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樹:重拾孝順──傳統文化與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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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傳統文化被稱為「神傳文化」,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輝煌歷史中充分展現過,即真正的中國文化。

黨文化是附著在中國文化之上的一種附體文化。(節選自《解體黨文化》之三)

人的大腦容量是有限的,如果一個人接受了很多傳統文化,那麼他就是一個傳統的人;如果一個人被長期灌輸黨文化,那麼他就是一個具有「黨性」的人,他勢必傳統的東西就少。在人類有限的大腦容量裡,好東西接受的多,壞東西就會少;否則反之。這是一個反比例的關係。

放眼當下的中國大陸,處處都充斥著黨文化,傳統氣息難以尋覓。黨文化是中國共產黨有意圖地、強行地灌輸給中國人的。現在該是我們清醒過來的時候了,不能將黨文化繼續下去,不能被黨文化折磨和欺騙到底。那麼我們就要重新學習傳統文化,認清黨文化的表現和思維方式,漸漸地就會喚醒我們內心深處沉睡已久的傳統底蘊。

以「孝」為例。

《弟子規》中說:

「首孝悌,次僅信。」

大意為,第一重要的是孝順父母、尊敬兄長;第二重要的是小心謹慎,誠實守信。

「親所好,力為具;親所恶,謹為去。」

大意為,父母親喜歡的事物或行為,子女要盡力為他們做到;父母親討厭的事物,子女要謹慎地為他們排除,小心改正。

而中共教中國人什麼呢?

張志新的女兒林林回憶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經歷:「瀋陽法院來的人大聲說:『你媽媽非常反動,不接受改造,頑固不化,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罪上加罪,政府考慮加刑。如果處以極刑,你是甚麼態?』……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樣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強裝鎮靜,強忍著淚。爸爸說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掉淚,不然就同媽媽劃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說:『如果確實那情況,政府怎麼處理都行。』法院的人又問:『處極刑,收不收屍?張志新獄中的東西你們還要不要?』我低著頭沒說話。爸爸又代我說:『我們甚麼都不要。』……爸爸領著我和弟弟從縣城招待所出來, 跌跌撞撞,頂著呼嘯的風雪回到家。沒有做飯,爸爸將家裏僅剩的一個窩窩掰成兩半,分給我和弟弟吃,說:『吃了早點睡覺。』我靜靜地躺在炕上。爸爸獨個兒坐 在小板凳上,對著燈發愣,他瞅了瞅炕上,以為我和弟弟睡著了,就慢慢地站起來,輕輕地把瀋陽家裏帶來的箱子打開,翻出媽媽的照片。看著看著,爸爸禁不住流淚了。我翻下床,一頭撲進爸爸的懷抱,放聲大哭。爸爸拍著我,說:「不能這樣,不能讓鄰居聽到。」聽到哭聲,弟弟醒來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緊緊地摟在懷裡。 這一夜,我們不知流了多少淚,卻不能大聲哭。」(節選自《九評共產黨》之七)

親人被定為「黨的敵人」後,家屬必須表明立場,不能含混。章伯鈞被打成右派以後,他的兒子、妹妹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進行批判。另一個毛澤東親自指定的右派儲安平的兒子則這樣教訓自己的父親:「我要給儲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時懸崖勒馬,好好地傾聽人民的意見,挖掘自己反社會主義思想根源,徹底交待自己的問題,以免自絕於人民。」

於是乎,一方面人們在一次次鬥爭中被強灌鬥爭思想,另一方面又正是在這樣一次次「觸及靈魂」的鬥爭中,為了生存,人們被迫學會了用厚厚的冷漠包裹自己的良知,學會了唯有打擊、整垮別人,才能保全自己,不少人由此認定「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便是真實的生活的法則。(節選自《解體黨文化》之二)

中共發起的整人運動,從來都是你死我活式的,一波又一波,一次有一次……一切傳統的人倫都變得那麼遙遠。某些人的人性不足是與生俱來的,比如:1983年,楊秉城(黑龍江省參事室主任)在北京西山中共中央黨校與薄一波聚首長談:「文化大革命中揀了條命,別說人要整死咱們,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連我兒子小熙來也給我一頓鐵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這個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幾腳,當時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斷,看他這個六親不認,手毒心狠連他爹都往死裡整的樣子,這小子真正是我們黨未來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後肯定會有大出息。」

像薄熙來這種不需中共教唆、威逼就沒什麼人性的,是少数。無論天生的,還是後天被逼的,人在失去了基本人倫道德以後,準確地說,人性少得已經不像是人了。為了讓黨滿意,什麼事都幹得出來。這太恐怖。但却是中共最希望看到的。

噩夢延續至今,今天的中國人,不尊敬長輩的、呵斥父母的、對父母惡語相向的、更甚者殺害父母的……這恰恰是中共所希望的。在中共看來,只有放棄人性的,才可能為中共所用,才可能與中共為伍,才可能具備黨所說的黨性。黨性與人性是格格不入的,完全對立的。我們只有一條路,清理黨性,解體黨文化,找回人性,走回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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