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中共在中華民族救亡史上有過擔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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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先生的一篇演講《百年滄桑》被列為北京高校市級思政課的其中一講,不僅受到官方的熱捧,也被一些被中共矇蔽的民眾認同。筆者懷著好奇心,從頭至尾仔細讀了這篇演講,方纔恍然大悟,原來這是一篇為中共站臺的演講,但它卻又不同於以往的同類作品,除了演講者的口才和噱頭使它聽上去比較生動外,它還試圖從中共在民族救亡中的擔當角度去論證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對於不瞭解中國近現代史真相的國人有一定的迷惑性。

金一南先生在演講中稱,中共在民族救亡和民族復興過程中的「自我擔當」,是其存在於中國政壇最大的合理性、合法性。那麼,在鴉片戰爭後中華民族「救亡」的過程中,中共是否真的如金一南先生所言是有擔當的?是否真的從來沒有放棄過這種擔當?「救亡」這個命題是否真的是由它了結的?

筆者認為,判斷這個問題的關鍵不在別的,而在於中共對民族和國家利益的態度,在於它的所作所為究竟是在維護還是在損害這個利益。而它究竟是在維護還是在損害民族和國家的利益,又集中體現在它是怎麼對待蘇俄和日本對中國的威脅和侵略的,因為晚晴以降對中國威脅最大的莫過於這兩個國家。

金一南先生雖然在演講中對中共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但卻並未擺出充分的事實依據。他的觀點是否站的住腳,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

如同舊沙俄一樣,1917年「十月政變」後建立的由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當權的蘇俄也有著強烈的對外擴張的野心。它建立不久就積極開始了對中國的滲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國尋找代理人,建立中國共產黨,利用這個黨把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輸入到中國去,從而最終達到將中國納入其勢力範圍內的目的。

從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整個過程來看,中共不僅是蘇俄對中國進行政治滲透和擴張的產物,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俄共「兒子黨」,以俄共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執行的是蘇俄紅色帝國主義的東方路線,在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等各個方面均聽命於俄共。

這種與生俱來的出生「胎記」,注定了中共不可避免要充當蘇俄侵華的政治工具,為蘇俄的在華利益服務。早在1921年的「一大」宣言裡中共就赤裸裸地宣稱: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從中國分離出去;可以加入現在世界上的某個「民主聯邦」。這裡所謂的某個「民主聯邦」,它沒好意思說出口,其實就是中共的主子蘇聯。

8年後,1929年7月,中國東北地方當局根據中華民國政府要逐步在中國境內收回中國主權的決定,根據1919、1920年蘇俄政府曾公開發表的「放棄一切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放棄沙皇俄國在中國所有特權」的聲明,宣佈接管中國境內的「中東鐵路管理權」。不料蘇俄非但不承認自己以前的宣言和聲明,而且於1929年8月宣佈與中國斷交。斯大林並調動10萬大軍,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中華民國政府為了自衛,命張學良負責國境邊防,兵分東西兩路,進行阻擊和抵抗。史稱「中東路事件」。

1929年9月26日,斯大林給中共發來指示:「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並且是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俄,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又頻頻發來電報,明確指出「武裝保衛蘇俄就是要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

1929年11月,李立三在中共「二大」上宣佈「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俄』,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時任「中共滿州省委書記」的劉少奇稱:「中東路事件」是帝國主義對蘇聯武裝進攻的開始。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第60號通告,標題是「執行武裝保衛蘇俄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于是中共在南方各省大搞武裝暴動,牽制中華民國政府軍,使之難以北調抗蘇,與蘇俄在北方的武裝侵華里應外合。曾被中共媒體炒作的黑瞎子島,就是在這次「中東路事件」中被蘇俄強佔的。在蘇俄公開武裝侵華,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時刻,中共竟為一黨之私甘當漢奸、走狗,出賣民族利益。

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侵佔中國東三省。正當中國國難當頭之際,第三天,也就是9月20日,第三共產國際就電告中共中央機關:「必須趁著日本侵略軍侵佔中國東北,要更進一步的武裝保衛蘇聯。要在中國發動暴動,罷工,遊行,示威,來奪取或推翻國民黨南京政權」。

趁著國民政府軍從江西抽調部隊北上佈防,中共紅軍立即擴張,攻陷了贛南的數縣。11月7日,中共果然在江西瑞金宣佈建立蘇維埃政權,發動土地改革,發動武裝暴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第十四條赫然宣佈:「我們贊成中國境內的所有少數民族都能夠從中國分離出去,都能夠獨立自成一國」。此條款用意已在前論述,就不在此重複了。日軍侵華固因其軍國主義野心膨脹,但又何嘗沒有當時被稱為「赤匪」的中共在中國境內頻頻生亂,致使外患有隙可乘的因素呢?!

日軍侵華是中華民族上世紀面臨的最大一次民族危機,也可以說是檢驗一個中國政黨對國家和民族究竟有無擔當的試金石。

如果中共真的有擔當,那麼,當日軍大舉入侵中國的時候,它理應將民族利益置於黨派利益之上,與國民黨一同齊心協力抗擊外敵,但中共的所為恰恰相反。雖然它嘴巴上把抗日的口號喊得比誰都響,實際上卻處處奉行消極抗日、積極反蔣的策略,借日本人入侵,國民政府無暇他顧之機,千方百計擴大自己的地盤與實力,為日後與國民黨爭奪天下做準備。

在中共看來,中日戰爭不是中國抗擊日本,而是三國逐鹿,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蔣介石的大好機會。所以,抗戰全面爆發後,1937年召開的中共洛川會議便確定了百分之七十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妥協,百分之十對日對戰,和「要日蔣火拚」的方針,即將國民黨視為最大的敵人。在1938年下半年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告訴中央全會,蔣介石始終是敵人。中共現在就要準備打倒蔣介石,武裝奪取政權,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張旗鼓地在敵後發展,必要時堅決打國民黨軍隊。

洛川會議後,毛即命令林彪的115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120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129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地,不是抗日,而是繞到敵後,以謀擴張。毛一再指示「八路軍應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至於毛和中共吹噓的游擊戰,不過是為中共奪地擴張的「法寶」。總之,中共的主意就是乘日本人前進的東風擴軍佔地,按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讓日本人多佔地,才愛國」。

如果說,在全面抗戰剛剛開始時,毛和中共還有些忌憚,不敢公開的不抗日,甚至還局部的參加了抗日,那麼,隨著中共發展到50萬人馬,抗日戰爭進入1939年的艱苦相持階段時,中共的真面目開始暴露出來:專打國軍,而對日軍卻是「游而不擊」了。

中共宣傳的新四軍的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軍隊。如中共廣為宣傳的「皖南事變」的真相就是中共軍隊改編成的新四軍,不聽從國民黨最高統帥部的命令,一直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甚至是專打國民黨臺兒莊大戰的抗日主力韓德勤部,才造成被圍殲的結果。當年的《大公報》的報導就道出了真相。

更為惡劣的是,中共還與日軍暗中勾結,出賣國民黨的軍情,也就是通敵賣國。

日本東京大學遠籐譽教授在日本外務省的機密資料中發現了中共特務頭目潘漢年向日軍提供的情報《關於新四軍的作戰經過和建軍工作》,其目地是為了取得日軍的信任。其後,潘漢年向日軍提出中共和日軍的停戰問題。遠籐教授還找到了毛給潘漢年直接下與日軍勾結指令的證據。遠籐教授的研究證實,潘漢年曾多次向日軍出賣國民黨的戰略情報。

而另外可以佐證中共與日本勾結的是,共產國際駐延安特派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一本書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的證實了:毛等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葉劍英告訴了毛,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甯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的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1984年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也同樣披露了中共當年賣國通敵的事實。該書揭露: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居然能夠直進直入南京崗村寧次司令部,並受到禮遇。事因則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至1945年6月,岡村甯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報請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立即密電答覆說,「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

于是,六月初,日軍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迅速批復,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蘇北的八個縣城給新四軍,新四軍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同時還協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而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發現的秘密……」

只是因為抗日戰爭提早的結束,中共與日本勾結以及進一步締結條約的可能性才終止,但中共通敵賣國的罪惡卻在歷史上無法抹去。

八年抗戰,兩千萬中國人失去了生命,但中共卻把它變成了一個擴充實力,與蔣介石爭權的良機。結果,在這場民族自衛戰中,積極抗戰的國民黨政權被極大地削弱,中共則乘機佔領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一百三十萬人的大軍。抗戰開始時,國共軍隊的比例是六十比一,抗戰結束時是三比一。

難怪毛澤東生前多次說過,我們(中共)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民黨)共(產黨)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訪華時,曾為日軍當年的侵華罪行道歉,毛卻說:「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

(外)蒙古原本是中國的一個省。但是蘇俄出於自身的利益,一直策劃將其從中國分離出去而成為自己的附屬國。

1945年2月11日,蘇聯和美英在雅爾達達成了協定,同意蘇聯對日參戰的條件的第一條為:「(一)外蒙古的現狀須予維持。」當時的形勢是,國民政府不同意蒙古獨立;美國堅決反對蒙古獨立;英國不反對也不支持,保持中立。所有中蘇友好同盟協議的條件是蘇聯不能協助中共和蒙古人民黨以及新疆的獨立分子搞蒙古獨立或新疆獨立,但後來實際上蘇聯卻違犯協定,幕前幕後操縱和極力支持蒙古和新疆鬧獨立。

在蘇軍從東北三省撤軍後,蘇俄控制的共產國際命令中共馬上發動革命從國民政府手裡奪取東北三省,同時命令蒙古人民黨馬上革命搞獨立。由於蘇聯操縱蒙古獨立,違犯雅爾達會議決定和中蘇協議,所以蔣介石拒絕簽雅爾達協議真本。國民黨政府雖然堅決反對蒙古獨立,但還是尊重蒙古人民的選擇,同意蒙古人民進行公投。

然而當時在蒙古許多地方,蘇軍用武器逼蒙古人去投票獨立,而且蘇軍也參與了投票。(註: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公民表決是公民在沒有外國駐軍的情況下自由表決。)因此,美國聯合國代表離開外蒙古後拒絕承認蒙古獨立。之後蒙古從1946開始12次派代表團到中國談判要求籤署友好協定承認蒙古獨立,國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工作委員會拒絕了他們的獨立要求,也拒絕了他們交換地圖的要求。從1946年到1949年,外蒙古一直在中華民國的地圖裡。

但是投靠蘇俄甘做傀儡的中共卻一貫支持外蒙獨立。毛澤東1939年就明確指出外蒙古是獨立國家,不屬於中國。在中國境內,中共甚至先於偽滿洲國政府公開承認外蒙古是獨立國家。1949年10月16日,毛澤東宣佈與蒙古建立大使級的外交關係。當時全世界只有蘇聯、中共和蒙古建交。

1950年7月3日毛澤東在接受蒙古駐華大使賈爾卡賽汗呈遞國書時的答詞中稱:「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不但早已脫離了中國的反動統治,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國家,而且正朝著經濟、文化建設的發展道路前進,中國人民衷心地為蒙古人民的這一成就慶賀。」

綜上所述,縱觀中共成立之後八十多年的歷史,面對蘇俄和日本的侵略與瓜分,它要麼賣身投靠蘇俄,出賣國土,分裂國家,要麼消極抵抗,暗中勾結日本,借日軍侵略之機壯大發展自己,從未真正付起過一個政黨在民族存亡之際應付的責任。對它來說,其一黨私利永遠高於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其所作所為哪裏有一點對民族和國家有所擔當的影子?

與之相比,國民黨政府不但積極阻擊和抵抗蘇俄的侵略,堅決抵制其將外蒙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陰謀,在抗日戰爭中,更肩負起了領導全國抗戰,挽救民族危機的重任。說到底,中華民族之所以沒有在日寇的鐵蹄下滅亡,之所以能夠在二次大戰後屹立於世界之林,靠的是蔣介石先生領導下國民黨軍隊和全國人民的八年抗戰,靠的是美國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金一南先生說中共了結了「救亡」的命題,也太不尊重歷史了吧。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金一南先生試圖從中共在中華民族救亡史中的表現和作用來探討中共是否具有合法性與合理性,這種分析問題的角度是可取的,但他的結論卻是錯誤的,是違背歷史事實的。從歷史事實中只能得出與之相反的結論,那就是中共在中華民族救亡的歷史上不但沒有擔當起它應付的責任,甚至助紂為虐,加重了中華民族的危機。正因為如此,中共自稱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根本就不能成立!

作者提供,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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