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容:無罪的受難者—從遇羅克到聶樹斌

那一片土地,在紅色的風暴下,承載了無盡的苦難。逝去的生命,訴說淒楚沈重的故事,關於昨天、今天和明天。

遇羅克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內坐滿了10萬人。各個單位都必須有人來參加,看台上、田徑比賽場上都是人。在一片高昂的口號聲中,在萬人高舉的毛主席語錄的紅海洋裡,19名犯人被推到主席台下的遺產上,每五個警察押著一個。所有男犯人全被剃光頭,胸前挂著大牌子。口號停止之後,主席台上的人開始宣判……『該犯罪大惡極,民憤極大,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遇羅錦:《回憶我的哥哥遇羅克》)

27歲的遇羅克,就在這19人當中。遇羅克學習成績優秀,卻因為出身問題而兩次被拒於大學門外,最後成為北京人民機器廠的徒工。文革開始後,遇羅克編輯了《中學文革報》,撰寫了《出身論》等一系列文章。他列舉事實反駁「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的共產黨政策,提倡民主和人權,在全國反響巨大。因言獲罪,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他在獄中受盡折磨、拒絕認罪。在臨刑前夜,遇羅克和死囚牢裡的難友們在各自的單人牢房裡,唱起了自己喜愛的歌,有合唱也有獨唱。他們唱了整整一夜,互道珍重。據其妹遇羅錦所述,遇羅克在臨刑前被強制進行活體器官移植,眼角膜被移植給北京一勞動模範。

死刑通知書中寫:「現行反革命犯遇羅克,男,二十七歲,北京市人,資本家出身,學生成分,北京市人民機械廠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份子。遇犯思想反動透頂,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懷有刻骨仇恨。」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出了一份刑事再審判決書,上寫:「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遇羅克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從認定的事實和適用法律上都是錯誤的,應予糾正,據此改判如下:一、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70)刑字第30號判決書。二、宣告遇羅克無罪。」

當局對遇羅克的屍體無任何交代,隻付給了父母二千元人民幣作為撫恤金。遇羅克的日記以及全家人的上千張照片都未歸還,隻還給了十幾張照片。

遇羅錦說:「哦,哥哥死了!永遠不會再回來了!」她還說:「我們紀念英雄,不希望熱鬧一陣子而煙消去散;我們紀念英雄,是希望一個人在生的時候要受到公平合理的對待,不要總是在他死後給上戴上桂冠」。

聶樹斌

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莊市西郊孔寨村附近發生了一起強姦殺人案。9月份,警方拘留了一名犯罪嫌疑人—聶樹斌。他當時在石家莊市鹿泉區綜合職業技術學校校辦工廠工作。1995年3月,石家莊市中級法院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和強姦罪判處聶樹斌死刑,聶樹斌提出上訴。4月25日,河北省高級法院做出終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其死刑、以強姦罪判處15年徒刑。根據案卷記錄,4月27日,聶樹斌被執行了死刑,不滿21歲,其家人未獲通知。

聶樹斌從被判處死刑直至被槍決,他的家人從未收到過一審和二審判決書,直到2007年才收到法院判決書。2005年,在聶樹斌被執行死刑10年後,真凶王金書落網並認罪,聶家請求重新審理案件卻遭拒絕。2014年12月,最高法指令山東省高級法院對此案進行複查;2016年6月6日,最高法院決定重審聶樹斌案。

2016年12月2日,中共最高法院公佈了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姦一案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推翻原審判決,改判聶樹斌無罪。據陸媒報導,無罪宣告的那刻,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起立聽審,突然落淚,坐下後情緒崩潰,當庭三次大喊「我那孩子回不來了!」聶樹斌的父親和他的姐姐在得知重審結果後,放聲大哭。河北高法隨後發佈消息,向聶樹斌的父母及親屬表示歉意,並表示將汲取深刻教訓,啟動賠償程序。

聶樹斌案多年來備受關注。網路曾流傳消息,聶樹斌被處決後,他的腎被移植給一名著名退休外交官。香港《東網》2015年5月6日發表文章「聶樹斌案絕不僅僅是錯判」指出,聶樹斌是中共器官買賣的犧牲品,而移植器官的利益很可能有政治因素。

2016年6月11日,蒐狐網披露,稱聶案的幕後黑手除了有前河北政法委書記張越,還有前國安部長許永躍。許永躍於1992年調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1995年任河北省委副書記、兼任省政法委書記。6月15日,財新網在報導中提到,聶樹斌案「涉及到的背景太黑暗,涉及到的人官兒又太大」。

北京律師兼學者徐昕對《紐約時報》說,在聶樹斌案中,從真凶王書金認罪到聶樹斌被平反,中間耽擱了11年,原因是處理原始案件的地方警察和檢察官從中阻撓。他說:「現在仍然沒有獨立的司法系統。如果我們不能有這樣一個系統,那就難以避免這樣的案件。」

中國網媒發佈文章《聶樹斌案平反昭雪所有讚美都是可恥的》。作者指出,聶案昭雪,樂見其成,但沈重的東西遠比歌頌更重要。文章還稱,除了平反,輿論更希望看到的是追責。如果平反可期、追責無望,即使能夠平反也會顯得失色。

上海京衡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鄧學平說:「正義是一個整體,每個人都與之不可分割;聶樹斌案的結果如果侷限於個案本身,不能有效推動冤假錯案平反和糾正機制的完善,那麼下一個聶樹斌的命運很可能將難以避免」。

選擇與定位

在中共治下的所謂和平時期,有八千萬同胞死於非命,原因包括政治運動的整肅、大飢荒、人權迫害等。這一數字超過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每一個死亡的背後,都是無比慘烈的故事。多年來,有些人努力的挖掘真相、還原歷史,有些人則拚命掩蓋真相、製造謊言,而還有人,選擇忘記、或是漠視過往。令人悲傷的,不僅僅是昨日的痛楚,還有相似悲劇的往復循環。

2001年,王友琴建立了「中國文革浩劫受難者紀念園」網站,其中建有文革受難者名錄。她在前言裡寫道:「以革命的名義,用國家的權力,通過「群眾專政」的方式,文革迫害死了大量的人。」「他們有的在公眾場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毆打和侮辱後自殺,有的在飢餓疾病與精神虐待中死去。他們曾經是教師、父母、同學、朋友、親戚、同事、鄰居,人群中的一員。他們的死,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記憶?我們對他們的死,有過什麼樣的反應?為他們的死,我們作了什麼?

抗議?同情?援助?沉默?扭頭而去?幸災樂禍?落井下石?作幫兇?作旁觀者?遺忘?粉飾?致力於尋求事實及公道?……在文革時,雖然壓迫深重,在種種不同的方式之間,依然有著或多或少的空間,由人選擇。在文革後,關於記憶與記載事實,雖然受到很多阻礙,但是個人的選擇空間畢竟比文革時代增大了許多,從而也更需要人給自己定位。」

2000年5月,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出版了家史《我家》。在中共的歷次運動中,遇家有四人共五次坐牢。遇羅文受訪時說:「本來《我家》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億萬中國家庭的縮影』,但是在書出版的時候給刪掉了」。「我們家算是遭遇迫害夠多的了,但是也有幾次重大運動與我們家沒有多大關係,比如土改、鎮反、四清等等,所以我們家沒有人在這些運動中喪命或坐牢,但是難免有恐懼之感,因為一個無足輕重的理由,照樣可以把你變成下一次運動迫害的對像,我想大多數善良的人也都會有同樣的想法,我認為,這就是當權者發動運動的目的,這是一種統治人民的方法。」

在「教育文史哲」網站的「遇羅克專輯」裡,有一篇應學俊的文章–「『自我反省』應當,但豈能本末倒置?」,其中指出:「從『反右』到『文革』的罪魁仍高高在上,尊處殿堂,受人膜拜;『洗腦』仍為『正在進行時』,『革命論』仍在被繼續『製造』著」。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何俊仁律師及臺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路召集人郭吉仁律師共同指出:「一個敵視律師、否定人權價值的政權,根本沒有可能真正依法治國,更遑論實現司法正義,履行法治了。」

放棄幻想

遇羅克走了,聶樹斌也不會回來。他們二人都被絲毫無商量的奪走了性命,繼而又分別在執行死刑9年和21年後被宣告無罪。逝去的永不再來。「紅色法治」的「玩笑」釋放出駭人的悲慟。

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指出:中共「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戰天斗地,殘民以逞」。(【九評之一】「評共產黨是什麼」)

九評之九】「評中國共產黨的流氓本性」中寫:「共產黨所有的努力,就是讓人們『忘記』;而人民所有的掙扎,就是要努力『記住』。」「如果覺得已經事過境遷,此黨已非彼黨,而滿足於眼前的假象,甚至誤認為共產黨已經改良,或者正在改良,或者有意改良,從而不斷地淡忘過去,那就是給予中共流氓集團繼續生存為害人類的機會。」

遇羅克和聶樹斌的個人遭遇是無數冤案的縮影。悲劇,並未隨風而逝。今日,赤色風暴仍然未停,人權迫害仍在繼續。反思歷史,放棄幻想,是對生命的尊重,對當下的盡責,也是在為明天開創希望。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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