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維平:多倫多市長攤上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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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11月4日訊】 用中國民間的一個流行語來形容最貼切:這回多倫多市長福特終於攤上大事了,當地《多倫多星報》兩名記者發表文章,指控他過去曾有吸毒的嫌疑,而且眼下得到了新的證據:不僅他的兼職司機涉嫌販毒被捕,而且一段疑似他本人吸毒的視頻被警方送交法庭,如果法庭判他有罪,他的市長就當不下去了,儘管以前多次遇上麻煩,他都廢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強度過難關,尤其是去年因拉贊助給他曾任職的一家足球隊,而被多倫多一市民告上法庭,整得沸沸揚揚的,險些辭職,最後只支付了一些律師費了事,算是幸運的了,看來,即便是民眾選舉產生的市長也不好當啊,這回因為有了他至少是交友不慎的證據,怕是在劫難逃了,說不定還要坐牢呢。

這一事件引發了當地市民及華人的極大興趣,我每天都讀英文版的《多倫多星報》,有關指控和批評市長的文章經常出現在第一版,有人告訴我,這是與福特對立的黨派辦的報紙,當然會對其抱有成見,從他一言一行看,還是滿認真能幹的,比如,延伸續建地鐵站什麼的,他比較有決策的魄力,但媒體並不歌功頌德,去年,有市民告他以權謀私,他不得不上法庭,搞得灰頭禿臉的,《多倫多星報》整天都有這方面的報導,但指控他的事,最初不外乎是小事,他曾為自己任職過的一所學校足球隊拉了兩千多元的贊助費,再是使用了一些公家的信封,這對加拿大記者是新聞,對中國官員就不算什麼,如果有哪一個市長幫助愛好足球的某個學校隊,搞點小錢,不僅不是以權謀私,而且是獻愛心了,有哪個記者敢用如此小事批評市領導,又有哪家法院能受理民眾的類似指控?

這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和司法制度給移居加國的華人,提供了比較和觀察人生的「大舞台」,但就我的看法,不論是投資移民,還是技術移民,不論「官二代」,還是「富二代」,大部分人,可能關心的多是自已的財富如何麻利而穩妥的轉移,如何享用加國的福利待遇,如何過上世代沿續的幸福生活,並非學習西方的民主和法制,也不想通過每個人的努力,使中國盡快地民主和平轉型,這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是國內先富起來的社會階層,他們是現有社會體制的受益者,因處境有不安全感而背井離鄉,但並不想失去人脈關係和經商賺錢的便利,「官二代」不願父輩失去權力,「富二代」不願父輩失去生意,所以,明知福特案對國內官員的管理有警示作用,但也僅限於談論和嘲諷,並不想真的移植,大概這是所謂「制度自信」的社會基礎吧。

不過,從福特普選上任,人品瑕疵飽受批評,到面臨險境,華人還是應當展開更廣闊思考的領域:任何社會制度都不可能是完善的,公平的,但民主較之於專制,可以相對有效地制約和監督官員,而官員不貪腐,不坐牢,對他本人及家庭都是大好事,加拿大對官員的腐敗是「零容忍」,所以就會有市民,出以公心,或因黨派歧見,故意用放大鏡對準市長,過去是挑出他拉贊助的毛病,現在是質疑他吸毒或交友不慎,雖然有點苛刻,但也用心良苦。聯想到中國那些時而暴富時而破產的富商,時而人生峰頂,一言九鼎,名利雙收,時而「雙規」,成為階下囚的高官,我認為《多倫多星報》的記者,和控告福特的市民還是應當肯定的,他們是社會的「啄木鳥」,在枯樹倒下之前,就發現了腐蝕它的蟲子,就替官員吃掉了蟲子,有什麼不好呢。

在中國,幾乎每一個人入黨陞官都為了物質享受,幾乎每個拿到權力的官員都肆無忌憚,甚至發瘋,面對不斷倒下坐牢的「大老虎」,「小蒼蠅」,幾乎每個人都抱有一種僥倖心理,而許多「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移民,就是被這種心理推動遠行的,所幸現代化交通工具縮短了交流和鄉愁的距離,但不安全感始終在籠罩他們的心靈,難怪他們有的神秘兮兮,謹言慎行,對誰都抱懷疑態度,過得並不開心,這無疑是一種精神上的痛苦,假如我們的司法是獨立的,像加國這樣,市長也得尊重法官的判決;假如記者不必生活在恐懼中,可以隨時批評官員;假如整個社會致力於制度建設,把籬笆扎得很緊,就能預先杜絕和防止官員貪腐,也就挽救了無數個原本品行良好的官員,就提前阻斷了牢獄對其親友的傷害,這是移居加國華人應當得到的精神啟示,也是福特案的一個積極的教育結果。必須把這個道理不厭其煩地講給國人聽,雖然可能聽眾少之又少。

然而,更多的中國人並無出國體驗的機會,既便偶爾旅遊一次,也是走馬觀花,由於信息封鎖和官方的左右,對司法獨立還存有偏見,認為它是西方顛覆中國的藉口,實際上不是的,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都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如果中國的官員都像福特這樣民選而接受監督,就節約了很多反腐查案的成本,與之相反,打壓記者和言論批評,不論找到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都對社會是一種自我葬送,目前中國民間的一些抗爭活動,一波接一波,除了極少數的與國際分裂勢力有關外,大多是壓制言論自由表達,和司法不能公正判決造成的必然結果,這一點如果不去領會,就很難應對即將出現的社會動盪。到了那時,才是真正的攤上天大的事了。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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