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13年前選擇賣豬肉的北大畢業生陸布軒如今因為「重操舊業」而再度登上了報紙的頭版頭條。頗受民眾關注的同時，大陸諸多媒體卻異口同聲的發文疾呼，不要「戴有色眼鏡隨意評判他人的人生」，「期待有一天，『北大學子賣豬肉』不再成為新聞頭條」。
看來這些媒體本無心報導此事，但為了緩解輿論的壓力，才不得不擺出一副「不必驚詫」的樣子，以此來回應那些表示痛心或費解的聲音。用他們的話來說，「職業沒有貴賤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成功標準不再單一，殺豬賣肉也沒什麼羞於啟齒」。如果這話單放在一個賣豬肉的小販身上，不但合情合理，聽來也讓人頗受鼓舞。然而若要放在一位寒窗苦讀多年，好不容易考進中國的最高學府，並在此求學四年的學子身上，人們則不免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失落與心酸。
明明不正常，卻偏偏被媒體粉飾為「正常」；明明是沒能學以致用，卻被渲染成「多元化的選擇」。大陸這些媒體一味想要淡化與掩蓋的究竟是什麼？畢業於北大中文系的才子在人生最鼎盛的歲月中，前後兩次選擇以賣豬肉為生，這真的是出於個人的意願和喜好？我們不妨從一些過往的細節與背景中來找尋答案。
據悉，陸步軒從北大畢業後，被分配到了陝西一家小型國企，之後這家國企倒閉，他就以賣豬肉為生；後來，他被當地政府「安排」進了西安市長安區檔案局從事地方志工作。如今，50歲的陸步軒宣布辭去公職，和北大校友陳生一起在網上賣豬肉。從這段背景介紹中不難發現，當初這位仁兄之所以選擇賣豬肉，似乎是迫於生存的壓力。然而從他的遭遇中，我們更應該看到，在一個「服從分配」恰逢「國企轉型」的年代，即便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也難逃「下崗」厄運。在他個人的悲劇中，很明顯的折射出了時代的斑痕。
或許有人會說，第一次賣豬肉是無奈，第二次卻是他自發自願的；陸布軒本人也坦言「賣豬肉10年賺了200萬，當公務員12年分文不剩」。可見，如今他「重操舊業」的確是出於個人對賺錢、致富的偏愛。然而，從他這番告白中，我們仍要反思，個人理想的世俗化究竟是如何促成？顯然，除了受整個社會「金錢至上」的氛圍與觀念的影響之外，教育的功利性、商業化也是其中的關鍵成因。
在一個缺乏學術精神，毫無獨立、自由意識可言的教育體制中，中國的大學早已不能擔當起教化社會以及國民、培養知識精英的重責。取而代之的，是普遍淪為政治的喉舌與工具，在整個社會的所謂「發展」、「拜金」的思潮中推波助流。就拿「北大學子賣豬肉」一事來說，當事人陸布軒甚至在2013年4月時，作為一名「另類的創業成功者」，被母校邀請來做演講。按照媒體的說法，「北大不僅不以學生賣豬肉為恥，反而以畢業生的勤勞務實為榮」。應該說，勤勞務實沒有錯，賣豬肉本身也不可恥。但作為中國最著名的、擁有百年歷史和深厚的人文精神，且以培養知識精英為己任的高等學府，北大是否該「三省吾身」，重新思考一下教育的責任和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陸布軒之外，北大還邀請了另一位靠賣豬肉成為擁有多家豬肉連鎖店的成功企業家的畢業生。如果說，當年的陸布軒因賣豬肉「丟了母校的臉」，那麼這位畢業生卻以「殺豬身價超100億」當之無愧的成了「為母校爭光」的成功典型。說來說去，接受了精英教育的北大學子到底在從事怎樣的行業，並不是母校關注的焦點，關鍵是這樣的行業能讓你身家幾何。在北大看來，如果它的學子賣豬肉能資產過億，那就是成功，就值得驕傲。因此，作為如今這位成功的豬肉連鎖店老闆的培養者，北大似乎也該引以為榮。
然而，我們不禁要問，想要在賣豬肉的行當中取得成功，還需要先苦讀多年、再上北大鍍金嗎？且不說這類強調技能、而非知識的「工種」更需要在實踐中磨練、積累實幹的經驗，就說北大的各學院、各專業中又有哪個是跟殺豬、賣豬肉對口？即便能跟經濟管理、市場營銷打個擦邊球，也和上述賣豬肉的北大學子畢業於「中文系」的出身不太相符。如果說北大的教育真對賣豬肉這一行當有所裨益，那不如直接向市場里的肉販們打開大門。這樣一來，受益面豈不更廣？
當然，這只是天馬行空般的隨意暢想。既然賣豬肉的不必出身北大，我們也就無法對「北大學子賣豬肉」這樣的錯位教育感到理所當然。而人們之所以會對這樣的新聞議論紛紛、無所適從，也恰恰說明了，中國旨在培養精英的「擇優」教育早已是問題重重，早已到了該反思、該清醒、該從根本上著手解決的時候了。如果「北大學子賣豬肉」從此不再成為新聞，我們也將希望，這意味著中國的教育不是在沉默中徹底淪陷，而是實現了精神力量的重現與爆發。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