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真:史達林的文化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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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林文化政策在封閉、集權方面登峰造極,給那個時代的人留下沈重的記憶。

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史達林在思想文化領域發動了一場「大轉變」。這場從相對寬鬆的列寧文化政策的轉向,從1928∼1929年的反「右傾」鬥爭開始,對各個領域、各個部門的知識份子進行了一次次連續不斷的清洗和鎮壓,以雷霆萬鈞之力威嚇、震懾、壓服了思想文化界。在「大轉變」過程中解散了幾乎所有以前的文化藝術派別和團體,90%以上的人文社會科學團體。

20世紀30年代,蘇聯的思想文化變得更加封閉,更加集權。書報檢查體制也發生了變化,由政府行政系統實施監督轉變為由黨直接實施監督檢查的體制。1929年1月18日下發的《關於准許出版新雜誌》的決議中,規定所有主要雜誌只有得到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批准,才能出版;而「所有其他雜誌」的出版,在出版總局履行批准程式時,還應「同中央宣傳鼓動和報刊部進行協商」。

在中央政治局1930年《關於出版總局》的決議中,又再次削弱了出版總局的職權:設立了由黨的機關向出版總局派遣「特派員」和政治編輯的建制:「確認特派員建制為在書報文獻和無線電廣播等領域實施事前檢查的基本環節。責成確保具有出版總局特派員必要人員名額的前提下,務必在出版社內部實施對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檢查。」而且,在檔中公開表明,要用黨的工作人員取代職業檢察官:「在地方報紙中,可以將特派員委任為報紙兼職編輯」。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戈巴契夫改革之前,這種情況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

蘇聯黨所實行的書報檢查制度,實際上是一種多層面的、全面的、高度集中的書報檢查制度。這種檢查制度要經過5個層級的5種過濾機制:第一個層級是自我檢查,即由作者根據歷次「大批判」和思想整肅運動形成的意識形態標準,在寫作之前和寫作過程中實行自我的內省檢查;第二個層級是在編輯文稿過程中實施的思想政治審查;第三個層級是由編輯部或出版社送上級專門檢查機關,即出版總局進行事前檢查和事後檢查;第四個層級是經由國家機關的懲治性檢查,具體實施機關是政治保安局系統的政治監督司,後來則是克格勃的第五局;第五個層級是由黨的領導進行最後的意識形態審查。

書報文獻檢查的標準是什麼呢?蘇共在先後出臺的報刊法令中,甚至對「有違背」無產階級思想的,「有唯心主義傾向的」,「包含有讚揚舊生活方式、帶有資產階級道德成分的」,甚至連「無思想性」的書報作品,都加以查禁。這些標準因檢查人員的理解各有不同,不僅內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無限的外延。加上將「敵對」的標準也轉向黨內,就可以衍生對黨內持不同意見者和「反對派」進行打擊,這必然會把對書報文獻的監控,變成對社會、對黨內的書報資訊封鎖,甚至轉變為封人口舌、不准講話,鉗制黨內正常民主生活,成為密不透風的文化專制主義。

1925年展開的「布林什維化運動」,提倡「意識形態100%的純潔性」、「100%的布林什維主義」;到30年代,史達林還進一步提出警惕「中間居民階層」的「不健康情緒」,「克服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同「非無產階級思想」作鬥爭,等等,可想而知,能夠出版發行和流傳的國內外出版物到了一個何等狹窄的範圍。

對文獻資訊和新聞書報實行事前檢查和事後檢查相結合。出版印刷之前,書稿要送檢查機關審查通過,出版發行之後,出版物還要經郵遞、海關和國家安全部門一一檢查通過。按前述對書報資訊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標準,無論在哪一環節和部門受阻,都不可能過關。在蘇聯,這類檢查機構的隊伍十分龐大。以出版總局為例,它的人員編製越來越多。到1938年,發展到15個處,這一年僅從事事前檢查和事後檢查的兩個處,檢察官就達525個之多。到1940年,僅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檢察官就有將近5,000人。

1927年之後,蘇聯對各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報刊都編訂了目錄,嚴加控制。平均每年沒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哲學和宗教類最多,甚至達到40%,政治和歷史類平均達23%。

不僅嚴查現行出版物,還對圖書館館藏圖書進行了大規模清查。1936年1月10日,當時的出版總局局長發佈《關於從圖書館和書庫清除不准在蘇聯傳播外國文獻》的命令,集中在兩週時間內,由檢查官會同內務部代表,仔細對各大圖書館的庫藏進行了清查。清查出來的成千上萬種外國圖書和報刊被歸入特藏書庫,嚴禁外借。

隨著控制的加強,定購國外文獻越來越難,人文類圖書尤甚。幾乎所有外文的和俄國僑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動移入特藏書庫,其中有許多還遭遇了全面銷毀。一個負責人員30年代的報告中說:「目前我們銷毀的外國文獻達10%,價值折合25萬美元。」僅1938年一年就銷毀英文雜誌869種、報紙5.451種,法文雜誌640種、報紙33,620種,德文雜誌7,620種、報紙3,450種,其他文種雜誌達5,000種以上,報紙近5,000種。

史達林對科技專家和知識份子的鎮壓始於1928年的「沙赫特案件」,接著史達林於1929年4月在中央全會上聲明,「現在我們的一切工業部門中都有『沙赫特分子』」,從此,就在工農業所有部門中展開了大抓「暗害者」的運動。稍後,在意識形態批判運動中又展開了對「人民敵人」、「異己分子」的鬥爭。

史達林對知識份子的鎮壓政策來自他對各類專家、舊知識份子的不信任,從根本上說,源自他的「知識越多越反動」的理論。史達林把舊知識份子分為「三部分」:一部分是「最有影響最有技能的」,他們在十月革命後先是「反對蘇維埃政權」,「實行怠工」,因而「被蘇維埃政權機關粉碎和驅散」,而後來其中「漏網的大多數」,又去做了「暗害分子和間諜」,這就是說,他們知識技能最多,也最反動;「另一部分」,是「舊知識份子中技能較差而人數較多的」,他們「很長時間內還在原地踏步不前」,政治上是很動搖的;第三部分是「知識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識份子」,他們則「已經向人民靠攏,擁護蘇維埃政權」。

「知識越多越反動」,實際上來自於俄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工人運動中產生的馬哈伊斯基主義。史達林從馬哈伊斯基主義中推演出來的這一理論,把鬥爭矛頭指向了最有名望、最有知識的專家、教授和文化人。這部分人受打擊最大,被逮捕關押的最多,以至在戰爭即將來臨之時和二戰期間,不得不在監獄中把這些專家、教授集中起來,建立各種各樣的「監獄研究所」和「監獄設計中心」,勒令他們在關押中從事研究和設計工作。這些可敬的科學技術專家們,以「在押犯」之身,為軍事科學做出了重大貢獻。在那個時代各種各樣的「監獄研究所」成了史達林發展科學技術的一種方式和途徑。

用史達林上述的方法和途徑發展科學技術,用史達林的思想模式鑄造文化,發展起來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談不上有什麼創造性可言,充其量只是一些照葫蘆畫瓢的仿製品。學術界的任務只是對史達林的言論和黨的決議、政策進行解釋,沒有提出自己觀點的權利。試想,全國如果只能有一個或幾個人的腦袋進行思考,其他人要是獨立思考,就有被批判、關押,甚至掉腦袋的危險,這還能有什麼科學文化的創造性可言。

史達林的文化政策在戰後發展到了頂點。

文藝界的批判首先開始於1946年8月對《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發難。批判的主要對像是人們喜歡的諷刺幽默作家左琴柯和女詩人阿赫瑪托娃。由於上述兩雜誌為他們提供發表作品的園地,自然也成了攻擊的目標。左琴柯被謾罵為文學上的「無賴和渣滓」,指斥他「專門寫作空洞的、無內容的庸俗的東西」,

「專門鼓吹腐敗的無思想性、低級趣味和不問政治的習氣」。他的作品《猴子奇遇記》被無端地說成是「以醜惡的漫畫形式描繪蘇維埃制度和蘇聯人」。

阿赫瑪托娃則被主管意識形態的安德列一日丹諾夫痛罵為「一去不復返的」「古老貴族文化」的「殘渣」,稱她為「並不完全是尼姑,並不完全是蕩婦……」而是混合著淫穢和禱告的蕩婦和尼姑」。將她論定為「與我國人民背道而馳的空洞的無思想的詩歌的典型代表」。發表他們作品的《星》和《列寧格勒》雜誌則被指責為「自由主義」,喪失了「責任感」,發表的作品滲透著「對現代西歐資產階級文化俯首崇拜的精神」。最後勒令《列寧格勒》雜誌停刊,《星》編輯部改組。爾後又假手蘇聯作協主席團決議,開除左琴柯和阿赫瑪托娃的作協會籍,剝奪他們發表作品的權利,接著又開除了左琴柯的公職,迫使他為謀生而就職於一個皮鞋生產合作社。

對整個音樂界,包括上自蘇聯部長會議藝術工作委員會、作曲家協會組織委員會,下至一系列音樂家,特別是所謂「形式主義作曲家集團」,無不進行批判。並且指出,在音樂界「俄國現實主義音樂的敵人,頹廢的形式主義音樂的擁護者,在批評家中間佔著領導的地位」。決議把所謂「形式主義傾向」逕直定性為「反民主的」、「反人民的傾向」,因而向「堅持形式主義的反人民傾向的作曲家」進行討伐,痛斥他們的音樂「強烈地發散著當代歐美現代派資產階級音樂的氣息」。同時還特別譴責了現代派和革新派的所謂「形式主義」音樂和「形式主義作曲家集團」,這包括了後來被公認為「蘇聯一代音樂典範」的傑出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在內的一大批作曲家。

在開啟文藝批判的同時,在哲學、生物遺傳學、語言學、法學和政治經濟學等領域,也展開了一系列批判。在生物遺傳學領域的批判,矛頭所向是蘇聯的摩爾根遺傳學派,支持李森科的偽科學學派。

1946年1月李森科發表《自然選擇與種內競爭》一文,公然否定達爾文主義的基本原理。蘇聯摩爾根學派的學者對此文宣揚的觀點強烈不滿,他們在中央宣傳部科學處處長尤里‧日丹諾夫的支持下,在一些刊物和大學講堂上展開了對李森科的批判。此外,還召開內部專門會議清算李森科的思想觀點。李森科對此十分惱火,立即上告史達林。于是,領袖親自干預,佈置召開了1948年全蘇農業科學院八月會議。

史達林親自圈閱審定了李森科在八月會議上所作的《論生物學現狀》的報告,助長了李森科的氣焰,使他在會上更加有恃無恐地向摩爾根學派發動猛攻。不僅如此,會後他還對這一學派採取了四大行政措施:給摩爾根遺傳學派戴上了「反動的」「資產階級偽科學」的帽子,將該派學者公然稱之為「人民敵人」;禁止各學校講授摩爾根遺傳學;封閉摩爾根學派的實驗室;解除摩爾根學派學者擔任的一切行政職務。這樣,在史達林親自支持下,便形成了李森科偽科學學派的一統天下,出現了由它稱霸蘇聯生物學界的局面。

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以召開全國經濟學討論會的形式展開的。開始會上呈現出了少見的活躍氣氛。不少學者就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問題、價值規律在蘇聯起作用的性質和存在商品貨幣關係的原因以及計畫經濟和社會主義生產的動力等問題,發表了創見。這樣的討論看起來好像為經濟學注入了一線生機,並且有可能對蘇聯經濟提出多方案的分析。

但奇蹟並沒有出現。史達林對討論會的結論《關於1951年11月討論會涉及的經濟問題的意見》和此後三個文件匯成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變成了為蘇聯政治經濟學敲音定調的聖諭。

史達林隻承認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定範圍內的作用,隻承認物質利益原則對勞動者積極性的有限影響,而沒有對它們在經濟政策中的作用給予應有的重視。正因為這樣,他拒絕了討論會上一些經濟學家對價值規律和物質利益原則作用範圍的高度評價,拒絕了他們主張積極利用商品貨幣杠桿的革新要求。

戰後這一連串的批判運動,都是由史達林親自發動的,但也帶有濃厚的日丹諾夫主義色彩。主張文藝工作的安德列‧日丹諾夫認為,西方現代資產階級文化「全面腐朽」,主張對其全盤加以否定,實行文化上的封閉主義,排外主義和孤立主義。

戰後意識形態鬥爭的規模並不亞於上世紀30年代,其殘酷性雖不能與「大清洗」時期大規模逮捕、鎮壓的情況相比,但其批判的範圍和逮捕的人數並不算少。正是這個緣故,人們往往拿1948年與1937年相比較,認為是一前一後「兩個群眾性的恐怖浪潮,由於席捲全社會而在人們心裏留下了沈重的回憶」。所不同的是,戰後時期蘇聯模式的意識形態已經發展到了極致,一方面顯示其鼎盛,顯示其控制之森嚴,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僵化達到了極點:缺乏活力,不能接受新的科學認識,甚至為偽科學張目,扼殺新興科學的發展。這預示著蘇聯模式的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機和衰落。(本文原載《世界博覽‧海外卷》2010年第2期,作者「行光」,編寫者對內容略有刪節)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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