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瀚:走在恐懼的光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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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1月10日訊】 這篇文章的標題「走在恐懼的光影裡」脫胎於拜倫的詩。文章寫了好幾個月,水準所限改不到更好就定稿吧,發個長微博。文章很長,近14000字。「孤獨的人用孤獨的腳步尋找到同樣孤獨的人,人於是成為人群,有神的指引,也有朋友的溫情,還有親人永久的愛,這是人的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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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臨的日子站在我們面前
像一排點著的蠟燭——
金黃、溫暖和明亮的蠟燭。

逝去的日子留在我們背後,
像一排被掐滅的無光的蠟燭;
最靠近的仍在冒著煙,
冰冷、融化、彎下來。
——卡瓦菲斯:《蠟燭》

我向來記性不好,偶爾翻看舊日記,像偷看別人的,許多遙遠到陌生的往事,腦子裡沒留下半點痕跡。混沌蕪雜的人生,不能說完全無跡可尋,但你拉不直無厘頭的曲曲折折,抹不平無來由的坑坑窪窪,生活的轍跡總是出人意表,激於隱現無常的草蛇灰線而拼湊生活全景的雄心,多淪於絕壁懸空白手而返。好在隨年齒增長,只要放棄這些無謂的妄想,記性差反倒成了「天賦」,使我成了快樂的人。在這國,記性太好大抵是不容易快樂的。


詩人布羅茨基在《我坐在窗邊》裡寫道:
「作為二流時代的忠懇臣民,
我傲然自明,我最出色的想法均屬二流,
日後或將成為我抗擊窒息的戰利品。
我坐在黑暗中。哪個更糟我辨不清:
黑暗的內心,還是外在的無明。」
(此詩原為英文詩,國內有多種譯本,上述系我自譯)
如詩所詠,人常會一頭扎進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歲月洪流,跌宕於命運的峰穀,隨波沉浮,我們別無選擇。去年六月底,我結束了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十個月的訪學,回國後,迅速回歸過去那種按理應當提心吊膽的生活軌道。許志永被刑拘,繼而批捕,王功權被刑拘,繼而批捕……朋友們一個個消失在電話那一端,走進監獄,不知其安睡否,不知其冷暖飢渴,而我並不失眠。許多年來,我已經習慣了不為自己控制不了的事焦慮,就像當年巴爾紮克在給房東的賬單上添零的舉動——反 正也還不了。

秘密警察並沒再來,只是中間有過一次電話,我幻想他們是否永不再來,明知這未免虛妄,只是生活總要繼續,該吃的吃,該玩的玩,該上大街看美女,就目不邪視好好欣賞——是的,我不想過米奇尼克那種被每兩週48小時監禁「毀了性生活」的日子。徐克的狄仁傑系列二極驚豔,我就在想功權兄要是入獄前能看到多好,就像當年鐵生走後,我遺憾沒有及早推薦他讀《三體》。享受藝術依然是我認為人生裡必不可少的世界,即使如鐵生的太太希米說的那樣,我們得把死活下去。

民族的心靈和大腦——這自然是個虛幻的像極了一切集體主義的詞彙——到底是怎麼淪亡的?是被一群無恥之徒劫持蹂躪的結果還是被無數代漿糊和甜膩毒品腐蝕千年的宿命?人們一邊批判反右文革,一邊對強拆計生沉默;一邊痛罵腐敗,一邊到單位報銷私人消費的發票;……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當你試圖回答這些問題,當你試圖用自己的答案反其道而行之,你會驚奇地發現,原先那些稱兄道弟喝酒吃肉的朋友,會因為這個問題而將你們的關係止於酒精和生豬之間,再不能往前一步,不然,在你交往的半徑盡頭會出現一張黃牌,視而不見的話,黃牌就變成了紅牌。如果你走得再遠一點,把自己的這種生活見解向社 會推廣,那麼你可能會像諶洪果教授那樣被逼得辭職,或乾脆像夏業良教授、張雪忠教授那樣被以學術或學術倫理的名義不續聘,而誰都知道這種不續聘怎麼會跟學術及其倫理有關係呢?即便有關係,通常也是相反的關係。這國大學和學術的距離,約等於天穹上蒼蠅座到仙后座的距離。想起以前養過的貓,他們上廁所,總是眼睛瞪得大大的,神色莊嚴直視前方,四爪緊緊抓住便盆蹲在盆沿上,尾巴豎得像根毛茸茸的旗杆,太使勁兒了以至發顫,待出恭完畢,他們依舊神色肅然,把貓砂扒拉過來蓋上。對張雪忠停課對夏業良解聘的教授們,一旦他們談起學術,我就條件反射似地想到那些可愛的貓貓和貓砂下面的掩蓋物。

五六年前,我在北大一個很小的教室裡演講——校方不許貼海報,邀請者只能在一個範圍很小的論壇上發了個內部通知,那天我講公民與不合作精神,聽眾裡有人說,你說的不合作精神太難了,我說,不那麼難的事情可以先不合作起來啊,比如意識形態洗腦性質的班會之類就可以拒絕參加。他說,太難了。我說要是這個都覺得難,那就沒什麼能不合作了。類似的對話過程我經歷過不止一次,讓我失望的並不是這些無奈與糾結本身,而是它背後呈現出來想像力的驚人貧乏。當這個國家一次又一次發生無數遠邁人類想像力的惡行時——照例它們總是能震驚世界卻震驚不了國人,恆河沙數的人們卻對自己生活的可能性徹底喪失了想像力,甚至放棄了想像的權利。當人們被推上一條與惡合作,甚至協同作惡,至少對惡沉默的生活軌道時,路邊蹦起的小小碎石都能嚇壞軌道上漫步的人,至於脫軌,則是他們腦細胞 的星際旅行永遠不可能抵達的宇宙。

以前還在學校上課時,每次上課前總是很焦慮,擔心有太多東西要跟學生討論,準備不夠——其實沒有一次是能把準備的內容講掉三分之一的,就像沿街叫賣的小販,不太可能把所有東西都賣掉。後來跟方流芳老師聊起,他說他也有課前焦慮,這讓我釋然許多,直到看到劉瑜周濂兩口子半夜三更在微信裡喋喋嘵嘵緩解課前焦慮時,我簡直都要幸災樂禍了。只是我早已經沒有課前焦慮的機會了,早在幾年前我們的院長大人就不許我上課。她在院辦會議上讓大家發表對我停課的意見,遭到了絕大部分教授的反對,但院長就是院長,還是下了停課令,中共乳汁灌溉出來的行政官員總會有出人意表的非凡之舉,而我對自己人生的定位就是要慣於遭遇各種奇人異事,現在只不過開了頭而已。我發了個公開譴責之後,研究生院恢復開課——但不久他們又找出理由來把剛上了一學期的課給撤了,理由當然是冠冕堂皇的,這個大家都不用擔心。於是本科生部、研究生院就都沒課了,迄今未復。有人勸我起訴,我當然不會起訴,既然不承認這政權的合法性,我怎麼能向他們的偽司法求助?好比將來有一天,他們如果要將我送進監獄,事先自然會有一個模擬法庭,我能做的恐怕只能是在法庭上審判他們的罪行,而不是不服他們的判決,若還要上訴,豈不丟人現眼?政治犯不好做,可真要做了,也得盡力為之,不可亂了規矩——除非中國特色讓我在客觀上無法實現這些。

不少朋友問過我,學校會開除你嗎?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你看不見賭徒們從黑暗中伸出的手——他們躲在遠比學校更為隱蔽和遙遠的漆黑中,就像墓邊的小草無法揣摩沉默墳塋中墓土的喧囂。我只能按照一個教師該做的去做,把書教好,跟學生做朋友,讓他們熱愛知識追求真理,做個有倫理意識的真公民。如果有人因為你不願意配合他們培養奴才而忌恨你,把你攆走,我覺得這也合情合理——畢竟它原本黨校分校,即便像法大這樣有那麼多有學問有良知的教授,也無從改變這一性質。在那次因時任校長誠懇挽留而辭職未果之後,我就跟院長說過,以後絕不會再主動請辭——我知道她是多麼希望我辭職。就像中共為洗腦劫持了一切學校一樣,我也當盡綿力搶佔地盤反洗腦,為什麼要把地方全讓給反人類的犯罪集團呢?正常人類的地盤已經夠小的了。

也許我比絕大多數人更知道自己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可我還是像年輕時候那樣,無憂無慮假裝久了,就真的無憂無慮了,至少不憂不慮,債多不愁,蝨多不癢。常有人問我,你這樣寫這樣發聲,不害怕嗎?怎麼可能不害怕,當然害怕。怯懦是人性,勇氣也是人性,它們各自都是生長的,被恐懼佔滿的皮囊,會把勇氣擠佔殆盡,而不正視恐懼,不對它像佛門止觀法一樣觀照,則勇氣無從生起。一粒種子,假如不經歷那破土的一刻,就只能悶死在潮濕而沒有陽光的陰冷地下,不可能變成綠色。許多人心中充滿恐懼,但絕不說出來,就連夜半路過墳場時本該唱支歌壯膽都懼不成聲,被中共攝魂怪吸走靈魂的人們,恐懼到了失語之境。人們拉下虛偽的簾幕,將怯懦遮掩起來,眼不見心不煩,為了維護怯懦,他們將承認怯懦這最後的勇氣也遮罩掉,仿若吞金自盡;為了維護怯懦,人們甚至築起高高長長寬寬的堤壩,阻擋漂浮著勇氣這種救生圈的洪流;他們準備了「出風頭」、「作秀」、「虛偽」、「別有用心」、「炒作」等名目繁多的長鞭,每遇見一個不肯做啞巴的就將他們五花大綁遊街示眾;他們撲倒每一位直立行走的站士以便陪自己繼續下跪。自由,還有真實,總是既躲不開明槍也避不了暗箭,飽受傷害。


慕容雪村跟我講過一個來自東德的故事。一位生活習慣十分規律整潔的姑娘,有天下班回家時發現她平時掛著的兩條毛巾互換了位置,她知道是斯塔西故意這麼 幹的,他們在恐嚇她。赫泰咪勒小說《狐狸那時已是獵人》寫的是齊奧塞斯庫時代的羅馬尼亞故事,其中有個情節,女教師阿迪娜有段時間下班回家,每天都發現掛在臥室中的狐皮尾巴短了一截。

如阿倫特所揭示,極權在製造恐怖方面具有無窮的潛力。不同國家的極權暴政,卻有諸多相似。上到黨魁,下到無名囉咯,極權者幾乎都是恐怖心理學大師,他們知道明目張膽的恐嚇效果其實不如委婉的似有若無、彷彿不經意的「洩密」更能製造恐怖效應。歐美的恐怖片在製造恐怖效果上總是不如日韓泰國,他們過於直白地展示魔鬼,而日韓泰國的恐怖片卻更願意在營造氛圍上下功夫。上面那個東德的故事也發生在我們這裡,只是道具不必都是毛巾。

連續爆表的霧霾天,沾滿壺壁的水垢粉末,還有簡直會將你擠成相片的地鐵,出行高峰時從地鐵草房站到褡褳坡站的地面行車需要走一個小時,生活的這些煩惱都是可見的,明目張膽的,是人們每天都在抱怨的現實,但這些和你在那個下水道世界裡遇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的一位朋友某天突然在門邊的牆上發現了兩個字,是他太太的名字,這是某個進他家如履平地者給他們夫婦的一個恐嚇。還有個朋友,在某個天色已暗的傍晚,當他回到家時,覺得屋裡哪兒不對,進到盥洗室,發現櫥櫃門開著,這讓他感到詭異:他們來過!不知道是裝了什麼東西走,還是到他床邊看看他正在讀什麼書。甚至有一天,當他拖著疲倦的身體回到家時,竟然看到砧板平放在廚房的操作臺上,砧板上有個大大的腳印——而他家沒有那麼大的腳,有人在他櫥櫃裡檢查什麼,或安裝了什麼,或者乾脆就是專門為了踩這一腳來的。秘密警察就像鬼片《小島驚魂》裡的那些鬼魂,你看不見他們,但他們對你瞭如指掌。

通常,秘密警察暗中工作,他們讓你就像走進一間陰森老房子,渾身發冷地在你自己的生活裡膽顫心驚,你看不見誰經過這裡,陰沉的厲鬼就在你邊上,穿著大紅的連衣裙,帶著紅死魔的面具,冰冷地將你的一舉一動全部收進眼底。然而,有時他們也會打破常規,當他們嫉妒你一無所知的快樂時,或者乾脆僅僅是為了他們 自己覺得好玩,就會稍縱即逝地現形,以便讓你明白,你應該恐懼,不應該快樂。早在許多年前,我就隱約感到電話是被監聽的,手機也是被監聽的——直到秘密警察準確定位截車戴頭套綁架走,你才確認這件事。許多時候,朋友們聊天都會下意識地降低聲音,彷彿牆上掛滿了無形的耳朵,而我們並不確認是否被安裝了竊聽器材,只能根據家裡牆壁上突然出現的陌生字跡或互換了位置的毛巾,砧板上的大腳印,打開的櫃門猜測……。秘密警察們的下水道工作,總是打著想像力匱乏的印跡。

極權控制的物質暴力,無孔不入地進入你的私生活,蒐集資訊並不那麼重要——在暴力意義上他們完全可以忽視你的存在,最重要的是要給你製造恐懼,讓你想像你在黑暗中赤身裸體的喘氣其實有人在圍觀,就像德國電影《他人的生活》(《竊聽風暴》)裡斯塔西們的工作。余傑的太太劉敏就曾經跟我們說起過,有一天,她抬頭看窗外,攝像機彷彿槍口彷彿戴著面具的殺手正盯著她,她驚恐地走到其他幾個視窗前,一共六個攝像機。一位朋友拿著別人送他的電子狗,把家裡查了個遍,啥也沒找到,我們都說,這電子狗太次了,找不到高科技器材,後來沒多久,在一次秘密警察強行陪同的旅途中,他的電子狗也被沒收了。

你沒有什麼辦法阻止這一切,生活只能在恐懼和不恐懼之間選擇,而按照人性,其實你只能在恐懼和恐懼之間選擇。只要你恐懼,他們就達到了目的。人最恐懼的東西是他無法瞭解的東西,我們恐懼死亡,是因為我們對死亡一無所知,而它又確鑿地存在。一位朋友去超市買菜,秘密警察就在她身後不到五米遠的距離,她緊緊抓住購物車,彷彿那樣能遮罩掉身後那雙無聲目光射來的陰寒氣息。

各種不同的恐懼像無所不在的幽靈死死糾纏,漂蕩在生活的所有角落。那些擔心財產再次被中共搶劫的富豪們,早已將資產轉移到國外,這種恐懼是有辦法解決的。有些恐懼則是製造恐怖者拿刀在你心裡刻下拿烙鐵烙下的,你得動用靈魂和精神的全部力量才能將那些傷口復原。某種程度上說,我不承認存在什麼勇氣(至少如澗水般清澈透明無雜質的勇氣是不存在的),那只不過是克服恐懼的結果。通常而言,恐懼當是人的陰影,於我卻是光影,拆下肋骨固然痛苦,但用它點亮自己的前途則光明溫暖,恐懼並不總是負面的,如果它引導人用誠實觀照它,正視它,克服它,便能像佛門止觀法裡的白骨觀,將恐懼修成一副白骨,再攪動不起你心中的 漣漪。與其說是在心裡種下勇氣扶其生長,還不如說是時刻刈除心中不斷生長的恐懼,以免原本一尺高的小恐懼一不小心就長成了十米高的大恐懼,「時時勤拂拭, 莫使惹塵埃」,而不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絕大部分中國省份原先的鄉村知識分子群落,早已成為中共歷次政治風暴席捲蹂躪的黃葉,落在地裡枯萎腐朽,至多是人們閒談中的天寶往事。嚴酷的環境中,人們只能在迴避政治的一葉扁舟上自斟自飲,漫無目的地在無際的水域中無舵飄蕩。尤其在那些大中小城市裡,幾乎每立方釐米的空氣中都填滿了銅臭,在這種用紙醉金迷偽造出來的安寧世界裡,那些追求自由,包括爭取言論自由者,必然會在統治者眼裡異常扎眼,他們的孤立與艱難乃是一種宿命。然而,中共自知,無論如何 毀田掘地都不能阻擋油菜花在春風中漫山遍野,即使在陡峭的峻嶺上,它們依然生長,他們再也做不到像曼德爾施塔姆夫人娜傑日達諷刺過的那樣「割去舌頭,用剩下的舌根歌頌統治者」。商業有種靜悄悄的革命力量,它在無聲無息之中將極權者推下懸崖,無論後者如何揮舞雙手掙扎。高校齊聚的北京,情況似乎比各省稍好。 這個由政治、文化、經濟、金融等中心地位型塑而無限擴張的巨型城市,給人們帶來了互不關照的冷漠,冷漠成為各種圈子的交往邊界。這裡不像小地方,人們對他 人於己無關的日常生活沒有興趣,手機上裝滿了幾百個電話號碼,沒有一個是隔壁鄰居的,人們形成了各種只讓自己活得有意思的小圈子,不同圈子之間甚少交流,幾乎雞犬之聲不聞,老死無需往來。於是,星星點點散落在各大高校尚有公共關懷的知識分子們,即使在別人眼裡彷彿異類,但他們逐漸匯聚成自己的一股涓流,每當汙濁的洪流滾滾襲來之際,這股涓流總會不顧濁流之洶湧而衝向輿論的入海口。中共對這些討厭的知識分子雖然警惕,總體上並不在乎,即使有些言辭會讓他們痛恨,他們也認為通過剷除言論平臺就能成功遏制這些聲音的影響,而允許存在甚至變得有極大影響力的那些聲音,經過媒體和作者自己的雙重審查,早已喪失了本應具備的真理鋒銳,他們也並不忌憚,最強音站在最遠的邊緣,焦慮於世事渺茫。對於那些無法招安無法馴服的,中共自有各種手段迫其消聲,逐出主流輿論,直至剝奪自由投入監獄。但中共並不能因此消除恐懼,他們知道監獄並不能阻擋春天的到來,無論是布拉格的還是阿拉伯的,他們也無法阻擋茉莉花的開放,無論是突尼斯的,還是未來中國的。


暴力的起點通常是在道理失敗的地方。極權製造恐懼,是因為他們自身的恐懼。意識形態徹底破產並淪為街頭笑柄之後,聰明的統治者往往避而不談,鄧小平把它叫做不爭論的智慧,這是他代表中共的自知之明。愚昧顢頇的統治者,哪壺不開提哪壺,於是笑料迭出,雲開雨霽後的人們耍猴一樣看著他們的壓迫者在舞臺聚光燈下出醜,樂不可支。極權者於是惱羞成怒,要對那些領頭的輿論發動者一點顏色看看,而這顏色在有些極權國順勢就演變成一場場革命。

極權者因為恐懼而製造恐懼,被恐懼所驚擾的人們在最初的束手失措之後,漸趨平靜,當他們慢慢習慣了種種恐嚇之後,與恐懼的周旋也變得日漸嫻熟。多年前的一天,我一朋友接到日常跟蹤他的秘密警察的電話,跟他說今天不許出門,他問為什麼?警察說,小布希來了!朋友說,小布希來了關我屁事,不來電話我都不知道,你這不是通風報信嗎?在他們製造的恐怖中,必不可免的愚蠢總是藉機給你一點黑色幽默,恐懼並沒擊中目標,笑顏卻已綻開。一位被秘密警察三班倒看守軟禁在家的朋友,到院子裡散步,隔壁鄰居看到秘密員警守在院門口,就問他,你是納稅人,我也是,憑什麼他們只看你,不看我?朋友愕然,繼而莞爾,說,你要有這 雅好,我可以跟他們說說,讓他們也看著你。若干天之後,看守沒有撤崗,兩人又在院子裡相遇,那人忿然作色道,他們怎麼還在啊?還讓不讓人過日子了?朋友說,你還沒被看就煩了?當恐懼被製作成調笑令的時候,恐懼也就變餿成滑稽了。

看守他人的秘密警察,未必不知道他們看守的是些什麼人,也許他們只是討口生活,就像他們在大街上推部車子賣煎餅,還有人做看守是因為統治者還有錢,哪天極權者財政崩潰,就會應了現黨魁那句借來的名言:「更無一人是男兒」,從依靠偷雞摸狗進行統治的政權裡尋找男人,總不如到化糞池裡尋找太陽靠譜些。不僅是在沉默的大多數裏,就是在他們暴力機器的內部,也有著無聲的抗議,無聲的致敬,他們知道誰是男人,誰是笑話。一位朋友曾因公義入獄三年,他的岳父一直為此感到恥辱,然而有一天,他去當地派出所辦事,一位警察認得他女兒,偷偷告訴他說,你女婿是個了不起的英雄,請轉告我對他的敬意。這件事徹底改變了老人的 想法,從此他為女婿自豪。

朋友們在一起時常會聊起各自的故事。極權後期的統治,隨著意識形態的破產,黨的工具們撤去了他們的偽靈魂,於是變成更純粹的工具,只要能把任務完成,什麼賊偷狗摸的不入流手段都會使出來,然而也常帶著自覺猥瑣的收斂。趙紫陽出殯那天,一位朋友要趕去八寶山參加葬禮,秘密員警堵他門,他還是要去,萬般無奈下,工具們竟然想出一招,拿膠泥塞進鎖孔,用膠布給他家房門來個五花大綁,而他從窗口跑掉了。另一位朋友,在一個冬天的早晨出門上班,打開房門後把他驚住了,外面走廊裡橫七豎八地睡著六個看守他的人,一米九的大漢一時仁心大慟,心疼道,你們幹嘛不跟我說一句,我又不會跑,你們可以回家睡啊。這些看守是工具裡的底層,冬天睡在地板上,夏天坐在驕陽下,夢遊般接受上峰的指令,做著牽線木偶的事,他們很辛苦,他們也很疲憊,他們甚至很屈辱。有位朋友每見到一個新來的看守,就會教導他們,比如,有次看守是個大四實習生,他說,啊,你大四就幹這種事啊,想想八九年的那些大學生都在幹嗎,你們把現在大學生的臉都丟光了。他們能說啥呢,只能囁囁喏喏,臉上燒得慌,羞愧難當。就像網上的普通五毛很少會亮出自己的身份,他們知道自己在作惡。

世間的滑稽在於,明知自己在作惡的秘密員警小囉咯們還能讓人理直氣壯地鄙夷他們,甚至鄙夷時還不忘了給一點道義勝利者的寬容與慈悲,而被鄙夷者自覺的 理屈詞窮,反倒是知識人裡卻有很大一群人對被恐懼環繞的人們有種智力甚至道德的優越感,寒冷常常比恐怖更有殺傷力。有些朋友僅僅因為你關注公共事務而離你越來越遠,而原本你以為你們會是終生摯友,你們甚至沒有政治歧見,電話的那頭總有顯而易見的冷淡——那不是十年未見的驚喜,而是百年不遇的疏遠,倘若見面,你就更能從他們眼角裡流出不易察覺的那絲冷光裡讀到友情的終結。你很清楚,他們瞧不起你,瞧不起的原因是你面向大眾言說的這套東西太簡單了——難道不全都是廢話嗎?或者是你參與的各種公民行動太群氓了,根本不入流。他們覺得你降低了學術思想的檔次,忘了該端起知識人的豆腐架子,像個街頭賣藝的天橋把式,就像薩特和波伏娃對加繆哲學的不屑,跟你做朋友是件丟份的事兒。智力優越感是種奇怪的東西,它在廁所吃飯,在飯桌上方便;它專程趕往逝者的追思會上講葷段子,去他人婚禮祝福新郎新娘早日離婚;瞧我的,他說。扭曲的虛榮在冷漠的端裝中展示它的殘忍,當感覺到腳下的小草和螞蟻時,他還要立定後給你一個漂亮的旋姿,以便踩踏得徹底一些;即便屍橫遍野的死寂中需要一點聲音的安慰,他也會漠然緊閉雙唇,只有那些對世界發出悲聲呼號的人才能啟動他們發聲的慾望,而 那只是輕蔑的嘲笑聲。

加繆說:「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真實面向沉默大多數生活的人們,除了要習慣政權這架恐怖機的折磨,除了跟冷漠與恩將仇報的敵意周旋,還要在親情中的無知反感裡偽裝自己。恐懼並不是最可怕的,甚至莫名的敵意也不那麼可怕,親情裡的無知和反感比它們都有更大的釜底抽薪之效。為公義奔波的人們如入無物之陣,在廣袤蒼涼零下幾十度的黑暗戈壁灘上尋找柴禾——那是唯一的友情,給自己生火取暖。一位朋友為公義做事無數,因此經常被軟禁,除了為自己做的這些公義行動飽受各種方舟子式的誹謗搆陷之害,更糟的是,他父母岳父母全都崇拜毛澤東,服膺這個政權,除妻子外,在家人眼裡,他簡直就是個最大逆不道的人,如果不 是自己的兒子,他父親日常詛咒的就是他兒子這樣的人。我向來佩服他內心的強大,饒是如此,長期的軟禁把他變得如囚籠困獸,翅膀被縛的雄鷹現出束羽難飛的焦慮,原本不怎麼抽煙的人一根接一根地點煙,他老說,我要得抑鬱症了。但我知道他不會,他有相愛的妻子,還有愛他尊敬他為他分憂的朋友們,雖然他們可能也會吵架。其實這位朋友的家庭只是個過於極端的特例,更多異議者的家庭並非如此。另一位朋友夫婦兩家一個黨員都沒有,他岳父還坐過毛澤東的牢,他父親酷愛文學遠離塵囂,他有愛他的妻子父母兄弟岳父岳母,他岳父甚至偷偷攢錢以便在他們遭到迫害時能資助他們。溫暖世界裡的暖氣並不張揚,他們只是默默地關注,當嚴寒 襲來的時候,他們就把自己悄悄開放,直到將自己溫暖的光和熱耗盡。人單靠自己的體溫戰勝不了嚴寒,就像單靠麵包支撐不起一個生命,孤獨的人用孤獨的腳步尋 找到同樣孤獨的人,人於是成為人群,有神的指引,也有朋友的溫情,還有親人永久的愛,這是人的生命力所在。


我會不會坐牢?

這不只是朋友們常問的問題,也不只是我太太常感恐懼的問題,更是我自己常自問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我確實不好回答。

迄今為止,秘密警察對我做過的事裡有兩件比較嚴重——如果強行喝茶不算的話。一次發生在2011年10月16日傍晚,是秘密警察的綁架;還有一次發生在2012年4月25日,是有證傳喚。兩次限制人身自由的時間都是八個小時。這些公然恐嚇,至少在當時並沒有嚇著我,反倒是另一隻靴子終於落地的放下。這 些恐嚇當然也完全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未來可能性的預演。

我無法回答自己會不會坐牢,也許到他們即將潰滅的時候,或者倫理昏迷的中國人事實上還沒打算埋葬這個政權而他們自己感覺即將潰滅的時候,末日瘋狂會讓 他們做出更喪心病狂之事,而有沒有達到他們下狠手所需的痛恨程度或被隨機抽獎,我是無法自我評估的。我只能說,萬一入獄,我將如何面對?這是我唯一能回答的。打個不倫的比方,結婚是兩個人的事,離婚是一個人的事,坐牢類似離婚。

像我這種沒有坐過牢,坐牢恐懼卻又始終縈繞在心的人,多少會有點將入獄浪漫化的傾向,不獨是我,這是極權制度後期某類人易於生發的個人英雄主義幻覺。再怎麼想像監獄的可怕,沒有親身經歷,在心存僥倖的同時,用一種偽悲壯感來安慰自己對獄中良心犯們的愧疚,填充奴役制下渴望自由與美德卻又遙不可及而帶來的倫理焦慮。就像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裡寫過的,史達林大清洗時期,那些尚未被逮捕的老布爾什維克焦慮於「怎麼還沒輪到我?是我還不夠正直嗎?」直到契卡的馬車停在自家門口時,他們心中的石頭才算落地,重新恢復了人格上的自信。十多年前,我跟一群朋友在公主墳附近的一家餐館吃飯,一桌人加我共九個,席間,我發現他們八個人都是曾坐過牢的前政治犯,就我一個沒坐過牢,當時就覺無地自容。

如何做個政治犯。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問題,也是極權專制特色的問題,甚至也可以說是每一個政治犯都要面臨的問題。法庭只是個迫害政治犯的工具,並無司法真義,政治犯們本不該為自己辯護,而該借助偽司法法庭審判極權者的反人類罪行,就像曼德拉們在法庭上的做法——只有在控訴當局犯罪之後,自稱無罪才不是一 種辯解,而是一種對控訴的補充。中國自與諸多曾經的專制國家不同,極權統治以其完全沒有人道底線著稱,身陷囹圄的政治犯是否能在身心折磨中保持清晰的政治判斷力,能否堅持一個政治犯的尊嚴,是很難預料的。尚未入獄時想得清清楚楚,並不意味著入獄之後還能做到,這取決於較好的獄中條件,飽受摧殘的身心承載不 起政治犯的尊嚴。極權後期的政治迫害自然達不到當年莫斯科審判中佈哈林們自賤人格的水準,「溫斯頓—魯巴肖夫」模式只有在早期極權意識形態如日中天時才能達到,但嚴酷的審訊依然足以摧毀任何人的精氣神,即使無法做到讓你自賤人格、痛哭流涕求饒,甚至誣陷別人,至少可以讓你喪失圖謀政治審判的心力,要做到前 者其實也是舉手投足間即能達到。如果將來有一天,我會落得如此下場,那也不是我能力挺的。

人在被迫害時,最可怕的並不是抵擋不住迫害,而是被迫害成你自己最不想成為的人。極權統治素來就要達到這種目的,摧毀一個人的人格,最能讓他成為服服帖帖萬劫不覆的自甘奴。巨大的監獄中,剝奪了光,剝奪了時間,剝奪了空間,剝奪了一切你曾經擁有的東西,這時候的你,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並不難想像,也許唯一能抵擋墜落深淵的力量,就是成為精神病人,一如當年林昭。現在韶關監獄正受折磨的王炳章先生,據悉可能已出現精神疾患,在摧毀人的靈魂和精氣神方面,中共向來是第一高手,沒有之一。

我會不會坐牢?這個問題在轉化為「政治犯應該如何坐牢?」再度轉化為「中國的政治犯坐牢能坐成什麼樣的牢?」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坐牢甚至槍斃本身都不是最殘酷的,最殘酷的是,讓你自辱再辱,自滅靈魂,自毀人格,碾碎你所有浪漫化的英雄自許,讓你出獄後用自卑與恥辱糊滿餘生的四壁,直至最後,下賤是高尚 者的墓誌銘。

隨著十八大三中全會的結束和兩個新機構的成立,隨著一系列原本權勢熏天者的灰飛煙滅,30多年前毛澤東那套「反抗者—富有者—知識分子—官僚集團」的奴役順序現在某一部分似乎倒過來了——「官僚集團—知識分子—富有者」(反抗者隨時鎮壓),跟以前一樣,他們唯一保護的就是流氓(只有自相殘殺需要的時候 才消滅),因為那是他們唯一的同類。所有人遭殃的日子彷彿又不遠了,也許在這樣的洪流中我無需有特別的感受,然而世上找不到兩片相同的葉子,每一片葉子在它被枯黃之前,都有權利發出最後的生命之光。

極權國向來也是株連國,更何況這國歷史上就以夷三族、滅九族、滅十族稱雄於世,就像我們前人曾經殘忍地讓女人們裹小腳一樣全球皆知。去年,余傑被逼成流亡者,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對他弟弟等家人的各種騷擾與刁難;現在還在獄中的劉曉波,中共迫害其妻弟劉暉,判刑11年;當年楊子立入獄後,其妻陸坤也被迫出國政治避難;胡佳坐牢期間,他太太曾金燕根本找不到工作;而更多的中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更是在這片涼薄的人道荒野上自生自滅……如果我坐牢,我太太會怎樣?包括岳父岳母在內我的其他家人,中共會對他們做什麼?想起這些,你如何能做到不寒不栗?對於中共來說,如果你想做個反對它的正直的人,你就得像個從地裏長出來而不是娘肚子裡生出來的人,你沒有任何社會關係——就像當年譚嗣同為了保護其父而專門偽造父親痛斥其參與改革的信件,你得有天使的心腸魔 鬼的力量。消滅親情以達到徹底的奴隸制,是中共對這個世界最偉大的貢獻,是二十世紀人類最重要的反人類發明之一,它還向二十一世紀延續。

為了愛而偽造不愛的假像,於誠有虧,於愛無損,在專事製造倫理悖論的制度下,為了實質倫理而取消形式倫理,常常成為人們迫不得已的唯一選擇。當這種生活在西方已經成為歷史陳跡僅供憑弔時,在東方卻依然強固地吞噬人們的生活。


人成為他自身特定的某種人,在早年的生活中總能尋到點蹤跡,畫面雖然模糊,歲月腐蝕了的鼻子下面還是能依稀見到兩端微微上翹的唇線,老照片上發黃的斑點也不會銷蝕因成長而變短的衣衫,青澀的童年少年裡裝不下全部人生,卻夠打撈出一掊未來的泥塑形影。

時光機高速運轉,鄉村的雪泥鴻爪被拋到三十裏地外。做知青的媽媽結束了中國式流放生活,我們回到了縣城,那年我七歲,爸爸還在另一個公社的中學裡繼續 他自己並不熱愛卻被他教過的學生愛戴的教師工作。沒有住處的流浪者住進了外婆家,二年後父親調回縣二中,終於有房子了——在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裡,他放下了兩張床、所有的書和那些被稱作傢俱的箱子諸物,我想他也許天生就是做設計師的。再不久,學校給了更大的二居一廚的房子,爸爸的那些書,還有我們,終於都 有了舒展一點的空間。

像我這樣天資一般(甚至還有點笨)的人,倘若沒有這樣的書環境,恐怕很難長大了從事寫作生涯。書一直是我的精神舷梯,即使開始時腿太軟步履蹣跚,但登 臨後隨著飛機起飛的身體一沉,眼前的視野豁然而開,地面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遠,向前飛行的身心彷彿要在廣袤的盡頭尋找新的合一。

有件特別的事有必要記一筆,以驗明書的力量。1986年底1987年初,舉國批判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我從省宣傳部編的一本《資產階級自由化錯誤言論選編》(書名未必準確)中獲得了最初明確的自由民主觀念——特朗斯特羅姆的詩寫道:「醒,是夢中往外跳傘。擺脫令人窒息的漩渦,漫遊者向早晨綠色的地帶降 落。」——這本小冊子成了我的降落傘,也成了我這漫遊者各拉丹冬雪山下的沱沱河,雖然這幾十載涓流日後未必真能匯成憲政長江。作為讀過劉賓雁所有報告文學的一個高二學生,我在例行的班級批判會上,直言不諱地讚美劉賓雁先生,為他的良知和正義激情辯護。班會結束後,一直對我很好的班主任神情嚴肅地跟全班同學說,今天班會的內容不許外傳。當天下午,他就來到我家,跟我父親說,讓你兒子以後說話要小心。人生中有許多這樣的人,他們就像上天特意派來保護我的神靈, 讓我心中那顆尚顯嬌嫩的九重葛不至於被險惡的環境掐滅,直到後來在陽光下蔓成鮮紅豔麗的茫茫一片。我時時想起這些善的使者,想起便覺溫暖——那不只是賣火 柴小女孩手裡的微芒,而是放著豪光冒著灼熱跳動空氣的真火爐,無論外面風狂雨驟還是飛雪漫天。

我現在還能回憶起來的最早人生畫面,是一個傍晚。白得有點發冷的圓月,巨大空曠的藍天,幾朵白雲在緩緩漂浮,藍天之下,一個中年男人弓著腰費力地拉著 一輛手拉車,這輛手拉車已經不那麼新了,扶手被車伕們的汗水漬成櫸木色,發出淡淡的油光,車上放著鍋碗瓢勺被縟鋪蓋卷,中間還擱著個大樟木箱子,車頭坐著一個女人和一個二歲半的男孩。這個中年男人將他一家三口拉進一個貧困和匱乏的春天。

那是一段快樂的童年時光。父母東挪西借,用那時可算筆鉅款的900塊錢蓋了個農舍,南邊是個面積幾十倍於農舍的大水塘,水塘的盡頭是一棵七八個大人才 能合圍的大樟樹,樹冠如巨大傘蓋,是小朋友們夏日嬉戲大人們夏夜月下講鬼故事的好去處,房子的東邊是條泥路,路的兩邊長滿了參參差差的小草,間一些小花, 媽媽有時會采一朵,拿在手裡靜靜地看她。泥路接壤著另一個稍小一點的水塘,水塘的那一頭是高高的卵石瓦房。像所有小朋友一樣,我到附近的小樹林子裡撿柴禾,有時候會走出很遠,回頭看不見家舍,能看見的別人家房子也都變得很小很小;樹林裡有著幽深的神秘,我總擔心那裡會突然冒出什麼活物來;各種叫不出名字 的野花漫野開放,喜鵲、山和尚,還有麻雀在所有枝頭歌唱,我久視而不見久聽而不聞,只撿枯枝回家;夏日驕陽下,孩子們喜歡在水塘邊用一根竹棒捆住帶彎鉤的細鐵絲伸進石縫裡釣黃鱔,那時候缺衣少食,釣來的黃鱔,媽媽做好了讓我和弟弟吃,她總推說不愛吃。後來我知道,飢餓的年代裡,媽媽們總是奇怪地不愛吃孩子 們最愛吃的那些好東西。

阿多尼斯有句詩:「你的童年是小村莊,可是,你走不出它的邊際,無論你遠行到何方。」水塘邊的那個農舍雖已不在,村口那棵大樟樹還在默默地增加年輪,南方的夏日那時還沒有《外婆的澎湖灣》。冬日的夜晚,農舍周邊空曠、黑暗、寒冷,遠處北邊的小山崗影影綽綽,偶爾傳來一兩聲嚎月的狼聲,彷彿很遠,彷彿很近,讓人驚懼,也讓人心生豪氣。高高冷冷的圓月印在水中央,清光靜謐,岸草伏低。風起,平滑如鏡的水面霎時蕩起被時光拍碎的往事,疊水搖波,青冥如淵。冬夜的煤油燈燃出的熟悉氣味,彷彿到現在都還能從空氣中聞到,昏黃的燈光在行止坐臥驚流的空氣中搖曳,年輕的媽媽在給兩個孩子納鞋底補衣褲,心裡惦著十多公裏外山那邊的孩子父親。漂亮的媽媽那時還很年輕,現在卻已皺紋如轍、華發如織。

心理學家們總是提醒人類,用你童年的美好記憶對抗負面情緒,清理心理垃圾。每當夜深人靜,每當心緒難平,每當煩愁入心,甚至在我徹底放空無所用心的時刻,我的大腦都會習慣性地切換到自然模式,開啟那個近四十年前或煙雨迷濛或夕照無垠的南方農村。這個彷彿花果遍地飄香四溢窗明幾淨的心理療養所,無法帶給我財富地位,無法帶給我學問成就,也無法賜予我愛情安逸,但它能消融一切憤怒和悲傷,撫平所有傷口,即使要用恐懼消炎,也是為了治癒遠行的腿傷。那是我僅 有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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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個小村莊生活的時間是文革後期。我還清楚記得1976年那個高音喇叭播放哀樂的肅殺寒冬,也記得那個七歲小屁孩扯著標語喊口號「反擊右傾翻案風」繞村遊行的夏季,甚至還記得全村歡慶王張江姚失勢的那個晚秋……那時候,天是藍的,水是綠的,房子是破的,衣服是舊的,人民是愛鬥爭的,臉是菜色的……。三十年後,我曾心情複雜地回顧舊地,除了原先的家已被一座鑲著藍色窗玻璃的巨大三層樓替代,村裡的房子還是那樣密匝挨擠,卵石牆比以前看上去更像隨時要倒塌;年輕人都做生意或打工去了,這裡主要生活著老人和孩子,老人們在那個白牆灰瓦的昔日祠堂裡下棋打牌,孩子們嬉水抓魚玩泥巴,小溪裡丟滿了垃圾……不管人為還是自然傑作,這就是這半個甲子以來的中國。

這是個小小的南方小村莊。在水塘邊,樟樹下,在陽光下反射著耀眼藍光的樓房前,當年那個釣黃鱔撿柴禾吃不飽飯的小男孩已過中年,他在遙遠北方的一個大學裡教書,他不知道自己何時失業,也不知道是否一直都能自由地回到水塘邊默默想起「水是記憶的形式。」

2013年10月26日初稿 2013年11月17日二稿

2014年1月5日定稿於追遠堂

文章來源:微博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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