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四年八、九月份，遼寧鞍山市鐵西法院對法輪功學員唐超非法審判。法院給唐超指派了一個法律援助律師，這名律師起初還以有罪、輕微違法進行辯護，後來聽到兩位正義律師從憲法、刑法、國際公約、普世價值角度的辯護，條條明析透徹，講得全場的人心服口服，這位被指派的律師一改初衷，為唐超作出了正義的辯護：無論從國外、國內的哪條法律，唐超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唐超無罪。
按照中共的無理要求，這些被指派的律師原本是不能夠為法輪功學員作無罪辯護的，因為中共在內部早已作了規定，就是無論法輪功學員多麼冤屈，多麼清白，多麼無辜，只要被推上了法庭，中共指派的律師就只能給他們作出有罪的辯護。
中共迫害法輪功，本來就是違犯中國法律的。中國憲法講，公民有信仰自由，而中共卻不準法輪功學員信仰法輪功。中共非要迫害法輪功，非要把法輪功學員投入到監 獄中去，這就涉及到法輪功學員的行為是否能認定為有罪的問題。如果法庭上法輪功學員本人堅持自己的信仰，律師再從法律的角度上作出無罪的辯護，那法官還怎 么判法輪功學員有罪？還怎麼將法輪功學員投入監牢？
為解決這個問題，中共在迫害法輪功之初就對全國的律師下發了通知，不允許律師代理法輪功 案件。可是隨著形勢的變化，有些正義的律師開始衝破中共這個非法的規定，越來越多的律師站出來為法輪功學員作無罪辯護。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又耍弄了一個花招，或者威逼法輪功學員辭退正義的維權律師；或者假意為法輪功學員指派一個律師；中共這樣做的目的是，只要指派律師做出有罪的辯護，家人請的正義律師辯護 的再好也不聽你的。當然在中共看來，這個被指派的律師是絕對不能對法輪功學員作出無罪的辯護的。
被中共指派的律師在對法輪功學員的辯護上是受限制的。因為中共為鉗制律師，對律師專門設置了一個年檢制度。哪個律師不聽它的話，它就會在年檢時設置障礙，甚至將律師的從業資格吊銷。所以相當一部份 被指派的律師，明知判無罪的法輪功學員為有罪是完全違背中國的法律的，也不得不違心的配合中共，對法輪功學員作出有罪的辯護。
那麼，這位為唐超辯護的指派律師當庭做出無罪的辯護時，自然就使得在場的中共人員無所適從。我們且不問這個指派律師，是出於同行精彩的無罪辯護影響了他，或者是真正的出於良知，對法輪功學員作出了無罪的辯護，就他這一正義辯護的本身，就是打了無恥的中共一記響亮的耳光。
在對法輪功學員的非法庭審中，中共指派的律師不配合中共的現象時有發生。我們看下面的一個案例。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四川廣漢市法院對法輪功學員楊華蓮、廖小蘭、黃定成非法開庭。當日旁聽席的九十九個位子，絕大多數都被政法委、「610」（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公檢法、醫護人員等佔滿，法庭外的過道上還站了不少人。法庭上，三名法輪功學員講述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兩名正義律師從法律的角度，旁徵博引，有理有據地作出了「修鍊法輪功無罪，製作散發法輪功真相資料無罪」的有力辯護。在正義律師的影響下，被法院指派的律師也作出了對法輪功學員有利的辯護。這場精彩的辯護使得法輪功學員楊華蓮回到家中。
當然還有一些律師，他們確實是出於良知，出於正義，即使是被中共指派了，他們也堅持自己對法律的恪守。例如：原湖南衡陽車輛段郴州列檢所職工法輪功學員廖志軍，因被懷疑在牆壁上噴寫「法輪大法好」和「退黨」等內容的標語，被綁架後，又被推上了法庭。法院指派的律師吳鏗錚先生，在第一次庭審時說：原則上廖志軍 按「真善忍」做好人沒有錯。第二次庭審時又明確指出：在牆上噴寫字，社會危害性不大，社會危害嚴重性沒有證據證明，社會影響也不大；也沒有一個確鑿的證據證明那一定是廖志軍所為。
一個被中共指派的律師作出這樣的辯護，確實難能可貴。可是即使這樣，中共的法官還是誣判了廖志軍四年。吳鏗錚律師對此評論道：本來是個很小的事，卻非要搞的這麼大。他們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誰輸誰贏是他們說了算。
這些被中共指派的律師敢於違背中共的要求為法輪功辯護，既需要良知，更需要勇氣。他們的正義辯護就是在維護社會的正義，維護人間的公理，就是對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重重反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