「是」來。看，繞了半天，什麼「研究」，什麼「求」，什麼「檢驗」，都是瞎耽誤工夫，其實根本就不用「研究」，不用去「求」，結論早就有了，現成的：只有馬列主義是真理。當然，也用不著檢驗了。黨永遠「偉光正」，你永遠「求」得「無條件地與黨保持一致」就是了。區別只在於，所謂「實事求是」的「是」，以前講的，是「空洞的假道理」、「飄渺的共產夢」，赤裸裸的當炮灰、做犧牲、當打手、做黨奴的血淋淋的「黨性理念」、「鬥爭精神」、「服從意識」。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實事求是」這張餅的「是」的那一面，已經烙糊了，就翻了個個，表面上似乎變成了「是事求實（惠）」，就是「是事（任何事）都講求實惠」，「一切向前（錢）看」。也就是說，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真的沒有「解放思想」，只是改換了「禁錮思想」的手段，改變了人們被禁錮的「緊箍咒」的商標和使用說明，手法更精緻了，更成熟了。
中共的所謂「思想路線」，實質上是頭足倒立、「扼殺思想」的「愚民路線」，它根源於馬克思的所謂辯證唯物主義的「實踐第一」的邪說。對於此說，馬克思的解釋是「訴諸感官」，所針對的是人類正常理性思維，他把人類正常理性思維誣為「頭足倒立的唯心主義」，說是要重新顛倒過來，所以要「訴諸感官」。「訴諸感官」，自然就是不動腦筋，就是「屁股指揮腦袋」（毛澤東語），就是「跟著感覺走」。不過，不能完全「由自己的屁股指揮自己的腦袋」，必須得「把屁股坐在黨的屁股一邊，也就是由黨的屁股指揮你的腦袋」；不能完全「跟著自己的感覺走」，必須得「跟在黨的屁股後面」，「跟著被黨改造後的感覺走」，實則是「跟著錯覺走」。
事實上正是如此。若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中共的所謂「思想路線的貫徹」，也就是用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鬥爭哲學所進行的「洗腦」，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如果說中共是出於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需要，亦即使人符合當炮灰、當打手、做犧牲，「黨叫幹啥就幹啥」的要求，主要是歪用人們追求真理、求「是」的熱情、願望，利用強加給人們的仇恨，以及對其紅色恐怖的恐懼，運用「幻想催眠術」、「飢餓紀律」禁慾，把大腦給掏空、洗殘，硬塞滿其「黨性」麻藥、毒藥，壓抑、扼殺人性、理性；那麼，此後，就是出於邪黨濫權分贓、享樂腐化的需要，亦即使人符合當奴工、當幫閒、當打手，「黨不叫幹啥就不幹啥」的要求，主要是利用長期故意製造的對溫飽的渴望和窮怕了的恐懼，還有刻意煽動起來的對神佛的仇恨，通過「腐敗治國」、「笑貧寵娼」縱慾，在誣陷法輪功、抹黑「真善忍」，麻醉大腦、毒化靈魂的同時，大開感官獸慾發洩的滑梯。誠如九評之一所述：「中國共產黨害怕人民有良知善念，所以不敢給人民以信仰自由。對於追求信仰的好人，如追求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如信仰耶穌和上帝的地下教會成員，中共極盡其殘酷迫害之能事。中共害怕民主政治會終結一黨專制，所以不敢給人民以政治自由，對於有獨立思想的自由人士，甚至對民間維權人士，也是動輒以大牢伺候。但是中國共產黨卻給了中國人以另一種自由，那就是只要你不關心政治，不反對黨的領導，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任何慾望都放縱開來，直至去幹任何邪惡的、傷天害理的事。隨之而來的，就是中共的大墮落，以及令人痛心的中國社會道德大滑坡。
『堵死天堂路，打開地獄門』，這正是當今中共邪教敗壞社會的寫照。」
可見，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真實意義在於縱慾，在於用更精緻更成熟的手法「禁錮思想」，而不是什麼真正的思想解放，並沒有貶低它。對於中共歷史，習近平講，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這話，不管是不是他的真實看法，不管是不是像有人所分析的只是其策略性的說法，但有一點是明確無疑的，這是一句「正牌的黨話」。無論誰，只要是在其黨內代表邪黨說話，就只能說這樣的話。有人看出，習近平那話自相矛盾，並提出「不否定『文革』，怎麼肯定十一屆三中全會」等諸如此類的反問？這個看法、那些反問，都有道理（中共本來就是個流氓，從無一定之規，一切都是手段，立場和原則不斷變換，充滿自相矛盾）。可是，這只是從一個角度而言的。如果再深入一步，從其本質上去看，習近平的這話本身也恰恰證明：「邪教共產黨在本質上否定天理、扼殺人性，本性上狂妄自大、極端自私、為所欲為。雖然在實踐中不斷犯下禍國殃民的罪惡，但是它永遠不會承認自己的罪惡，也永遠不敢讓人民看清自己的本質。另一方面，共產黨從來不在乎改換口號和招牌，因為這一切在共產黨看來都是手段，只要有利於共產黨的生存這個大目標，共產黨什麼都可以幹，因為它毫無道義原則可言。」（九評之八）
上述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重新提出的其所謂思想路線的實際內涵及其真實意義的分析，也說明，中共的邪教本質和流氓本性是一貫的，從來沒有改變過。當然，這不等於說，它已經把人們的良知全都給扼殺了。它沒那麼大能量，老天爺也不允許。要是那樣的話，也就沒有現今神安排講真相、喚良知、救好人的事了。但是，對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危害也不能低估。特別是今天仍然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抱有幻想的那些有良人，對天滅紅魔、三退保命不理解的那些有良人，他們的心結往往在這兒，他們還沒有明白，甚至沒有想到，「關鍵的原因在於共產黨邪靈禁錮了人民的思想」，（九評之八）而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們所認定的「解放思想」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在牢牢地遙控著禁錮著他們的思想。因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包「精神鴉片」的毒性很大、很劇烈，而其「糖衣」很厚、很甜，並且包裝很華麗、很時尚，在紅朝內部的「口碑」也相當不錯，至今魅力還很大、還很迷惑人。
怎麼辦呢？只有找解藥。好在現在真的有了，那就是真相和九評。借此機會，最後就再推薦九評中的幾段論述：「『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歷史證明，中共每次放鬆枷鎖和鐵鏈，都並不意味著會放棄鎖鏈。上世紀60年代初期的大饑荒之後，中共曾經以、『三自一包』來恢復農村生產，但那並不意味著中共會改變中國農民『農奴』的地位。八十年代的『自由化』和『經濟改革』，也絲毫不影響1989年中共對人民舉起屠刀。未來，中共也絕不會因為改換了門面，而改變其流氓本性。
如果覺得已經事過境遷，此黨已非彼黨，而滿足於眼前的假像，甚至誤認為共產黨已經改良，或者正在改良，或者有意改良，從而不斷地淡忘過去，那就是給予中共流氓集團繼續生存為害人類的機會。」（九評之九）
「這個越來越走近滅亡末路的共產黨邪教，正在加速的腐敗墮落，最可怕的一點，是這個不甘滅亡的邪教，還在盡其所能把中國社會也帶向腐敗墮落的深淵。
中國人需要自救，需要反思，需要擺脫共產黨。」（九評之八）
「在未來的危機中，中國人無可避免地需要再次進行選擇。但無論如何選擇，中國人都必須清醒，任何對這個現存的邪靈附體的幻想，都是對中華民族災難的推波助瀾，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惡生命輸注能量。
唯有放棄所有幻想，徹底反省自己，而堅決不被仇恨和貪婪慾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徹底擺脫這一長達50多年的附體夢魘，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關愛為基礎的中華文明。」（九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