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國從出現退黨大潮開始，註定了中國共產黨必將走向滅亡，在這巨大的歷史變革時期，中共高層也出現一些大動作。近日高層全票通過了實行憲法宣誓的決定，其中沒有了「忠於黨」等字眼，不向黨宣誓也就意味著北京當局對中共的態度正在釋放某種信號。當前中共的氣數幾乎喪盡，《九評》的廣傳也讓中共普遍認識了其邪惡本質。在普遍退出中共的歷史性變革時期，或即將發生根本性的質的變化。「中國共產黨亡」是天意、是歷史規律、是世界普世價值觀的民主潮流、也是中華民族從劫難中必將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新紀元，誰也檔不住。
共產黨解體是世界潮流
在世界近代思想史上，一百多年前一個共產黨的靈魂在歐洲徘徊，由於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創立了共產主義學說，該學說的流毒傳播跨越近代史、現代史，影響了世界格局，共產主義學說終於被世界認識其暴力邪惡的本質後，其餘波仍然在毒害世界一些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共產運動曾發展到過頂峰，蘇聯在短短十多年時間裡成為歐洲第一強國、世界第二超級大國。但這只是短暫的表象，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多的弊端體現出來。共產黨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是一種高度集中和集權的體制。這種體制嚴重背離現代經濟的發展規律，壓抑了地方、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加上它在政治上無情地消滅各種反對派和壓制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嚴密控制，使整個社會在急速的大爆發之後，處於僵化、封閉和麻木的狀態。
共產主義在世界格局中有了一個較大的陣營，從蘇聯、東歐、中國還滲透到了第三世界不少窮國，甚至阿拉伯世界，包括伊拉克暴君薩達姆的床頭書就是斯大林選集和毛澤東選集。凡是追隨了蘇共和中共的國家，政治上成為暴力國家，經濟上卻帶來了更大的貧窮。
因此，隨著時代主題逐漸向著和平與發展轉移，這種體制使經濟發展緩慢，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失調更加嚴重，制度性的弊端進一步凸現，諸如政府腐敗、暴力屠殺、言論封鎖、控制信仰等等弊端，已經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節奏，和普遍認同的價值觀，迫使共產主義尋找新的出路。
於是，一個推翻共產主義的世界潮流終於出現，1989年開始，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共產主義國家，發生民眾推翻共產黨專制統治的世界潮流，東歐及中歐的共產主義統治國家發生了急劇的政治變化。
1989年10月6日，匈牙利社會工人黨在提前召開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上，決定將社會工人黨易名社會黨，提出要在匈牙建立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體制意向。
1989年東德政局發生嚴重變化。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
1989年12月羅馬尼亞救國陣線委員會取代羅馬尼亞共產黨執政。
1989年11月10日，保加利亞日夫科夫被迫辭職。1990年2月，共產黨自行放棄一黨專政體制。
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發生舉世矚目的天鵝絨革命。共產黨無力繼續操縱軍隊警察和其它國家機構，被迫交出政權。
1990年之後，南斯拉夫的各加盟共和國都舉行了基於多黨制選舉，共產黨未能在選舉中取勝，失去了執政地位。
1990年底，阿爾巴尼亞也宣布開始實行多黨制，國家走上政治多元化和議會民主的道路。
1991年12月25日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為標誌，蘇聯最高蘇維埃於次日通過決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立國69年的蘇聯從此正式解體。
在中國，民眾的民主開放思潮，在當時也走在了世界領先地位，成為推翻共產主義世界潮流的重要部分。波蘭是第一個發生改革的國家，1989年6月4日舉行議會大選，選舉首位非共產黨總理。也就是在同一天，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事件發生後，引起更多共產主義國家的反彈和劇變，使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紛紛解體。世界格局因此發生巨大變化，結束了一個時代，也被認為標誌著冷戰的結束。
成功解體的國家除了羅馬尼亞有流血事件外，其他國家的事件都是用自由選舉，由共產黨和平地移交政權結束，在東歐國家中，阿爾巴尼亞是最後一個共產黨結束執政的國家。
在共產主義紛紛解體的世界潮流中，而當時要求中共解體的民意和引發的訴求大潮最高，絕對人數超過所有國家，而中國共產黨卻沒有被解體，中共沒有順應時代潮流，而是拿出了血腥暴力的看家本領，實行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來換取中共的統治。中共提出「殺20萬保黨20年」的滅絕人性的口號。由於馬克思主義一個外來的血腥暴力的邪教罪惡學說，佔領了中華大地，統治和奴役了中華民族，中共有了這種沒有人性的邪惡本質，才會大肆殺害中華民族的子民。
從1949年暴力奪取政權至今，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及因政治原因導致大量非正常死亡；壓制和屠殺少數民族；對民運、法輪功學員、宗教信徒、異見人士進行鎮壓迫害和屠殺。六十多年間中共前後總計殺戮了8千萬人或更多的生命。死亡人數大大超出了二戰期間全世界的死亡人數。
由此可見，馬克思的異端邪說，對人類生命的肆意殘殺遠比一場世界大戰更甚！其暴力革命學說的本質，就是妄圖用謊言專制代替民主自由，即及共產專制獨裁製度代替民主自由法度。中共儘管通過強制和暴力把自己保存了下來，中共錯失了1989年的解體大潮機會，但卻一直生存在對六四的極度恐懼之中。
從六四以來，中共改革開放的表面繁榮也開始顯露出各種弊端，並產生了一個新的群體——權貴資產階級。這個群體使中共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等方面都陷入了多重危機，中共的前途和命運繼文革後再次陷入了一個死胡同，中共又一次走到了盡頭，再次面臨是否解體中共的重大抉擇。（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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