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良臣:人民顛覆不是人民的政權 何罪之有

FacebookPrintFont Size簡體

題目上的「人民」二字,不是1949年後中國大陸所謂「主流」話語中的「人民」,更不是「人民公安」、「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招牌中使用的那個「人民」,也不是毛澤東1949年6月在他那篇《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提到的「人民」——因為,在他執政的27年間,其統治下的「人民」根本沒有享受到他在文章中所說的那些權利,即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如今,毛又死四十年了,中國人不是仍然沒能享受到那些權利嗎?

因此,我這裡所說的「人民」,只能是三百多年前約翰‧洛克《政府論》中的人民,是一個半世紀前約翰‧密爾《論自由》中的人民,是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強調的「主權在民」的人民(這正是「民主」一詞的由來)。在中國大陸今天這個社會,互聯網上已經出現罵「人民」是專制的幫凶,原因就是那些也被叫做「人民」的「人民」,正是他們在支撐著與真正的人民為敵的專制或叫極權制度

洛克認為:首先,「政權的一切和平的起源都是等於人民的同意的。」(見《政府論·下篇》)換而言之,沒有人民的同意,即沒有「人民政權」一說。而如何體現「人民的同意」,在現代國家,只能是人民公開選舉,沒有人民的公開選舉,任何組織政黨都不能貫以「人民」的頭銜,都無權代表人民。也正因此,對政府而言,其所有行動的目的都是也必須是為了被統治者的福祉,否則,這種政權絕不會被人民所接受,人民也絕不會授權給這種組織。

而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中完全繼承並發揮了洛克思想,在他看來,國家的各種官府就是人民租來為人民的利益而效勞的,儘管官府中的一些人可以「代表」人民,但那些「代表」的去留要隨人民的高興而定。人民不高興的人,是絕不能做人民的代表的,即使已被「租」來或是已經做了「代表」,人民不滿意了,也還是可以隨時改「租」或撤銷其「代表」權的。《論自由》中這些光芒四射的思想,與洛克的《政府論》一脈相承。

發生在2015年的「709」案,在今年八月初開庭並宣判後,自己一直在想著一個問題,且百思不得其解:按照古希臘、按照洛克、密爾對「人民」的定義,人民是這個星球上每一國家每一地區理所當然的主人,他們有什麼話不能說——人民還有不能說的話嗎?誰有權力管著人民說話?他或他們那個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嗎?人民有那麼傻嗎?會給你管著他們說話的權力?可見,限制民眾說話的統治權力絕非人民所授。中國大陸為什麼那麼害怕乃至拒絕西方「普世價值」,說到底,就是害怕中國民眾也像西方民眾那樣真正享有新聞、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罷工、示威遊行的自由。試想,一個國家的人民只要享有這些自由,誰也休想再限制人民說話。

回過頭說,既然限制人民說話的權力不可能是人民給的,也就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在管著人民說話的地方,那裡的統治者也一定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那裡的政府一定不是人民授權組建的。在不是人民授權人民卻被統治的地方,人民在聚餐中議論,甚至還弄了提綱、設計,要和平、轉型、建國,這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嗎?人民顛覆不是人民的政權,何罪之有?如果人民顛覆不是人民的政權也是罪過,那麼,當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為何要在中華民族的土地上建立蘇維埃政權?後來又為何不遺餘力地推翻國民政府?要說「漢奸」,當年不僅在電線杆上張貼要「武裝保衛蘇聯」的大標語,並且還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建立了大量蘇維埃政權的人才是鐵杆漢奸!要說「顛覆」,推翻蔣介石領導而被全世界承認的國民政府的人才叫顛覆!當然,漢奸也好,顛覆也罷,當年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認為要顛覆或要「取而代之的」不是人民政府不是人民政權,否則,如何說得通!可見,只要不是人民政府,不是人民政權,就完全有理由顛覆!

2002年1月去世的《人民文學》主編、要算老資格的中共黨員韋君宜,在她去世前由其親家公、著名雜文家林文山即牧惠先生(現也已去世十二年了!)幫忙在大陸公開出版的《思痛錄》中就告訴人們,當年有個「大右派」葛佩琦,身份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中,曾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共產黨要為人民,如果共產黨不為人民,那人們也可以打共產黨,殺共產黨。」(見韋君宜《思痛錄》第55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可見,一個政權,即使先前是為了建立人民政權而顛覆了一個認為不是人民政權的政權,那麼當這個政權自己已經墮落到人民的對立面,即成為人民要顛覆的對象後,難道不應該被人民顛覆嗎?

說到這裡,插一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算不算「人民政權」,自有公論。現在想一想,蔣介石也真可憐,為了中華民族不被亡國滅種,領導幾百萬拿著劣質武器的國軍包括被改編的「八路軍」,以「人海戰術」,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何等慘烈(單是觀一觀在中共領導下拍攝的影片《血戰台兒庄》和這兩年拍攝的電視連續劇《長沙保衛戰》,也知道到底是誰在抗戰)。他蔣介石甚至抱了必死的決心。這一點,從他當年在廬山上發出《抗戰宣言》中可得到印證。宣言中說:「至於戰爭既無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既然是「拼全民族的生命」,自然也包括他蔣介石的生命。至於毛澤東在其文章中諷刺蔣介石,說什麼中國人民抗戰八年,蔣介石卻躲在峨眉山,等到抗戰勝利了,他卻下山要來摘勝利果實即著名的「摘桃子」,這顯然是胡說八道不說,現在倒成了笑話。只不過,可笑的不是被誣衊為「人民公敵」的蔣介石,而是諷刺蔣介石的人。我之所以說蔣介石「可憐」,是因為他剛剛領導軍民,堅持八年抗戰,最終趕走外來入侵強敵,現在卻又不能不面對在抗戰中「悄悄」發展壯大起來現在要以武裝戰爭的形式顛覆國民政府的中共。僅從這一點而言,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對中共不論採取何種手段以防止國民政府被顛覆,都不為過。

人民不就是想要一個真正的人民政權嗎?凡是反對人民授權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民政權,成立一個真正人民政府的人,不是人民的敵人又是什麼!尤其是這種人雖然掌握著權力,恰恰證明這種權力是反人民的,是與人民為敵的。現在人們把這種權力通常稱作專制稱作極權,可以想像,人民一天也不想在這種制度在這種極權下生活,否則,就不配叫人民。大約正緣於此,那些與人民為敵的專制統治者才如此害怕,害怕到別人聚個餐,僅僅是提出自己的設想,連「紙上談兵」都算不上,就能讓他們聯想,甚至彷彿看到了自己的末日,於是才不顧一切地撕下「民主、自由」的假面具,脫去所謂要「依法治國」的偽裝,真是太可笑了。

專制極權者,總是希望自己統治下的奴隸老老實實,更不要反對他們,或叫「亂說亂動」,完全把當年毛澤東對「反動派」的要求用在了「人民」身上。這裡且不說「反動派」是不是就不能「亂說亂動」,只說人民如果不說話,他們的「主權」如何體現?別的不說,在中國大陸,不論所謂「前三十年」,還是「後三十年」,人民都一直在當牛做馬,而統治人民的人卻享受著特殊待遇,且官職越高,享受的待遇也就越特殊。

「前三十年」,由於國家窮得叮噹響,官員們除了享受特殊待遇,腐敗程度自然不可能嚴重到哪裡去,用今天給大量腐敗分子量刑「標準」,劉青山、張子善非但不會被處決,估計連判刑都難。到了「後三十年」,早已淪為奴隸的「人民」,拼死拼活、流血流汗創造了大量財富,讓統治他們的各級官員,不僅繼續享受著特殊待遇,而且大肆腐敗,其程度在人類史上都是空前的。正因此,這個國家至今不允許自己統治下的人們要求官員們公布財產,但凡有執著要求者,輕則拘留,重則判刑,安個「尋釁滋事」罪名,還美其名曰「依法治國」!如此這般,不論是洛克還是密爾抑或古希臘人民,他們會認為我們這種社會的統治也能算是人民授權嗎?我們這種國家也能算是「主權在民」嗎?是不是「人民政府」,只能由人民說了算。在沒有選舉的國家,在實行的是專制制度的社會,說這個國家的政權是「人民政權」,政府是「人民政府」,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人民為了維護自身權益,特別是當他們看到統治者只顧自己的利益,早已不知「人民」為何物,或者無時無刻不在忽悠人民時,人民站出來替自己說話,甚至提出自己的設想,何錯之有——不,何罪之有?!退一步,正如翟岩民被「公開」審判後,有《南華早報》的記者採訪翟妻劉二敏,她的回答就說明了人民的態度:「我無法接受,就算他可以很快出來,如果他不能發聲,只能吃飯睡覺,這有什麼意義?這跟死有什麼區別?」

讓人民活著跟死沒有區別,抑或還不如自然狀態下的人,那麼,這種統治者的統治權力也能說是人民所授嗎?

註:前不久在馬雲龍先生在海外出版的《劉賓雁時代》一書中看到韋君宜的說法有誤,書的第八章「在劫難逃」中對這件事是這麼說的:1957年6月一天,人民日報上白紙黑字地印著葛佩琦的話:「我要重述一遍,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是這條道路,總有這麼一天……」可「其實,葛佩琦本人在見到這則報導以後,於1957年6月9日就給《人民日報》寫了一封闢謠信,指出這個報導是捏造的,完全歪曲了他的發言。他還聲明,自己當時說的原話是:『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以自取滅亡,而且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諸如『推翻共產黨』和『殺共產黨人』之類的話完全不是他說的,而是別人添加進去的。他要求人民日報予以更正。」

《劉賓雁時代》第八章「在劫難逃」中還告訴我們:「出獄後的葛佩琦一直為自己的平反而奔走呼號。直到訴狀送到胡耀邦的桌子上,胡耀邦才批示予以複查(這是胡耀邦批示的第兩千零一號訴狀),1980年底,北京市人民法院才作出『葛佩琦無罪』的判決,1982年中國人民大學作出撤銷把他劃為『右派分子』的決定」。

──轉自《中國人權雙周刊》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相關文章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