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02日訊】歲月的風，從遠方吹來，拂過譯者的生花妙筆，傾聽家書的娓娓述說，捲起彼時的創傷悲鳴。曾經，花香琴朗情長在。今日，人去樓空怨難平。
上海江蘇路284弄，現名「安定坊」，位於江蘇路和愚園路的路口。這裡有五組18幢歐式花園住宅，建於1936年，是滬上白領及中上層知識份子居住的社區，其中5號洋房是著名翻譯家傅雷的故居。那是一幢三層樓的建築，米黃色的牆身，淡雅古樸，細碎的鵝卵石嵌在外牆的牆面，透著溫潤和別致。紅頂斜披，門窗都帶拱券。底樓南面，有一個100多平方米的大花園，是一家人拍照的好地點。就在那個「世外桃源」，傅雷種植了50多種月季。他喜歡徜徉於花叢，靜享花趣。
1966年8月30日的夜晚，一群紅衛兵闖進了他的領地，四處搜尋「變天罪證」，把他精心培育的月季一株株連根拔掉，也拔掉了他最後的希望。9月2日早晨，傅雷和夫人朱梅馥被拖到家門前，被迫站到凳子上，頭戴高帽，任人指點羞辱。連續四天三夜的批鬥，似無盡頭。於是，他必須走了。因為士可殺，不可辱。
一介奇才
傅雷，字怒安，號怒庵，是中國著名的翻譯家、文藝評論家，兼通文史哲音樂。傅雷一生翻譯了34部文學著作，15卷的《傅雷譯文集》共計約500萬字，其中多為法國文豪巴爾扎克和羅曼·羅蘭的作品。有人讚譽：沒有傅雷，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
傅雷於1908年出生於上海南匯縣傅家宅。1928年，傅雷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藝術理論。1931年，傅雷回國任教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擔任校辦公室主任，兼教美術史和法文。傅雷在24歲時翻譯了《羅丹藝術論》，26歲撰寫了《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顯示出多藝兼通的過人才學。
傅雷論翻譯，強調「神似」，認為「理想的譯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主張兩種文字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他潛心鑽研、嚴謹譯校，形成了獨特的翻譯風格，被譯界譽為「傅雷體華文語言」。
1937年，傅雷所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夫》第一卷發表。傅雷在《譯者獻詞》中寫道：「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
反右狂濤
1949年後，傅雷謝絕了清華大學的邀請，成為體制外的一名自由職業者。他潛心翻譯，重譯了巴爾扎克的《高老頭》、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新譯了巴爾扎克的《貝姨》等多部作品。在書房之外，中共的政治運動令傅雷感到難以適應。傅雷在1950年6月27日給畫家黃賓虹的信中寫：「方今諸子百家皆遭罷黜，筆墨生涯更易致禍，懍懍危悚，不知何以自處。」
此後的一段時間，傅雷開始向「黨」靠攏。他積極參政議政，慢慢學著去適應「新」社會的政治氣候。1955年至1957年，傅雷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出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擔任文學、新聞、出版小組副組長。傅雷深入調查研究，寫下了大量報告和文章。
1957年，傅雷連續公開發表三篇揭發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以配合「反右」運動的暴風驟雨。在《比一比，想一想》中，他明確表態，「反右」鬥爭「做的是史無前例的大事業」。在《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中，他批判了葛佩琦的「右派」言論。
在政治大潮中，傅雷寫出緊跟形勢的文章，天真地以為，這樣跟「黨」走就能擺脫自己被整肅的命運。不料，事與願違。1957年下半年，風雲突變，傅雷被指為親美反蘇的急先鋒、上海「中間路線」的代言人。自8月22日起，上海各大報紙開始批判傅雷。傅雷堅持「沒有廉價的檢討」，他說：「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當年12月，朱梅馥在給長子傅聰的信中提到，作家協會開了十次批鬥傅雷的會，傅雷做了三次檢討都不能通過，一切工作停止，精神極度痛苦。
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當天，傅雷深夜未歸，朱梅馥憂心如焚，生怕傅雷想不開。當傅雷終於進門後，他和妻子相對無言。不知過了多久，他長嘆一聲：「如果不是因為阿敏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
傅雷被劃為「右派」後，留學波蘭的傅聰也成了被批判的對象。傅聰迫不得己，選擇在學業完成時出走英國，成了「叛逃」之人。這對傅雷是一個重擊。傅雷從此深居簡出，不問世事。但是，由於頂著「右派」的帽子，傅雷的譯著被延遲或拒絕出版，而他又堅決不同意更名出版，最後只得依靠「預支稿費」來維持一家的生計。面對生活的窘迫，一向耿直不阿的傅雷，竟然放下身段，以卑微的措辭致信上級領導求助。1961年9月底，傅雷摘去了「右派」帽子，他未有感恩之言，而是說：「當初給我戴帽，本來就是錯誤的。」
在《重看傅雷之死：體制外生存艱難 被批鬥對生存絕望》中，作者（未署名）分析了此時傅雷的絕望心態與日後走向悲劇結局的必然。
「在政治運動中，他徹底迷失了方向。反對政治運動，他將被政治運動碾碎；支持政治運動，他同樣難以倖免於難。在這種情況下，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站在時代洪流的風口浪尖，傅雷彷徨無奈，向左走是死路，向右走仿佛早晚要死，原地不動好像也無活路。不能說話也不能沉默，那麼剩下的只能是『自決於人民』了，這也是傅雷夫婦的最終抉擇。」
「身體狀況不好或許可以忍受，但譯著難以出版就觸及了人生的核心問題。他最無法忍受的是生命白白流逝，無法投身自己的事業。他曾經在給傅聰的信中寫到，工作是他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顆心就無處安放，就感到是不務正業，就對不起自己。身體每況愈下，翻譯事業無法繼續，經濟收入逐漸切斷，傅雷的人生陷入了絕望之中。這只不過是下一個政治洪流的序曲，更為癲狂的文化運動正在醞釀之中。這場運動剛一拉開帷幕，傅雷便做出了人生抉擇。」
文革風暴
傅雷的寓所，名為「疾風迅雨樓」。在灑脫不羈的名號背後，翻譯巨匠卻自比「牆洞裡的小老鼠」，難覓安全的洞穴，可見他內心的痛苦迷茫之深。楊絳曾評價他說：「滿頭棱角，動不動會觸犯人又加脾氣急躁，止不住要衝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圓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書齋。」然而，這個書齋，真的能安身立命嗎？
1965年11月，文匯報刊出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反右時，傅雷曾經被姚攻擊過，因此，這篇文章是一個不祥之兆。1966年上半年，政治運動的風聲加緊了。有一天，傅雷對前來探望的好友周熙良說：「如果再來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
1966年8月12日，傅雷的孫子淩霄就要過兩歲生日了，可是傅聰遠在倫敦，父子相見無期。傅雷寫道，「想像著我們的孫兒在你們的客廳及廚房裡望著我們的照片，從而認識了遠方的爺爺奶奶，這情景，又是多麼叫人感動！儘管如此，對於能否有一天親眼看見他，擁抱他，把他摟在懷裡，我可一點都不抱希望。」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100多萬群眾和「紅衛兵」代表，自此，「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濤從北京席捲全國。在上海，從8月23日到9月8日，紅衛兵共抄家84,222戶，其中高級知識份子和教師1,231戶。
1966年8月30日，一群代表當地居委會的人搜查了傅雷的家。在隨後的幾天裡，紅衛兵繼續抄家，掠走了傅雷收藏的畫作、書籍和大量私人物品，一律充公。因為那些被認為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甚至是「反動」之物。最後，他們進入閣樓，在傅雷小姨子寄存的一個箱子裡，發現了兩件「反黨罪證」。
對這一事件，吳過在《紅衛兵檔案》裡有如下記述：「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布下了崗哨，限制傅雷夫婦出門，隨時接受抄家和批判。幾天後，紅衛兵真的有了收穫。這天夜間，這天夜間，愛花的傅雷叫夫人朱梅馥打著手電筒，在小花園裡進行嫁接試驗。這一細節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眾發現了，報告給了紅衛兵。紅衛兵認為他們是在埋變天帳，於是挖地三尺，結果什麼也沒有找到。後來他們搜查到了傅雷寫給傅聰的信的草稿，紅衛兵們原以為信上寫的會是叛國勾當，誰知傅雷傾訴的是愛國之情。但他們馬上認為這是階級敵人的障眼法。他們繼續抄家，地板也被撬起來了。終於從閣樓上傳來了好消息：傅雷的『反黨罪證』終於被查獲了！原來，紅衛兵們在閣樓上找到了一只有一把鏽跡斑斑的鎖鎖著的箱子，敲開鎖，在一面老得已經模糊不清的鏡子背面，發現嵌著蔣介石的畫像，箱子裡還有一本舊畫報，上面有一幅宋美齡的照片。這只箱子是傅雷姑母『解放前』寄存在傅家的，傅雷從未打開過。『大右派傅雷窩藏反黨罪證！』紅衛兵們群情激昂，又為自己取得的戰果而歡呼雀躍。在震天的口號聲中，傅雷夫婦被按倒在地，並被勒令跪著。」
9月2日，傅雷夫婦被拉到大門口，站在長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眾。在「打倒傅雷」的大字報的「烘托」下，人們圍觀、嘲弄，甚至參與批判。9月3日凌晨，傅雷夫婦將一床用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撕開，打結，懸於鐵窗橫框。他們事先把棉胎鋪在地上，以免踢倒方凳時發出太大的聲響……。
兩人留下一份遺書，將一些財物事項委託給朱梅馥的兄長朱人秀，其中包括9月份的房租55．29元、火葬費現鈔53．30元，以及留給保姆周菊娣的600元過渡期生活費等。娟秀的小楷，記錄了他們最後的話。
「人秀：
儘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裡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領導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
因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為我們別無至親骨肉，善後事只能委託你了。如你以立場關係不便接受，則請向上級或法院請示後再行處理。……
傅雷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在那一個黑夜，傅雷冷靜、細緻地安排了身後之事，不願連累他人。伉儷情深，共同赴死；才情萬千，淒涼落幕。筆耕一生，傅雷有所不知，吞噬了他的，正是他所盡忠的「黨」，是他傾注了萬般熱情的「新」社會。
一道美麗的光
傅雷夫婦去世後，他們的遺體被送到上海西寶興路萬國殯儀館火化。那時，「反動」人物自殺被稱為「自絕於人民」，不能收留骨灰，保姆周菊娣欲領骨灰遭到拒絕。忽然，有一天，一位戴著大口罩的姑娘來到萬國殯儀館，自稱是傅雷夫婦的「乾女兒」，無論如何要保留傅雷夫婦的骨灰。她的誠懇打動了工作人員。她設法找到了朱人秀，在他的幫助下買了一個骨灰盒，再轉送到永安公墓寄存，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傅怒安」。
這位女子名叫江小燕，與傅雷並不相識。她喜歡閱讀傅雷的譯作，也喜歡彈鋼琴，還看過傅聰的演出。1966年9月初，江小燕從鋼琴老師那裡得知傅雷夫婦自殺的消息，悲傷不已，又聽說傅家屬於黑五類，自殺死後不准留骨灰。正義感促使她挺身而出，冒著生命危險，把傅雷夫婦的骨灰保存下來。
之後，江小燕還致信周恩來，反映骨灰無人認領問題，她提到傅雷是愛國的。未料，這封並未署名的信落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裡，江小燕被抓走、被審訊了一整天。公安局經過反復調查，確定她背後沒有人「指使」，才把她放回。此後12年，江小燕一直生活在巨大的陰影中，直到傅雷平反。
多年後，江小燕說：「看看那變幻如雲的世事吧！若不能解決靈魂的歸屬問題，那麼，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財，都是空的！」
父與子
1981年，《傅雷家書》出版，轟動一時，感動了百萬讀者。此書收錄了傅雷夫婦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間寫給傅聰和兒媳彌拉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編輯而成。紙筆互動，傳遞長輩的諄諄教誨、款款深情。在書簡背後，傅雷的人生際遇更令讀者慨嘆惋惜。而又有誰知，傅聰和傅敏兄弟二人，在政治運動中所受到的衝擊、所承受的痛苦？
1958年12月，傅聰留學畢業，選擇從波蘭乘飛機出走英國。傅聰在1980年的一篇回憶錄中講述了當時的心境：「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風反右時，我和父親幾乎同時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從波蘭被召回國內參加反右整風的。我寫了個檢查，後來仍被允許回波蘭繼續學習。我走後，對父親的批判越來越擴大化了。我在波蘭聽到很多關於他的傳說。1958年12月，我留學畢業，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當時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出走，我永遠是內疚的。」
傅聰不會忘記，父親的最後贈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第三做音樂家，最後才是鋼琴家。」
傅敏的記憶裡，埋藏了更多的折磨。每年9月3日，傅敏都會獨自一人大哭一場。他說：「我時常在夢裡回憶小時候與父母的快樂時光。」傅敏談到：「1966年6月初，《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我就直覺，父親要出事。」形勢所迫，傅敏冒死保留了三封父親來信，把其它信件全部投進馬思聰家的大鐵爐。當傅敏接到父母亡故的噩耗時，心如刀割，欲哭無淚。
那時，傅敏在給一位同學的信裡，表達了對「文革」的不滿，因而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他被關在北京一中的「土監獄」，全身浮腫，餓得眼冒金星。他幾次自殺未成，罪上加罪，因為「反革命」是沒有自殺的權利的。他被紅衛兵後拖回學校後，接著批鬥。一次，傅敏以頭撞牆，被送到醫院，因其「反革命」的身份，醫生縫針時竟然不給他打麻醉藥。就這樣，縫了十幾針，他的頭上落下碗口大的傷疤。
1979年4月，傅雷、朱梅馥追悼會舉行，主辦者為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會上宣布，1958年將傅雷劃為右派分子是錯誤的，應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誣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徹底恢復政治名譽。
2013年10月27日，在上海福壽園海港陵園，舉行了傅雷夫婦骨灰安葬及紀念碑揭幕儀式。潔白的墓碑上刻著《傅雷家書》中的一句話：「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傅敏向父母說：「爸爸媽媽今天你們終於回來了，47年前你們無可奈何地、悲壯地、痛苦地、無限悲憤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你們無限熱愛的這塊土地以及這塊土地增長起來的文化事業。但是，你們的心一直活在我們心裡，我們永遠懷念你們，你們一生的所作所為，你們那顆純淨的赤子之心，永遠在激勵著我們一定要努力把產生這麼個悲劇的根源剷除掉。爸爸媽媽你們在這安息吧。」
結語
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無情地掃落了中國的文化精英。才華橫溢的他們，一個個走向生命的終點，悄無聲息，好似一粒小小的石子，投入苦難的海洋，瞬間不見蹤影。在政治風暴裡，他們保不住一張安靜的書桌，摸不到正確的方向。他們不解、迷失、悲憤，累了，厭了。死亡，是告別屈辱和慘烈的解脫。中共紅禍，顛倒是非，迫害良善，扭曲人性，摧毀文化和道德。禍端不除，天下焉得太平。
傅雷一家的命運沉浮，映襯著時代的悲涼與荒唐。心靈的傷口，泣血不止，永難平復。與這個家庭一同悲哀並痛著的，是整個中華民族，還有飽經滄桑的大地。回顧，為了讓悲劇不再重演，讓生命不再迷航。
參考資料：
江小燕：《我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原題《致余開傳先生》），愛思想網，2004年12月20日。（作者寫於1998年1月23日）
葉克飛：《那些失去的優雅與溫厚——尋訪上海傅雷故居》，作者博客，2012年12月31日。
《重看傅雷之死：體制外生存艱難 被批鬥對生存絕望》，《文化觀察》，2013年11月1日，第178期。
彭蘇：《傅雷父子 赤子的世界》，《南方人物週刊》，2014年1月。
楊司奇：《傅雷之死：疾風迅雨無安處》，新京報書評週刊(ibookreview)，2016年9月3日。
吳過：《紅衛兵檔案》。
李輝：《橫掃「牛鬼蛇神」的紅衛兵們到底什麼樣》。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