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鎮濤:紅軍創建人之一的龔楚為何要拋棄中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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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民眾的殘忍,讓以耕讀傳家、具有傳統人文關懷的龔楚感到絕望,而中共對自己人清洗的慘烈,更讓龔楚感到寒心而最終選擇拋棄中共

以下是龔楚回憶錄中的部分内容。

被冤殺的林野夫婦

林野(1902∼1934),福建龍岩人,中共黨員,黃埔軍校畢業生,參加北伐,寧漢合流後脫離汪部回閩西。1928年初參加朱德領導的湘南暴動,即任紅四軍軍部少校參謀。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佔龍岩,林野父母被當地農會在暴動中殺死。紅12軍在福建成立後,林野出任軍參謀長,工作中得罪軍政委譚震林。

一天,譚震林到龔楚辦公室,細聲對龔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龔楚以為要林野回龍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外調人到龍岩去吧。」譚震林獰笑一聲:「不是要他到龍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龔楚一個寒噤,忙問:「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對他懷疑。現在他回來了,在此艱苦鬥爭中,我們再也不能讓他混在革命隊伍中。我已報告了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

龔楚認為林野年輕有為,並無明顯錯誤,僅僅懷疑就要殺掉,實在難以接受。譚震林雖然地位比龔低,卻是「國家政治保衛分局長」,直屬中央領導,操握留守紅軍全體人員的生殺大權。除了對高干動手須報告政治局,處決中下級幹部與士兵平民,毋須任何機關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龔楚深知譚震林為人刻薄冷酷無情,無法阻止,但寄望說服項英。龔找到項英:「林野究竟怎樣處置?你有考慮嗎?」項英很莊重地回答:「譚震林的意見很對,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龔見項處無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嘯仙,兩人雖已失勢,卻是著名中共高干,且與龔私交頗深,也許能救下林野。兩人聽後,互望一眼,瞿秋白說:「這件事,我同意龔同志的說法,不過我們現在不便說話了!」阮嘯仙也說:「龔同志,我看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離開這裡,你和譚同志共同工作的時間長著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後的不愉快?」

當天下午三點,項英通知林野,說是派他重赴紅軍學校任職並請他們夫婦吃飯。林野夫婦興沖沖地赴約。下午四點開飯,特地為林野夫婦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龔楚知道這是「最後的晚餐」,眼看這對恩愛夫妻笑意寫在臉上,渾然不知,自己既無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機,心如刀絞。他忽然想到至少應該救下無辜的林妻,便說:「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間有空房,讓你太太暫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嗎?」一旁項英、陳毅頓時領悟,附和道:「龔同志的意見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這對恩愛夫婦婉謝好意,他倆哪裏會知道龔楚的真正用意呢?這對好不容易會面的青年夫婦,當然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在一起。

事後,那兩個在途中奉命動手的特務員,向龔楚報告經過: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後,一位黃同志拔出大刀去殺林,其妻大叫,雙手拖住黃不放,林野發足狂奔,另一特務員立即趕上,舉刀便砍,林一閃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拚命,但因左肩負傷,又被劈中右肩,此時再想逃,被追上照頭一刀,腦破兩半。林妻也已被黃同志結果。那位特務員說完嘿嘿一笑:「這次若不是我們兩人,恐怕給他跑掉了呢。」龔楚事後對譚震林說:「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幹掉,不必要再演這樣的活劇了。」譚諷笑道:「參謀長還有一點溫情主義的意識呢!哈哈!」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林野為烈士。

令人膽寒的政治保衛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圍剿無法打破,白軍包圍日益縮小,紅軍最高領導層決定突圍。為保證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之類事件,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常常一句「保衛局請你去問話」,就將人帶走。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毋須宣佈任何理由與後續消息。這一時期,被撤職審查的幹部士兵達數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為處置這一大批「動搖幹部」與「反對階級」,在瑞金北面與雲都交界的大山深密處,設立特別軍事法庭,離開法庭150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便是「萬人坑」。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裡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然後押著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工齊活。更「藝術性」一點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煩。「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所謂長征)一個月後,才告結束。」

此外,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泄密。紅軍中除了政委與政治部主任,各級長官不僅不知道政治保衛局的臥底,而且不知道身邊警衛多數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培訓的特務,時刻監視,隨時可對自己「動手」。百色起義主要領導人、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北伐虎將、廣西國軍最高長官),就是被跟隨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擊斃,林某就是奉命監視李明瑞的特務。政治保衛局內部也互監互督,沒有人受到絕對信任。

這一時期被「肅」的紅軍高干還有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寧都暴動的主要領導人,帶著26路軍兩萬餘人及眾多彈械投紅,出任紅五軍團總指揮。僅僅因為與參謀長趙博生(中共黨員)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齟齬,同年6月即以「讀書」為名予以軟禁,10月與部下另一將領黃宗岳同時被殺。

內部整肅的殘酷,讓處於險惡環境中的龔楚產生了不同的想法,「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但是,逃亡到那裏去?周圍左右滿佈著的特務密網,甚至為我鋪床疊被,招呼無微不至的特務員,就有一排以上直接受譚震林指揮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通天特務」,任何行動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稍一不慎,我便會踏上李明瑞的覆轍了,所以我唯有耐心忍著。」

雖然自己身處險境,但善良的天性仍驅使著龔楚冒險救人於生死邊緣。

據龔楚回憶:「一天,我在批閱各方送來的文件中,知道紅七軍有十多個同志被撤職,有四個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軍區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並不很遠,我決定去救他們。

我批閱公文後,走出辦公室,吩咐特務員快備馬。項英含笑問我:「到那裏呀!」我故意伸一伸懶腰說:「帶久了兵,不慣坐辦公桌,好久沒有到外邊跑了,想到外面跑跑馬,鬆鬆筋骨」。

離開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馬上加了一鞭,飛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隨我的四個特務員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到了田心墟,我在這個小市集的街上繞了一個圈子,然後走進一間茶館,在靠近裡面的一張抬子,坐下來喝茶。我看見到四個特務員不住的擦汗,便以很體恤的口吻,要他們坐在門口的桌上喝茶。因為門口比較清爽,可以涼一涼,這一來,便將他們遣開在十步以外了。

那個小市集尚有五百多個待處決的「囚犯」,但他們仍不知死期之將至。紅七軍被撤職的一個營長,見我騎馬來了,立即找著另一個營長同來見我。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輕聲對他們說:「你們不要再胡思亂想了,你們只有拚命的逃走,再沒有第二條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無關係的人說出來,快些走!」他們領悟我的意思,隻說了一聲:「謝謝軍長!」就走開了。

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報告:「逃了四個第七軍的同志」。經過八天的繼續追緝,知道他們已沿著山地向安遠逃走,所以我教唆他們逃亡的秘密也不致敗露。壓在心頭上的一塊大石,這才放了下來。一方面我慶幸自己,同時也為這四位七軍同志感到慶幸!因為他們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

1935年1月初,中共中央指示,龔楚以湘、粵、桂邊區紅軍總指揮的名義,突圍轉移至湘粵桂邊地區,收集野戰軍遺留部隊,建立新根據地。並在該區設立本黨中央分局、蘇維埃政府、及紅軍總指揮部,該區之黨政軍事宜,即由龔楚負責。

兩個月後,建立了由郴縣以西的黃茅至臨武以北,轉入藍山、江華、連縣邊區,長達四百多里,橫跨五縣廣大山區的湘粵桂邊區根據地。

龔楚在回憶錄中寫道:「由於國軍一時無力也無法向這毗連三省的山區進剿,我雖然過著流動性的游擊生活,但環境安定,工作清閑、荒嶺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頗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的時間和空間。

紅軍中的指戰員們,誰不知道中央蘇區撤退以前的大屠殺?那種殘民以逞的暴虐行為,那種滅絕人性的對付同志的手段,豈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衛局嚴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動和言論早已喪失了自由,參加革命鬥爭的人,連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別人的手裡,這樣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嗎?然而在這種情勢逼迫之下,有些人只好渾渾噩噩,得過且過,將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給命運,成了一個失去靈魂的軀殼。有些人便憂鬱恐懼,終日在愁城中過日子,讓無情的現實,殘酷地啃噬著他們的靈魂。他們不想脫離黑暗,尋找光明嗎?可憐的是,他們全受著特務員的監視,恐怕光明還沒有找到,生命便可能先被摧殘。

紅軍中的高級幹部,只要稍存半點民族意識,對於高高在上的蘇俄顧問,和遙遙控制的第三國際,無不心懷憤恨的。而以改造社會拯救同胞為革命出發點的我,對於中共這多年來的殘酷手段,更是深惡痛絕。尤其是與我從事革命鬥爭的老同志,他們假如是為了革命而戰死沙場,則死何足惜,可是他們的生命竟無辜斷送在自己同志手中,想到這裡,真令人不寒而慄!雖然我現在負荷著三省黨政軍的重任,但在良心上實不容許長此這樣盲目下去!

每夜,我都做著可怕的夢,我彷彿看到了千千萬萬個鮮血淋淋的蘇區人民,在痛哭!在呼號!在呻吟!在掙扎!在憤怒!在反抗!我懷疑這並不是夢呀!我在親身經歷那些慘絕人寰的景象,一幕一幕都呈現在我的眼前,中共在武裝鬥爭短短的八年中間,已經使中國人民遭受了千萬人的死亡,今後若再盲目地錯誤下去,又不知要慘死了多少人?!因此,我決心脫離中共,離開紅軍!我決定立刻逃亡!」

在逃亡之前,龔楚還給自己的部屬留下一封信,希望他們能醒悟。信上大意說:「我要告訴你們,中國共產黨已不是一個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真正革命黨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在蘇俄役使下的賣國黨,它定向毀滅國家、毀滅人民,以及毀滅世界人類文化的道路。近三年來,中央蘇區的措施,你們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嗎?紅軍主力西竄時對黨內幹部的大屠殺,你們難道不寒心嗎?這些事一向是我所堅決反對的;往年對黨的政策曾經勇敢的提出建議與糾正,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可是,得到的結果,是個人被處分,而黨的政策依然沒有轉變過來。今後呢,我還能盲從他們去幹殺人放火的勾當嗎?我如何對得起國家和人民?更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呢?……」。

這段歷史,慘絕人寰,讀來令人心碎,這是否是龔楚為自己開脫肆意編造出來的呢?據悉,毛死後,國家主席楊尚昆作為瑞金時代的見證人,在小范圍內承認龔楚這部回憶錄的真實性。

這段被曾經的中共高級領導人揭示出來的真實歷史,給我們仍生活在中共謊言及恐嚇下的現代的人們什麼樣的啟示呢?

中共的意識形態是反傳統道德的,而深受傳統文化熏陶、注重人性中善良、正直等價值取向的人們最終會選擇拋棄中共,這正是中共最為懼怕的。

正如海外時評人章天亮博士在《2017年寄語中國(2)文化篇》所論述的那樣:當人們以傳統的價值理念反思中共所作所為的時候,人們就會知道這個邪教不僅戕害了八千萬的生命,更是以毀滅傳統文化達到毀掉民族和國家的犯罪集團。這個政權也就會在千夫所指中解體。

這或許就是冥冥中的天意:讓多次大難不死的龔楚,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切身感受及對人性與黨性的反思,為後人留下的啟示。

(責任編輯/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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