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1日訊】對「愛國」「賣國」提出質疑，本身就犯大忌。以「愛國」維護專制的人可能對我「亮劍」；有濃厚民族團體情感的人，有濃厚大國情感的人，有濃厚文化或宗教情感的人，把制度等同於國家的人，則可能對我「圍攻」；即便是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者，由於根深蒂固的國家思維，可能也不讚成我的觀點，他們說「愛國」不是愛政府，骨子裡還是把國當成一個組織，是要愛的。我將四面受敵。
但我還是要把我的觀點說出來。這不僅因為過去我們對國的定義有許多誤解，國不但成為一個欺騙的口號，一個打擊人的罪名，而且還在於市場化民主化全球化對國家已經形成巨大衝擊。國家實際上已經在趨向解體。比如歐洲那些國家，它們之間，國界在消失，規則在趨同，國家觀念在模糊。它們表面上還叫國，但只是一個管理區域，與傳統意義上的國，有本質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特別是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實行市場經濟與民主之後，在世界範圍內，出現一些與國相左的新事物與新理念，它雖然只是一種信號，卻似乎在預示著國家的消亡。
1，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出現，使以暴力覆蓋範圍形成的國趨向解體。雖然維和部隊目前主要是基於人道主義，制止戰爭對人生命的侵害，也大多只是進入那些國內失去控制，產生武裝動亂的國家。但其能夠進入一個國家，則預示著暴力覆蓋範圍不一定是國家的範圍。武力進入一個國家，並不一定是侵略。當暴力從屬於正義時，暴力可以突破國界，而剷除非正義的暴力。所以維和部隊的發展，特別是維護正義職能的擴展（即不限於保護生命，也包括人權的其他方面），使國際上可能產生一個能夠覆蓋全球範圍的武裝力量，來維護正義。如果這一武裝力量能夠依據公認的人權規則，進入所有國家，保證這一公認的規則能夠在所有國家得到執行的話，實質意義上的國家將不復存在。雖然目前世界上還沒有達到這種境況，但出現了這種趨勢。
比如以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為主要來源的武裝力量，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等地的軍事行動，則有更廣泛的維護正義的內涵。這一武裝力量與目前的聯合國維和部隊不同。聯合國維和部隊，只是基於防止戰爭，而這一武裝力量，則更進一步基於正義，基於人權、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它當然反對戰爭，但當窮盡所有非戰爭手段，而不能在某一地區，某一國實行正義時，它可以發動戰爭，以實行正義。美國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打伊拉克，打利比亞，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這種認識，目前並未得到所有人和所有國家的認同，所以聯合國的部隊目前還無法實行此種功能。但世界上對這種軍事行動認可的人民和國家越來越多，這就是趨勢。當聯合國存在一支有著最強大力量，並以維護世界範圍的正義為基本職能的武裝力量時，國家將會解體。
2，裁決職能國際化的前景，使作為一個獨立裁決主權的國家解體。首先是國際法院的設立，使兩個地域（國）之間的公共利益之爭（如海洋資源的爭議），可能並可以通過一種共認的規則進行裁決。並由代表兩個地域（國）公共利益的政府為訴訟主體。而有著暴力力量的國家機器並不參與這種對抗，也就是說，作為保衛所謂國家利益（實際上是公共利益）的國家機器，可能並可以不需要為了這種利益使用暴力。國家暴力保衛或擴展利益的功能將會慢慢消失。
其次，國際刑事法院的設立，使那些通過暴力特別是國家暴力侵害人權的罪犯可能受到懲罰。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國際刑事法院成立前發表講話：「國際刑事法院即將成立的前景，讓我們看到了普遍正義的希望，這一個簡單的、令人興奮的希望。——————確保沒有一個統治者、國家、軍人集團或者軍隊能夠在任何地方侵犯人權和逍遙法外。只有到那時，陷入在遠離我們的地方發生的戰爭和衝突中的無辜人民才能放心，知道自己也得到正義的保護，可以安枕無憂，並且知道，他們也享有權利，侵犯權利的人將會受到懲罰。」雖然現在國際刑事法院判決的案例很 少，但正如安南所說，它給世界帶來希望和前景。這一前景是，任何一個人受到侵害，特別是政府的侵害，受國家主權約束無法就地求得正義時，可以向國際刑事法院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人權法院提出訴訟，並能最終獲得正義。人類要達到這一步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普世司法管轄權理論的探討和少量案例的出現，正是裁決職能國際化的萌芽。
3，人權高於主權理論的出現，以及其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可。使作為顯示國家裁決職能和國家暴力使用的管理主權弱化（而非是一個國家或地域政府，在處理公共事務過程中的獨立性弱化）。因為作為國家裁決的主權來源於人權，如果這種主權侵害人權，這種主權將不被視為有效。那怕這種主權是民主產生的。這就是多數專政的古典民主與人權得到保障的現代成熟民主之區別。人權的普遍性，是在人類反壓迫侵害的漫長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人權的普世價值，在於其中蘊涵著人不受壓迫掠奪和生存下去的不容質疑的共識。國家存在的理由就是制止各種暴力對人權的侵害。如果國家暴力侵害人權，則違背了人類最基本的規則。這種主權必須受到約束。
人權高於主權的規則，目前無法在聯合國得到一致的認識，在於聯合國中還存在專制國家，他們用主權高於人權來抵抗國際上對其侵害人權的指責，並躲藏在國家暴力之後，不被追究侵害人權的罪責。但這樣的專制國家越來越少。不過，即使是民主國家官員，也 有不少反對人權高於主權，他們並非不承認人權的價值，只是囿於某種情感（我的地盤只能由我來保護人權），他們寧肯接受國內民眾的約束，卻不願接受國際的約束。而沒有國際約束的民主國家，有一定的可能走回頭路，比如當年希特勒的德國。還一種可能是這個國家很可能出現多數暴政的民主。當聯合國有一支最強力量的武裝部隊時，當裁決職能國際化時，這兩種情況都不可能出現。
顯然，改造國家的職能，使其服務於人權保障，可以使世界走向大同，這種大同不是沒有矛盾的「烏托邦」，而是充斥各種矛盾，允許矛盾存在，並通過利益主體的相互制約來實現社會均衡的社會。國家通過保護人權和某種裁決來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秩序。比如保護私有財產就是對暴力掠奪的制止；比如，反對壟斷，保護消費者的選擇自由和裁決消費者與生產者的利益矛盾，可以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利益均衡機制；比如，保護和擴大工人的職業選擇自由，賦於工人組建自已工會組織和抗議罷工的政治權利，可以建立勞資之間的利益均衡機制；比如保護人民的遷徙 自由和賦於居住地民眾選舉政府官員的政治權利，可以建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均衡機制；等等。這樣一個社會，主要不是通過消滅社會矛盾來實現大同（不同於馬克思的消滅資本家），而是通過對人權，特別是人的政治權利的保障來實現社會均衡和正義。（參見我的兩篇文章《民主機制的均衡作用》和〈剝削與自由〉胥志義博客）。
這一理想具有可行性。它取決於我們對人權認識的一致；對國家職能實行堅決的改變；掘棄傳統的利益國家觀念；使國家主權受到國際社會的更大約束；並使管理規則在〈人權宣言〉的基礎上趨向一致。
世界再發展一二百年，國家還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