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日本仿唐改革與大唐禮儀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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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的大唐文明對日本的影響體現在文字、經學、史學、文學、藝術、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宗教、禮儀、建築、自然科學、社會風俗等許多方面,迄今仍清晰可見。不妨先說一說大化改新。

645年,孝德天皇即位,他熟悉中國經史,對古代聖賢的治國之道十分了解,早有改革之志。即位後,他立舒明天皇的長子、深為了解隋唐制度和貞觀之治的中大兄為皇太子,且讓其輔政,並仿照唐朝官制,設左、右、內三大臣和國博士等職,同時重用改革派。在隨後的半年中,很快實現了仿唐的如下改革:始立年號,六月十九日宣布建元大化;作戶籍,校田畝,收兵器,嚴禁豪強兼併;申明官吏奉法必賞,違法必罰;廣開言路;參照唐朝律令研究新制度。

大化改新及其後的仿唐改革

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頒布了《改新之詔》,史稱「大化改新」。具體包括:

一、廢除了世襲氏姓貴族的稱號臣、連、國造、伴造等,制定新官制和冠位制,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度。

二、把各級地方官吏的任免權收歸中央。設置了二官、八省、一台的中央官制和國、郡、縣三級地方行政體系。其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號稱「三公」,與唐朝的太師、太傅、太保相當。左、右大臣之下有大納言、少納言、左辨官、右辨官。左辨官掌中務(管修史、天文)、式部(管官吏任免)、治部(管貴族婚娶、對外事務)、民部(管戶籍、民政)四省。右辨官掌兵部(管用兵、治軍)、刑部(管司法、刑罰)、大藏(管財政、利稅)、宮內(管官田、官營手工業)四省。這與唐朝的尚書省下設吏、戶、禮、兵、刑、工等六部極為相似。彈正台,主監察,分設於各郡,相當於唐朝的御史台,監察各級官吏。地方的國、郡、縣也是參照唐太宗時的道、州(府)、縣三級而設,分別由國司、郡司、里長掌管。

三、廢除皇室和貴族的領地及部民,一律改歸國有,變為公地、公民。與之相應的經濟措施便是效法唐初實行的均田制,施行了「班田收授法」。受田人承擔租稅,一如唐朝的租庸調制:租為每段2束2把,庸為每人每年10日,調為每戶交布1丈2尺。

四、改革喪葬制度,禁止皇室、貴族營造大型陵墓,殉葬品也有了嚴格規定。

在改革過程中,日本朝廷下令先後編撰了以年號為名稱的《大寶律令》、《養老律令》等,把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法律的編撰也仿照唐朝的做法,分成律、令、格、式四種,具體名稱也幾乎與唐相同,稱為戶令、田令、職員令等。

這一時期,日本模仿唐朝,也開始了官修正史的工作,結束了自古以來沒有自己的權威性史書的狀況。它的第一部正史《日本書紀》就是用漢字寫成的。

「大化改新」使日本建立起了一個完全不同於古代傳統社會的新型國家,對日本以後社會發展的諸多領域,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654年,孝德天皇向大唐派遣遣唐使。655年,孝德天皇病逝,齊明天皇即位,中大兄掌握大權,661年稱制。668年,中大兄即皇位,是為天智天皇,671年去世。天智天皇在位十年間,繼續推行改革,並下令仿照唐朝,編成日本古代第一部正規法典《近江令》以及日本最古的較為完備的《庚午年籍》。其後的天武至元明天皇(673年—723年)間,也繼續推進仿唐的改革,制定了更多的律令,使日本汲取了中國最為先進的文明。

大唐禮儀之影響

遣唐使們帶回日本的不僅包括物品,還有他們在唐朝參加、看到的儀式、典禮的印象和記載,而這些印象對日本儀式、典禮產生了重要的影響。735年,日本留學生吉備真備將從唐帶回的130卷唐朝《永徽禮》現給了朝廷。752年,他以遣唐使的名義出使大唐,又將《開元禮》帶回。真備帶回的唐禮使日本開始全面學習中國的禮制,日本的禮制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可以說,8世紀開始,日本的朝賀儀式、任命大臣的儀式、天皇即位儀式、節日慶典、外交禮儀、國忌儀式、祭祀孔子儀式等,都包含有大量的唐朝元素。

818年,天皇下詔令,令天下儀式、男女衣服、五位以上官員的位記都遵從唐法,諸宮殿院堂門的名稱也改用唐式的。三年後,日本最早的一部敕撰的儀式書籍《內里式》成書,該書是當時唐朝儀式的集大成者。

●外交禮儀

在日本的遠古時代,日本大王是不直接會見外國使臣並舉行外交儀式的,至少到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還是如此。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彼時日本的王還具有強烈的「神」的象徵,不完全是具有政治權力的人物,而且也不掌握外交上的主導權。

大概在隋朝時,日本恢復了與中國的交往,中國的賓禮也得以傳入日本。日本接受賓禮最早的一個實例是608年迎接隋朝使節時舉行的外交禮儀,其中包括上呈國書與信物、饗宴等,儀式模仿自隋煬帝編撰的《江都集札》,而唐朝《開元禮》中記載的賓禮也與其極其相似。當時的日本推古大王、諸王、大臣等都參加了儀式。

不過,日本對於「禮」的全面接受時間是在717年養老(日本年號)時期派遣遣唐使後,尤其在吉備真備帶回唐朝的關於禮儀方面的書籍後。9世紀時,賓禮內的饗宴擴大到兩次,分別為「賜宴」與「賜饗」,前一個天皇出席,後一個天皇不參加。

●國忌儀式

日本遣唐使、僧人圓仁是在838年來到唐朝的,他曾滯留在揚州的官方寺院開元寺,在其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詳細記述了與佛教相關的典禮。

在開元寺時,圓仁曾親眼目睹在此舉行的國忌行香儀式,參加者包括節度使李德裕。「國忌」指的是皇帝、皇后的忌日,按照唐朝儀制,國忌日皇帝可以一天不上朝,並禁止飲酒、享樂。《唐律‧雜律上‧國忌作樂》:「諸國忌廢務日作樂者,杖一百。」唐初,在國忌日祭祀先皇、皇后,還限於長安,限於皇族;719年後,擴大到全國各地,文武大臣都要參加。這樣的擴展,明確了皇帝的權威是全國性的,而不僅限於都城。

圓仁目睹的儀式之一應該是開成三年(838年)在揚州開元寺舉行的祭祀當時的唐文宗的父親唐敬宗的。對此,圓仁有著詳盡的描述。

另根據《日本書紀》記載,日本於686年九月在天武天皇駕崩一週年後,新天皇下詔,令京師諸寺設齋。這是日本文獻中最早的關於「國忌」的記載,而且其一開始就有著佛教性質。其後的奈良時代,日本均有國忌。按照日本學者的研究,日本的國忌行香在天皇、皇后的七七忌、一週年忌舉行,是在遣唐使傳入日本後出現的,而且儀式中的禮佛、散花、行香、咒願等儀式內容與唐代的國忌基本相同。

不過,由於日本天皇並未滲透到地方最底層,因此日本的國忌與唐朝不同的是,不是全國性的,只是在都城和周邊地區進行。

●祈雨儀式

在中國古人的意識中,天帝是世間萬物的最高主宰,雨水之事自然他也要管。因此,古代先民很早就有了祈雨儀式,即要得到雨水,就要向天帝祈求。殷墟卜辭中就有不少關於殷商時天帝主宰雨水的記載,如:「今三月帝令多雨?」(《前》3185)「帝其令雨?帝不令雨?」(《乙》1312)等。

西周、漢代,直至唐代,並延續到清代,皆有祈雨儀式。前面說到的日本僧人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對此也有所記載。其中一次是在839年的揚州開元寺,由僧人祈雨,七人為一組讀經,參與者有節度使李德裕。祈雨的第二天就開始下雨,其後七天都一直都沒有停止。不過,正史中關於唐朝祈雨的方式與圓仁記載的有所不同。其主要是在名山大川進行祈雨,儀式由朝廷直接派使者主持。據唐《開元令》所載,名山大川主要指的是五嶽和四瀆(長江、黃河、淮水、濟水)。還有一種祈雨方法是「徙市閉坊門」。

此外,隋、唐、宋三代,每遇京師或全國大旱,朝廷不但舉行祈雨活動,而且皇帝本人還要採取素服、減膳、獨居、露坐聽政等自罰措施配合祈雨,以期感動蒼天早日降雨。除了臨時祈雨外,唐代還有固定時間的祈雨儀式,即每年夏季的第一個月,皇帝都要到圓丘祭祀上天。

而根據《日本書紀》記載,日本祈雨活動的真正開端是在天武時期,儀式不僅包括向神社奉幣,也包括在名山嶽瀆等地祈雨,這明顯受到了唐朝的影響。到了奈良時代(710年—794年)前期,祈雨中包含有更為明顯的中國元素,一是體現在祥瑞災異思想上,即天皇有德,天降祥瑞;天皇無德,天降災異,是以祈雨成功是對天皇是否施行德政的檢驗。二是運用佛教方法祈雨。奈良後期,日本天皇還仿效唐代皇帝舉行祭天儀式,親自祈雨。

●祭祀孔子儀式

秦漢時期,孔子的儒家思想就已傳入日本,日本也很早有了祭祀孔子的儀式,稱為「釋奠儀式」,一般大學、國學在春秋兩季舉行。最初,祭祀儀式,禮儀並不完備,而且也不興盛。在真備回國後,制定了釋奠儀式的服飾、器物及儀式內容等,包括在舉行這一儀式時天皇駕臨,將孔子的稱號改為唐朝通用的「文宣王」等等。

從日本各種儀式受大唐的影響看,日本唐化是從奈良後期至平安時代逐漸演變的,其對日本社會的影響是深刻的,但顯然,大唐對日本的影響遠不止這個方面。@#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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