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區委書記佈置土改任務:寧願錯殺一百不要放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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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7年02月11日訊】三農問題學者張英洪2007年在漵浦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一個案例,1927年2月26日漵浦縣委在萬人群眾大會上,群情激憤地鬥爭一個外號叫陳老二的地主,縣委宣傳委員向五九對著喇叭喊:「贊成槍斃陳老二的鼓掌!」得到的是全場雷動的掌聲。一位叫杜元富的「噹」地一槍打在陳老二腿上。隨後士兵連發數槍,群眾蜂擁而上,「割其耳朵和鼻子,有的剖膛取心祭靈,有的割一塊肉拿去下酒」,不過一袋煙功夫,陳老二隻剩下一副骨架子。

漵浦農民運動中兩個階級相互廝殺的血腥氣息,到1950年代初的土改,又捲土重來。

何之光參加了1950年7月邵陽地區土地改革開始試點工作,他作為邵陽地區青年團的負責人,受地委指派到邵陽縣委參加土改

據何之光回憶,中共中央突然下達『反對和平土改』的指示後,土改開始變得殘酷。「鄉有鄉的當權派,村有村的當權派」,要發動群眾「有仇報仇,有冤報冤」,給予無情打擊。這叫「從政治上消滅地主階級」。

還有一項工作是「從經濟上消滅地主階級」。原來已經反過惡霸的村子,只能「矮子中間挑長子,無疑是擴大了打擊面。」並且增加一項清算和分配地主果實的工作。不論浮財底財都要清算出來,作為「勝利果實」分配給農民。

這種以經濟為目的的擴大化,在漵浦的土改中同樣存在。漵浦土改時到底殺了多少人,當年的縣委書記兼公安局長郭靜秋也不知道。他隻記得當時有人將漵浦濫殺的情況告到了中央,中央命漵浦把名單和數字報上去,縣長縣委書記急忙到區裡要統計數字,可是區裡誰也統計不出來。

由於錯殺,有農民用了一句當地熟語形容這段時期——「魚怕壞塘、人怕壞皇」,表現當時的大環境。 有土改親歷者在講述他們目睹的慘狀,「那時,一批批都被梱出去槍斃了,死掉好多人,都是些農民,犯了什麼砍腦殼的罪?」

土改運動在各區劃成分時,一直存在寧左勿右的思想,因此就提高了一部分人的成分。這種劃法從政治層面,能將自己和敵人界線劃得異常分明。從經濟層面考察,多劃出來地主,就可以更多地分到一些田產和房產,分到浮財如細軟等「勝利果實」。

同為湘西,邵陽和隆回的情況也相似,「為了多搞錢財,儘可能抬高階級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劃地主。強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銀財寶地點,否則非刑拷打,晝夜逼供,什麼稱半邊豬、吊磨盤、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時有所聞」。

何之光回憶,「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黨代會,邵陽縣委書記鐘石在地區代表團討論時講到:有一個村用鐵釘釘死兩個地主,還釘死了一個農民;有的叫地主女人當場脫了褲子鬥爭,不脫就打,打了還要脫;還有的強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後把他活埋了。

隆回縣委書記方明說:隆回問題也很多很嚴重,把中農劃富農,富農劃地主;關押吊打,非法鬥爭,不少富裕中農和富農都挨斗;還出現了所謂「貧農惡霸」,「中農惡霸」。其他縣情況基本相似,不把人當人,死人不計其數。」

成分劃分也變得隨意起來,劃成分有時就是幾個人一對,認為誰是地主,誰就是地主。

寧願錯殺一百,不要放走一個」,郭靜秋講述土改時期基層對政策的掌握時提到的這句話,是湘西區黨委書記周赤萍在佈置任務時說的。

在這種非常左的意識主導下,郭靜秋完不成殺人任務,就是右傾。地委開會時要求他報殺人計畫,他說大概殺十六、七個,小組會上受了批評,批他右傾。他回到江口區與趙中財書記商量後,決定還是報一二十個,結果後來一次就殺了十幾人。

1955年後,郭靜秋在回憶土改工作的失誤時說,「這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時沒有法治,當時說是說(殺人)要縣委批准,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每個幹部都可以批准,罪名是『罪大惡極』就行了。上面也不管你,只要你完成任務。」

群眾大會,是「根子」(由工作隊發現、並培養階級鬥爭意識的最窮苦農民)訴苦、帶領群眾一同聲討地主、最容易群情激憤的大會。群眾大會當眾槍斃以及會後拉出去「打掉」(即槍斃)地主、富民,是提高農民覺悟的最直接的教育方式。

根子的作用,是在批鬥大會上帶頭訴苦。批鬥大會是翻身的關鍵,因為「幾千年就看這一天」,所以要「斗不垮地主不散會」。郭靜秋主持過的一個批鬥會上,雇農訴苦訴得大哭起來,並且突然上前咬掉了地主一塊右耳朵,「呸!」地一口吐到地上,把台下群眾嚇了一跳。當他上前去咬地主左耳時,郭靜秋制止了他。

一方面,是以根子為代表的農民對地方的清算,另一方面,根子被報復、貧農被威脅也時常發生。

1952年3月橋江區委書記於永起,在涼水井村碰到一起凶殺案。土改根子鄧南彬一家6口被殺了4口。貧農鄧南彬被砍得滿臉血肉模糊;他女兒脖子被砍數刀,頭搭在床邊,人死在床上;他的父親吊死在樓枕上;重傷的妻子已不能回答問題;只有兩個不更事的小兒沒有受傷。

還有地主用語言威脅:「你鬥爭地主積極,全村第一,將來我要向你學習。」

(記者羅婷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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