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中有句話：「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這裡的「危」是嚴厲、正直的意思，這裡的「孫」是謙順、謹慎之意。所謂「危行」指的是不隨波逐流的高潔品行，「危言」則是指正直的言論和真話，而「言孫」意為言論應當變得謙順。這句話的大致意思是：當國家有一個好制度時，人們要講真話，行為正直；而當國家制度變得不好時，人們仍須行為正直，但言語須謹慎。
無論有道無道，行為正直都是必須的。孔子的這句話，常被一些人拿來作為批評儒家的證據，他們認為「言孫」就是不敢說話。這其實是誤讀。嚴格說來，「危言」只有說給那些想聽的人才能發揮效用，所以「言孫」並不是指怯懦，而是實現「危行」的前提。在孔子看來，只有在一個好的制度下，人們才會自由表達，願意自由表達，其實是衡量制度好壞的一個重要標準。
《國語》有專門的故事，來說明讓民眾自由表達的重要。周厲王暴虐無道，民眾都指責他的暴政，於是召公對厲王說：「民眾忍受不了這樣的暴政了！」厲王大怒，找來了一群巫師，專門監視那些議論朝政的人。一旦有報告，厲王把那些議論者殺掉。最後民眾沒人敢說話了，熟人在路上遇見了，也只敢用以眼神示意。周厲王高興地告訴召公：「我已成功制止了民眾的議論了，人們不敢說什麼了。」
於是召公說了以下名言：「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這句話的大致意思是：這是阻止人們的言論呵。禁止民眾之口的危害，比堵塞河川的水還要危險，河川水被堵塞會決口奔流，傷人一定很多，禁止人們講話也會這樣。因此，善於治水的人要排除水道壅塞使它暢通，善於管理人民的人，要引導他們敢於講話。
召公又說：民眾用嘴發表意見，政事的好壞就自然表現出來了。民眾心中有思慮，自然會在口中表達，怎麼能加以堵塞呢？如果堵住了百姓的嘴，還有人會關心政事嗎？
這是兩千多年前召公對周厲王的諫言，周厲王不聽勸告，三年後發生了「國人暴動」，把周厲王趕出了鎬京。這是二千多年前人們就明白的道理，今天看來，仍不過時。
當年的人都能認知到，公眾輿論是這個世界上的法庭，所以它會沒日沒夜地討論它認為重要的事情。敬畏輿論會使權力學會小心謹慎，卻也因此變得安全穩妥。不像有些輿論工程師們，只期望把那些自發的獨立言論，都包裝成能製造認同的官方話語，如同包裝商品一樣。讓所有的頭腦被一種思想定型，改變人們對於現實的認知，才是這些工程師期望達到的目的。
在他們看來，公眾輿論是不值得信任的，似乎總是代表了謬誤，而很少有真理，透露的也總是負面信息。
正是這種對公眾輿論的偏見，導致了某些官員對此類事件總是用「堵」的戰術，好像只要把這些言論刪除了隱藏了，就天下太平了，其實這些言論仍然在人們心中。等到人們真的認為只能秘密傳播這些言論時，對於整個社會來說，才是一種真正的危險。
──轉自《微信公眾號「六根」》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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