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9月3日訊】(新唐人記者馬寧綜合報導）1957年，前中共黨魁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期間，大言不漸的說中國的經濟要「超英趕美」。由此，從1958年開始了荒唐且慘絕人寰的紅色恐怖運動_——大躍進。毛澤東還提出在大躍進期間，不能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治多數人，開會就是法律。
《毛澤東是大躍進浮夸風的始作俑者》一文中說，進入大躍進時期，毛澤東不顧客觀規律制定超高標準的計划，海量的指標，層層加壓，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導致浮夸風泛濫。大躍進在農業生產上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各地爭先恐後大放各種高產「衛星」，於是有了畝產七八千斤的小麥，幾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的水稻。
在中共的暴政下，誰都怕當「大躍進消極分子」，因此為了迎合中共高層的心理，全國上下虛誇吹牛成風，致使數千萬農民被鋨死。而且還出現了人吃人的慘況。
公安系統在大躍進中製造了慘絕人寰的紅色恐怖
毛澤東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和刑法那一類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我們主要靠會議，一年搞四次會，大躍進，就沒有時間犯法！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
大躍進期間，從中共中央到地方沒有人把法律放在眼裡。同時，毛澤東還親自審閱公安機關如何開展「大躍進」的工作計劃要點，並逐級下發到各個地區。
題為《公安工作「大躍進」》的文章中披露，公安工作「大躍進」的口號有了，目標有了，如何實現呢？辦法就是動用專政工具，把社會上那些被認為是壞人和可能成為壞人的人，有可能犯罪、潛在犯罪的人，統統抓起來，關進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審查所、集訓隊、監獄，讓他們沒有辦法搞破壞活動。
當時政法部門為了「大躍進」提出一句口號，作為公、檢、法三家的行動準則：叫做「一長代三長（公安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一員頂三員（偵查員、檢察員、審判員）；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在這個口號指導下，公、檢、法三機關等於一個機關，沒有任何制約和監督。黨、政領導，三家幹警，帶上空白逮捕證，走到哪裡捕到哪裡，想逮捕誰，就逮捕誰；所謂回來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
文章中稱，於是從中共中央到地方，層層制訂捕人計劃，下達捕人指標。所以從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數超過1949—1957年的總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達的捕人指標是4.5萬人，結果安徽省超額完成任務，全年逮捕了10.1萬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萬多人。
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數是無辜的勞動群眾。被拘捕的人中約有1/3左右死在關押場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間慘案。
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在「大躍進」運動中，獨斷專行，全省哀鴻遍野、餓殍載道，400萬人被活活餓死，就這樣，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安徽省3年中死在勞改農場、看守所的已決犯和未決犯罪嫌疑人、勞教人員5萬多人，占這些人員總數31%。
青海省1958—1960年，3年中就逮捕了63064人，約佔這3年全省平均人口244萬的2.6%。青海省省屬勞改、勞教系統3年死亡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49304人，佔總數16萬人的30%。
運動期間的一張判決書可以見證當時公檢法是如何草菅人命的。
由於公、檢、法三家變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會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審判員少，於是事先將判決書印好，判人的時候不開庭，不和被告人見面，不審問，只在印好的判決書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樹州法院有一張判決書竟判了183人。判決書這樣寫他們的「罪行」：「被告×××，解放前後一貫不務正業，品質極端惡劣，曾先後姦汙有夫之婦607人，強姦婦女51人，雞姦305人，互相雞姦30人。」
大家可能看不懂這莫須有的罪名，更看不懂這判決書是怎麼回事。原來這183人中有11個婦女，172個男人，把他們通姦（包括男女），強姦、雞姦、互相雞姦累計統計起來，得出那個總數，而不分每個人有多少這樣的行為，可是從文字上看，似乎這183人每人都強姦了607個人，包括11個婦女也犯了強姦、雞姦罪。這張判決書，是省委工作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樹州檢查時發現的。
文章還指出，「大躍進」時期以及歷次政治運動中發生的種種荒謬透頂的違法亂紀行為，事情發生在下面、在基層，根子在上面，在中共中央。
毛澤東在世時，一直將自己一手製造的災難歸咎於「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但那三年中國的自然災害與往年相比並沒有特別的嚴重。顯然，這場慘劇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澤東和中共。不管毛和中共再怎樣掩蓋真相，這一古今中外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正隨著越來越多史料的披露而為人們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