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豐:《穹頂之下》的中國社會意識形態內容

柴靜的紀錄片《穹頂之下》一夜之間紅遍網路,這部片子中觸目驚心的事實和詳實的調查數據令人折服,尤其是柴靜自掏腰包一百多萬來製作這樣一部公益紀錄片,不得不讓人由衷地敬佩。不過,中國歷來是槍打出頭鳥,這部片子隨即引發了一場輿論博弈,有不少人指出:柴靜抽煙,所以生下患有腫瘤的嬰兒完全可能是她自己的責任,不能歸咎於霧霾;另外,柴靜開大排量的車,這足以證明她說一套做一套;有人還拿出當年柴靜採訪中科院副院長丁仲禮的視頻,並以《柴靜PK中科院院長女神遭完美碾壓》為題來嘲諷柴靜這種「吃中國人的飯砸中國人的鍋」的賣國賊行為。當然,柴靜赴美產子則更是一個讓人無法辯駁的鐵證如山的事實……

在探討之前,我們權且將中國當下這種社會輿論現象稱之為「柴靜現象」。簡單來說,就是在中國,你做任何一件好的事情,總會有人千方百計找出證據來說明你做這件事情是有企圖的、虛偽的、陰險的、齷齪的;你做任何一件壞的事情,總會有人來證明這實際上是正義的、是愛國的、是為人民著想的、是值得同情和支持的。當然,本身很多事情的確難以評判是絕對的好、或是絕對的壞,而且本身也應該允許對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中國的這樣輿論現象,既不是觀點差異或理性探討的問題,也不是言論自由或是非判斷的問題,而是「社會價值體系分裂」的典型表現。

社會價值體系分裂有典型的四個特徵:

1、防禦性地懷疑;

2、宣洩性地對立;

3、自慰性地逃避;

4、利益核心主義。

1、「防禦性地懷疑」主要來自於慣性思維,即對於突然出現的一種新奇或異常現象本能地產生懷疑,這種懷疑不是出自於好奇或探究的心態,而是出自於強烈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2、「宣洩性地對立」即為了體現自我觀點正確或視角獨特,對於自己不接受的觀點進行宣洩性的攻擊,若在己方論據不足或明顯理虧的情況下,便採用佔領道德高點、給對方貼標籤、甚至侮辱謾罵的方式進行攻擊。3、「自慰性地逃避」就是在眼前所見事實與自己先前的價值理念體系嚴重衝突、但自己也能判斷出事實是的確存在的,不過由於無法改變現狀或不願意承受內心價值體系遭受衝擊,而進行「選擇性失明」來逃避的一種現象。4、「利益核心主義」即自己的實際利益選擇,與自己對外宣揚的價值立場和道德標準可能完全相反。

我們先舉一個實例,1998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在北大演講時,現場有七位學生提出一些非常尖銳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共同特徵是帶有強烈的「愛國主義色彩」以及咄咄逼人的「反美情緒」。不過事後這七位學生接受採訪時均表示,美國對他們有十足的吸引力,是他們非常嚮往的地方。這裡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叫做馬楠的女學生,她當面痛斥美國人權狀況惡劣,兩年後本科畢業卻選擇到「人權狀況惡劣」的美國去留學,後來還嫁給了一個美國人。(參考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e70760101ad86.html)這是一種典型的「人格分裂」。但這不是北大學生的個案,十幾年後的今天,我們從芮成鋼、司馬南、以及無數中國高官、富豪身上都看到了這種更加明火執仗的「人格分裂」。

從這些實例上可以看到,我們所提到的四種「社會價值體系分裂特徵」在很多人身上並不是孤立地存在某一種,而是四種同時並存的!而這個群體規模之龐大,足以證明這不是某一個特定群體中的偶然現象,而是整個社會意識形態出現嚴重問題的其中一個表象。因為不管是北大學生,還是芮成鋼、司馬南、高官、富豪,這些人幾乎構成了中國所謂的社會精英階層的絕大多數。那麼可想而知,將這些「精英階層」作為榜樣來學習的普通社會階層又會是什麼心態呢?這個如同社會犯罪率一樣,當超過一定比例的時候,就不能說是某些個體的犯罪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有某種力量在不斷地誘導人們去犯罪。比如中國的貪腐泛濫、污染泛濫、毒食品泛濫、暴力和性交易泛濫,並不是某些人天生如此或本身願意這麼做,而很有可能是被鼓勵這樣做、或不得不這樣做。

社會價值體系分裂也是一樣的道理,就是有某種力量在誘導和鼓勵這種分裂。那麼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在實施誘導和鼓勵呢?

在分析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這種社會價值分裂的具體表現形式,即「個體立場的對外表達」。這種所表達的「立場」有很大程度上並不是自己真正的立場,因為這些人選擇的實際利益與其所表達的恰好相反。這個就如同北大學生質問柯林頓、芮成鋼調侃駱家輝、司馬南批判美帝國、劉雲山談精神文明一樣,「反向立場表達」不過是他們獲取真實利益的一種途徑。我們引用參考文章中的一段評論——「這是怎樣的一代精英呢?這是喪失了自身價值觀的精英們,他們所保留的僅僅是自己的利益,他們的表演沒有其他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獲取利益。他們的表演就已經內在化了,他們連意識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沒有了。他們只知道:說那些對自己有好處的話。久而久之,他們把表演當作了本色。」

也就是說,人格分裂的人無法意識到自己是人格分裂的(或是即便意識到自己言行不一,他們也不會認為自己是人格分裂,頂多承認是逢場作戲罷了)。而「社會價值分裂」就是由無數個這樣無意識的「個體人格分裂」混合和化學反應後形成的一種綜合體。這種綜合體就如同一個虛擬的母體,它隨時隨地能產生出人格分裂的個體;反過來,人格分裂的個體也不斷地在鞏固和壯大這個母體。我們今天看到的「柴靜現象」就是這個看不見的「怪物母體」的典型產物。

既然知道了這個母體的構成因子是「個體人格分裂」,而且又發現這些因子存在著普遍的共性,那麼我們就可以從「個體」的角度去剖析「社會價值分裂」了。我們知道,個體意識或個體價值觀的建立主要來自於教育,包括三方面:1)家庭教育;2)學校教育;3)社會教育。而在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下,這三種教育可以歸併為一種,即「洗腦教育」。這種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維護現行體制的工具人、或具有自我奴化意識的良民。在高度封閉和高壓管制環境下,洗腦教育的效果是最好的,比如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或今天的朝鮮。洗腦教育主要培養的是「盲從型人格」但不是「分裂型人格」,因為「盲從型人格」本質是沒有自己獨立人格的,而「分裂型人格」是在獨立人格和利益立場發生糾葛時表現出的一種人格。那麼到底是什麼導致了這種現象呢?

我們說,行為來自於意識。人格特徵實際上是意識特徵的外在反應。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分裂型人格」來自於如下幾種意識:

1、不安全意識;

2、羊群意識;

3、復仇意識;

4、弱肉強食意識;

5、對壓抑的宣洩意識;

6、同類競爭意識;

7、損人利己意識。

「不安全意識」主要來自社會保障匱乏,在生存和更好地生活之間奔忙的人們是這種意識的主要群體。由於中國社會資源被權力和少數人控制,人們為了獲取更好的生活條件,就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獨立人格來換取這些條件。正如很多人本身不願意通過行賄或出賣肉體來獲得某些資源,但在實際行動中卻積極地實施行賄和出賣肉體,這種意識與行為的分裂就是來自於不安全感。但這種行為越來越多的時候,人們就反而不認為這是可恥或不正常的,而是成為了一種通行的潛規則甚至明規則,這時候就形成了「羊群意識」,即大家都是這樣的,那麼我這樣做就是心安理得或是正常的。「復仇意識」來自於從小接受的屈辱歷史、報仇雪恨、革命鬥爭教育,在大國崛起後認為有能力雪恥的時候,這種復仇意識就體現出來了。北大學生質問柯林頓,本質上是學生把柯林頓作為宣洩這種復仇情緒的對象。這種宣洩帶有強烈的羞辱意味,正如芮成鋼調侃駱家輝坐經濟艙是因為美國欠中國的錢一樣。中共的教育宣傳中經常用諸如「周恩來總理如何駁斥美國某某領導人」或「鄧小平如何機智應對美國某某人的刁難」來給學生造成一種潛意識,即這種語言的反擊和羞辱是一種「高、大、上」的智慧。那麼北大學生作為天之驕子,自然不會放棄這種展現智慧機會。他們在做這樣事情的時候,並沒有感受到有什麼不禮貌,而是認為無上的自豪。正如很多人宣揚去日本狠狠地玩日本女人來表達自己的一腔「愛國熱情」是一樣的。

但是北大學生是否敢在單對單的情況下,獨立挑戰柯林頓呢?這種可能性幾乎沒有。首先是學生在接受採訪時表達出的真實立場決定了他們不會這樣做,其次就是他們的「羊群意識」在起作用。因為他們的「弱肉強食意識」能讓他們本能地識別出,柯林頓是絕對的強者而自己是絕對的弱者,所以他們一定會選擇在「人多勢眾」的場合來發出這種挑戰,也就是常說的烏合之眾心理。這個從「愛國者」抵制日貨、打砸搶日本商店和日系車就能看出來,幾乎沒有人真正願意去登上釣魚島或為保衛釣魚島而戰,所以是一種「對壓抑的宣洩意識」的體現。

這種畸形的宣洩情緒之所以被認為「愛國」,很大程度上是個人以為在替國家、替民族說話或報仇雪恨,他們為自己的這種挺身而出維護「集體利益」的豪情所感動。這個其實與董存瑞炸碉堡、黃繼光堵搶眼、向秀麗為搶救國家財產而犧牲的教育有關,正如朝鮮有人在洪山中為搶救金日成將軍的畫像而犧牲是一樣被認為高尚和勇敢的。雖然中共編造的這些故事在今天已經被一個一個地揭穿,但這種故事所傳遞的價值意識卻已經深深地紮根在人們潛意識中,內化成思維模式的一部分,人們在自己的日常行為中不自覺地被控制著。

另外,「同類競爭意識」在中國人中體現很明顯,雖然中共一再地教育人們愛祖國、愛集體,不過實際上教育出來的都是極度個人利益主義的個體。在不安全意識、弱肉強食意識、羊群意識的共同作用下,就形成了「損人利益意識」甚至是「若不利己,寧可損人」的現象,即若我得不到好處,那麼別人也別想得到。具有「損人利益意識」在實施行為的時候,會先用「弱肉強食意識」進行識別和過濾。當對方足夠強大而自己望塵莫及的時候,那麼就選擇服從和追隨,至少是不會正面挑戰,因為要從自身利益出發;而當對方本來與自己處於同一個層次,而突然脫穎而出時候,那麼就會激發出潛意識中強烈的嫉妒意識,從而為了讓這隻「出頭鳥」回歸「羊群」而發動攻擊。這種攻擊的前提是判斷「是否安全」。

舉例來說,假如做《穹頂之下》紀錄片的人不是柴靜,而是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假設周永康沒有被拿下),那麼人們會如何反應呢?估計今天在批判柴靜的那些人,要麼歌功頌德,要麼想罵也不敢吱聲。因為「弱肉強食意識」讓他們知道批判周永康是「不安全的」,因為這一類人對自己的利益有非常本能的判斷。此類似的現象中,我們可以拿孔慶東、司馬南作為例子,他們就是典型的根據風頭強弱來發表觀點的學者。其實很多人以為視覺獨特,找到了批駁柴靜的論據,實際上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與孔慶東、司馬南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關於柴靜採訪中科院副院長丁仲禮,可以看這個視頻http://v.qq.com/page/i/i/1/i0148ffe4i1.html。其實本來是一次正常的採訪,但在柴靜發表《穹頂之下》紀錄片之後,這個很多年前的採訪記錄被重新掛到網上,並美其名曰《柴靜PK丁仲禮》。仔細看過這個視頻就知道,柴靜和丁仲禮談論的是碳排放的「正當性問題」和「公平性問題」。柴靜不是完美的人,她是從一個「人類應該減少碳排放」的角度去思考,而丁仲禮作為一個高級學者,是從「碳排放標準對於不同國家是否公平」的社會和政治角度去思考的。他們的談話更像是提問和對答,或稍微有一些觀點差異,但絕非有人蓄意貼上的「PK」標籤。我們可以用這樣一個例子來比喻,由於食品短缺,幾個胖子(發達國家)和幾個骨瘦如柴的窮人(發展中國家)在探討將來食品如何分配的問題,而所剩的食品都是諸如炸雞一類的垃圾食品。胖子說我將來要少吃,所以窮人也要少吃,但由於胖子之前先吃了很多,體量是窮人的7.5倍之多,現在即便是縮減食量80%,但仍然可以吃到的量是窮人的2.3倍。窮人說這不公平啊,你之前吃胖了,有脂肪儲存,可我還在營養不良階段,即便都少吃,你的食量還是我的2.3倍,這公平嗎?這是丁仲禮的觀點,是完全合理的。而柴靜是一個記者,你無法要求她能從宏觀的政治角度、人類發展角度去判斷(否則她就進中國社科院了),她的觀點是「大家都要減少垃圾食品的攝入」,這種觀點也是合理的。其實柴靜和丁仲禮談的是一個「取捨」和「平衡」的問題,而有人為了打擊柴靜,故意把這個宣揚成是「對立」問題。目前不知道這是不是中宣部的手法,但《穹頂之下》出來後,中宣部發布密令控制這部紀錄片的輿論影響,不能不讓人懷疑中宣部是有可能在攪混水的。關於中宣部的操守和伎倆,在之前的關於鐵流的博文、談論佔中的博文中都有分析,用的手段都非常低劣,不過效果總是非常好的。正如《一步之遙》中的王天王和觀眾,大家都習慣和喜歡這種方式了。

在中共長年累月地全方位立體式全息洗腦宣傳下,整個中國的社會價值體系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中國的社會價值分裂,正是由於處在「半封閉半開放」的情況下導致的,一方面先前的教育已經塑造了很多人的價值形態,另一方面真相不斷曝光又在衝擊著人們的價值體系。有人選擇主動尋求真相和自我啟蒙,而有人故意置歷史事實於無視(極左毛派),而有人擔心價值觀受到衝擊而寧願選擇做「鴕鳥」。其實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霧霾中的致癌物是絕對對身體沒有任何好處的,但由於人們無法躲避和選擇,故此就選擇自我安慰,諸如「目前無法證明霧霾與肺癌有直接關聯」、「任何發展中國家都會經歷這個過程」、「中國人這麼多,死一些不算什麼」……這就是人們想反抗有無力反抗下的無奈,故此中國形成了一種強大的自我奴化、自我維穩的社會意識。甚至在有人證明霧霾會危害到自己生命健康的時候,有些人不是把矛頭對準問題製造者,而是把矛頭對準揭開蓋子的人,「柴靜現象」就是典型的例子。有人說中國會出現革命,其實從這些社會意識來看,中國不可能出現針對於強大政府的革命,只可能出現在強大政府主導下的同類群體的相互殘殺。

不過幸好,在這部紀錄片中我們看到了一絲希望。僅依靠柴靜個人的力量,她根本不可能完成這樣一項調查,因為恐怕有人連採訪的機會都不會給她。柴靜的這部紀錄片無疑是有一定政治力量支持的,從目前跡象看來,有來自於習近平的力量,因為有人分析影片最後鳴謝單位是習遠平(習近平的弟弟)所掌控的機構。這部紀錄片出來後對破除中石油、中石化這樣的壟斷巨無霸無疑是有很大的輿論推動作用的。雖然暴露霧霾的毒害性無疑會引發新一波的移民潮,對中國經濟是非常不利的,但這是一個短期和長期的取捨問題。習近平的風格是直面問題,他在這部視頻中出現提到「APEC藍」,視頻也引用了「法律的尊嚴在於執行」這樣的句子,也能說明這部紀錄片不僅僅是柴靜個人的力量。但柴靜作為一個弱女子,一個孩子遭受不幸的母親,她在一年時間能完成這樣一部具有巨大啟迪作用的紀錄片,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相對而言,那些冷嘲熱諷自以為抓住了別人看不到的漏洞而變相「讓柴靜消失」的人們,在用所謂的道德來綁架一個社會公益行為,其心理如同劉雲山教育中國人精神文明建設和「乾淨擔當」有什麼區別呢?處於劇烈變革前的中國,「柴靜現象」就是各種混雜意識衝擊下,人們長期飽受壓抑後非理性宣洩的結果。不論怎樣,中國需要敢開口說話的人,需要有敢直面問題的人,需要有擔當的人。最近我們也看到習近平做了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講話,這裡的重點不僅僅是公開宣布卸掉劉雲山等左派意識力量的權力,更重要的是其中提到「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因為這個「信仰」絕非共產主義信仰,而是中國傳統文化信仰,這是唯一可能重新凝聚中國社會意識的希望所在。在目前社會意識分裂的情況下,首先需要有強有力的領導來引導這種意識過渡,否則很容易由社會意識分裂引發社會秩序分裂(有極左力量最近在鼓吹革命就是例子)。中國的傳統文化信仰範圍很廣,但核心是有神論,在對社會道德重建有推動作用的有神論當中,佛教首當其衝。這是為什麼習近平曾經在國際場合演講中提到的「中華文化復興,佛教擔當大任」的原因。(在具體的形式當中,禪宗佛教和藏傳佛教均不具備廣泛推廣的特徵。習近平指的這個佛教,最大可能是指法輪功。之後將專門撰文分析,敬請關注。)

最後,回到《穹頂之下》這部紀錄片。柴靜揭露的是霧霾的問題,這個是關注到幾億中國人健康生命和中國社會持續發展的問題,我們應該感謝和慶幸中國還有這樣的人。而不是拐彎抹角地把焦點放到揭露柴靜的問題上。我們都知道南京的「彭宇案」,那位得到幫助卻反咬一口的老人,傷害的僅僅是彭宇一個人么?對於柴靜,我們的焦點到底應該放在她提到的問題,還是因為她揭去了埋在鴕鳥頭上的沙子,而把柴靜作為危險本身呢?正如一句流傳甚廣的微博所言「有些群體,不想解決人民提出的問題,總想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有多少自以為聰明的人不自覺地扮演了這個群體中的一份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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