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當劍: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期望、失望與絕望

【新唐人2013年11月3日訊】為期四天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於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面對日益複雜多變的現實環境和嚴峻的社會形勢,隨著會期的越來越近,外界對這次會議的期望值也越來越高,並產生了無數的揣測和幻想。

在中共十八大權力更替之後的一周年之際召開的三中全會,被視為習李展示施政綱領的會議,將對未來數年的改革作出承諾。習近平和李克強均在不同場合分別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提出綜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進行總體部署;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政協主席俞正聲更是透露,三中全會改革的範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

日前由官方智庫和高層智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劉鶴領銜的「383」改革方案,被外界視作中共新一輪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更是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令不少人抱以厚望。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是改革的一個轉捩點,可稱之為「第二次改革」。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會給大家比較滿意的回應,可能會超出預想」。不少御用學者和輿論媒體甚至將這次會議與35年前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相提並論。

如果我們對比一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要內容,也許不少人就會從期望轉為失望、乃至絕望。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舉行。全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次全會前,召開了歷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為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會上許多中共老一輩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兩年來黨的領導工作中出現的失誤提出了中肯的批評,對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政治方面的重大決策等提出了積極的建議。鄧小平在會議閉幕式上作的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成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這次會議主要內容是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襲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的觀點;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

這次會議之所以被譽為揭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是中共建政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歷史轉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為了避免再次出現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毛澤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左」傾錯誤,在胡耀邦主持下,遵循「有反必肅、有錯必究」的原則,進行了大規模的全面細緻的撥亂反正,復查與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審查糾正了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人所作的錯誤結論。並且宣佈為「天安門事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等有較大影響的大案平反。

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隨後安徽、四川農村嘗試包幹到戶、到組的大膽做法得到了肯定和推廣,極大的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繼三中全會為鄧小平、彭德懷等人平反之後,中共又陸續發出了為彭真、譚震林、黃克誠、陸定一、羅瑞卿等人平反的文件;十一屆五中全會又通過了為劉少奇平反昭雪的決定;十一屆六中全會還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作出了徹底否定的結論。

直到1985年,全國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才基本結束。據不完全統計,經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響較大的冤假錯案有30多件,全國共平反糾正了約300多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數以千萬計的無故受株連的幹部和群眾得到了解脫。從而不僅改變了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了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也替已經走到死胡同的中共繼續執政,證明其合法性,挽回了大量民心。

我們再來看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目前媒體披露出來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主要內容表現為,據說「對習近平很重要」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擔綱領銜的《新一輪改革的戰略和路徑》(簡稱「383」改革方案)。即「三位一體改革思路、八個重點改革領域、三個關聯性改革組合」。第一個「3」是指:新一輪改革目標是建立富有活力、創新導向、包容有序、法治保障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體措施是推動完善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創新企業體制的「三位一體」改革。「8」是指八個重點領域的改革,包括行政管理體制、壟斷行業、土地制度、金融體系、財稅體制、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創新體制以及對外開放。後一個「3」是指涉及上述八大領域的三大改革突破口:「一是放開准入,引入外部投資者,加強競爭;二是深化社會保障體制改革,設立‘國民基礎社會保障包’;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集體土地入市交易。」除了為改革制定「路線圖」,該方案還給出了改革的「時間表」,建議將改革分為三個階段,即2013年至2014年的近期改革、2015年至2017年的中期改革和2018年至2020年的遠期改革。

雖然「383」改革方案不能直接等同於三中全會將要出臺的改革措施,但也大同小異,差不了多少。可以預期的是,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相比,這次會議既無重大理論突破,也無重大制度創新,更不敢堂堂正正的提最關鍵、也是最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號稱頂層設計、總體規劃和總體方案,對全面深化改革問題作出所謂總體部署的習李新政,毫無新意。只不過是舊瓶裝新酒,在原有的基礎上對已經千瘡百孔、病入膏肓的中共舊體制進行治標不治本的部分修復和完善。

鄧小平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指出,「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溫家寶在任期內也多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並在最後一次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再次警告中共當局:「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經濟學泰斗吳敬璉也圍繞三中全會和各項改革措施的總體設計稱,下一波改革需要將政治體制作為直接目標。必須實施政治體制改革才能使增長步入可持續軌道,也才能扭轉公眾對三十年的改革只是讓特權精英獲利並拉大社會差距的看法。現在的經濟社會矛盾已經到了臨界點,不能夠繼續再錯,如果再錯可能革命就會發生,在中國的條件下,革命是不是能夠改善我們的狀況?能夠振興我們的民族呢?

記得習近平十八大初上任時,把深圳作為他第一個訪問的地區,曾引起人們對他很可能進行深入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猜測和無限遐想,似乎看到了中國未來新的一絲曙光和希望。但是很快他就大踏步向後退。他先是提出「前30年與後30年不可分割,不能用改革開放的後30年否定前30年」;之後又通過內部檔提出「七不講」和16條;現在則加緊對宣傳部門和網路等政治輿論的控制,尤其是大肆反對提倡西方民主和普世價值;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甚至超過胡溫時期。習近平前後不一致的態度,給了中國公眾和國際社會一個左右搖擺不定的感覺。
最要命的是,「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害怕像前蘇聯一樣亡黨亡國的習近平,既沒有膽識,也沒有勇氣像當年胡耀邦那樣,敢於對中共在歷史上所犯的嚴重錯誤大膽的清算和撥亂反正,為六四和法輪功等重大冤案平反昭雪。

由此可以判斷,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很可能將是中共歷史上最後一次三中全會,不願做戈巴契夫之二的習近平也很可能就是中共黨內的第二個華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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