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青年給鄧麗君寫了一封信 結局他未曾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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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2月24日訊】(新唐人記者公孫覺綜合報導)1985年大陸一青年男子收聽廣播歌曲後,給台灣當紅歌星鄧麗君寫了一封信,結果喪失政治前途,從此整個人生命運被改變,但他並不言悔⋯⋯

時年51歲的一大陸男子何軍,2月24日在台灣《旺報》刊登一篇文章《我給鄧麗君寫過一封信》,當年21歲的他喜歡在廣播中收聽鄧麗君的歌曲,以為鄧麗君是一名普通歌唱演員,「應該寫封信鼓勵鼓勵她」,於是寫了一封信。幾天後中共國安人員氣勢洶洶找上門來嚴厲審問,斥責他收聽敵台還給敵台的鄧麗君主動寫信,成了巨大的政治污點,最後「以工轉幹」的機會就這樣徹底的畫上了句號。

大陸網民敬稱為「國民歌后」的鄧麗君,2009年被中共《中國網》評選為最有影響力文化人物,但在1983年前後,中共領導人積極推行所謂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宣稱鄧麗君的歌曲是「黃色歌曲」「靡靡之音」,認為歌詞裡的「男歡女愛」是重大的精神污染,在輿論界展開嚴厲的批評。鄧麗君的錄音帶被徹底清除,當局恐嚇說如果發現有私藏,絕對沒收並且罰款。作者當年所處的正是那場運動的高峰期。

其實鄧麗君是文藝界公認的德藝雙馨華語女歌星,她的唱片銷量達4800萬張,至今無人能夠超越;她的正義勇敢精神也沒有那個港台藝人可以相比。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後,鄧麗君在香港參加了抗議集會,頸上掛著「反對軍管」的牌子,在30萬人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中,演唱她特創歌曲。她還當眾宣布過:「我回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那一天。」她說到做到,至死沒有登上中共獨裁的大陸土地。

她也非常關愛大陸人民的命運,1991年在金門前線馬山觀測所時,鄧麗君向大陸喊話說:「我希望大陸的同胞也可以跟我們享受到一樣的民主跟自由。唯有在自由、民主、富庶的生活環境下,才能擁有實現個人理想的機會;也唯有全體青年都能夠自由發揮聰明才智,國家的未來才能充滿光明和希望。」

鄧麗君的許多情歌現在大陸已經是家喻戶曉,可她那些關心中華民族前途和人民命運的歌曲,至今在大陸文藝舞台上被禁唱,這些歌曲有《梅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中華民國頌》、《台灣好》等。

以下附上何軍的《我給鄧麗君寫過一封信》全文:

1985年5月的一個初夏,那時,我才21歲,像往常一樣,到了晚上,又打開家中的半導體收音機,收聽一個叫《為你歌唱》的電台節目,這個電台播出的都是台灣歌曲,那天晚上,電台剛好又播了鄧麗君的歌,播音員還告訴大家,如果喜歡鄧麗君的歌,可給鄧麗君寫信,她會寄歌碟給大家,並播出了收信的地址。

那時,對鄧麗君的瞭解並不多,知道鄧麗君,還是一次偶然在收聽廣播的時候,聽到了她的歌,當時還以為她只是一位很普通的歌唱演員,正因如此,自己常常想,應該寫封信鼓勵鼓勵她,告訴她,她的歌是如此的動聽,好多人都喜歡聽。於是,在1985年5月的一個初夏,我給鄧麗君寫了一封信。

愛聽小鄧唱歌

信中,並沒有向鄧麗君索要歌碟,從小父母都教導我們,不要隨便向人家要東西,雖然播音員告訴聽眾,鄧麗君會將歌碟寄給大家,但我仍沒有去索要,我只是想寫信鼓勵她,告訴她,不僅我很喜歡聽她的歌,我周圍的許多人,也都很喜歡聽她的歌,是她的歌聲,給我的生活增添了許多快樂,並希望她再接再厲,唱出更好聽的歌。

信寄出不久後的一天上午,單位的書記,叫我去他辦公室一下,我以為,我的轉幹被批准了,心中大喜。

當時在單位,我一直是以工人的身分,從事幹部崗位的工作,就是人們常說的「以工代幹」。幹部家庭出身的我,一直都將進入政府部門去從政,努力工作爭取當領導,視為我人生最理想的工作奮鬥目標,但沒有幹部身分,是進不了政府部門,更談不上去從政當領導了。但就在給鄧麗君寫信的不久前,單位給我說,準備向上級為我申請幹部指標,並說,這是國家最後一批的「以工轉幹」指標,以後不會再有。

興沖沖的走進門,卻發現兩個陌生人很嚴肅的看著我,氣氛也有些緊張,書記說,這兩位是國家安全部門的,說完,就離開了辦公室。

「國家安全部門的?」我正在納悶,對方發話了:

「為什麼給敵台寫信,是自己主動寫的,還是有人教唆你寫的。」

「給敵台寫信?」我聽到之後,腦子一下都懵了。

「你父母的姓名,工作單位,兄弟姐妹的姓名,工作單位?」

雙方一問一答幾個回合後,他們也覺得,我還真的不像給敵台寫信的特務,於是,善意的提醒我,是不是給國外的地址寫過信?

這下,我忽然想起,給鄧麗君寫信的地址,是日本東京,中央郵局的某個信箱,於是我將給鄧麗君寫信的事,如實的告訴了對方。

給敵台寫信

審問持續了數小時,臨走時,他們告訴我,我不僅收聽敵台,而且還主動給敵台的鄧麗君寫信,屬於很嚴重的政治問題,本是準備來我們單位,抓我去國家安全部門審問的,但我們單位的書記說,我在單位表現不錯,也很有發展前途,來單位抓我去審問,對我影響不好,於是,才改在書記辦公室對我進行審問,對我的處理結果,到時會通知單位。

於是,我在惴惴不安的日子裡,等待著處理結果的到來。

幾天過去了,數十天過去了,處理的結果沒等到,反而聽到了,與我同時填轉幹表的同事和同學,都已經正式轉為國家幹部的消息。我匆忙找到黨辦具體辦事的同事,他告訴我,轉幹,對政治審查很嚴,因為我收聽敵台,還主動給敵台的鄧麗君寫信,屬於很嚴重的政治問題,我的轉幹指標取消了,並且還告訴我,這是國家下發的最後一批「以工轉幹」指標,以後不會再有了。

我不相信,這是最後一批的「以工轉幹」指標,總以為,等我給鄧麗君寫信而遭到審問這一風頭過後,單位會給我轉幹的。我癡癡的,仍舊滿懷希望的等待著。

從此人生轉向

一年過去了,數年也過去了,我終於忍不住了,便找對我還不錯的書記詢問,書記很吃驚的說道:你還在等呀,不是給你說了嗎,你的轉幹指標早就取消了,繼而又很心痛的對我說,你不該給鄧麗君寫信,那可是最後一批的轉幹呀。

轉不了幹,就進不了政府機關,更談不上去從政,去努力工作爭取當領導了,自己人生所追求的,最理想的工作奮鬥目標,算是徹底破滅了。

怎麼辦?從政的路堵上了,那就從商吧,痛定思痛,我毅然從內地去了廣東,投入了商海。

如今,與我同時填轉幹表,並成功轉幹的同事和同學,許多都已是局長或書記了,偶爾相見,他們都會感慨的說:「如果你當初不給鄧麗君寫信,現在也是書記了」。

至今不後悔

是呀,一晃近三十年過去了,寫信時,我還是一個21歲多的小青年,如今,已是51歲的中老年人了,但我並不後悔,我為自己至今仍保留著,年輕時面對社會和陌生人都充滿著真誠的感情而驕傲。

只是,難免覺得一些遺憾,遺憾的是,鄧麗君並沒有收到這封信,她並不知道,在三十年前,有一個大陸的小青年,曾經為了鼓勵她,而給她寫過一封信,信中告訴她,她的歌,很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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