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在所有的鎮壓性事件中，被新政權最精心遮掩的是對工人動用的暴力。而布爾什維克當初就是以工人的名義取得政權的。自1918年起，這些鎮壓在隨後兩年里加劇，並於1921年在喀琅施塔得發生的知名事件中達到高潮。自1918年初起，彼得格勒的工人已表現出對布爾什維克的蔑視。在1918年7月2日總罷工失敗後，在布爾什維克逮捕許多社會革命黨領導人後，1919年3月，這個前首都的工人中再次爆發騷亂。這些社會革命黨領導人中包括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她剛剛對彼得格勒多家工廠進行了一次難忘的參觀。在那裡，她受到人們的巨大歡呼。由於糧食極缺，此刻形勢已是極其微妙。這些逮捕行動導致了罷工和一場巨大的抗議運動。3月10日，普提洛夫工廠工人全體會議，在有萬餘名成員參加的一次會議上通過一項決議，嚴肅譴責布爾什維克的行為：「這個政府完全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專政，是靠契卡和革命法庭維持的。」
該公告要求將權力交給各蘇維埃、舉行各蘇維埃和工廠委員會的自由選舉、取消對工人能夠從鄉下帶回城裡的糧食的數量限制（1.5普特，或約55磅）、釋放「真正革命黨派」的政治犯，且首要的是釋放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為了設法遏止這場似乎日益強大的運動，列寧於1919年3月12日和13日來到彼得格勒。但當他試圖向這些工廠裡正在罷工的工人發表演說時，他同季諾維也夫在「打倒猶太人和人民委員」的叫喊聲中，一起被噓下台。根深蒂固的大眾反猶太主義從來不會隱藏很深，此時迅速把布爾什維克與猶太人聯繫起來，結果布爾什維克迅速喪失了其在1917年十月革命後獲得的大量信譽。在群眾看來，數位最知名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阿列克謝‧李可夫、卡爾‧拉狄克）都是猶太人，這就足以證明，把「猶太人」與「布爾什維克」兩個標籤合併是合乎情理的。
1919年3月16日，契卡分遣隊猛攻由武裝工人守衛的普提洛夫工廠。約900名工人遭到逮捕。在隨後幾天裡，超過200名罷工者，在距彼得格勒約35英里的施呂瑟爾堡（Schlusselburg）要塞裡，未經審判就被處決。一種新的就業做法也被付諸實施。據此，所有罷工者都被解僱，且只有在簽署聲明稱他們是受到反革命領導人欺騙且被「導向犯罪」後，才被重新僱用。此後，所有工人都受到嚴密監視。1919年春季以後，契卡的一個祕密部門在數個工人階級中心，設立了密探和線人網路。這些人就上述工廠的「思想狀況」提交定期報告。工人階級顯然被視為具有危險性。
1919年的春季，因俄國一些大型工人階級中心的眾多罷工而引人注目。這些中心包括諸如圖拉、索莫夫、奧廖爾、布良斯克、特維爾、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阿斯特拉罕等。這些罷工被野蠻地鎮壓下去。幾乎每個地方，工人們都懷有同樣的怨憤。由於工資極其微薄，僅勉強能支付每日半磅麵包之配給卡的價格，罷工者食不果腹。因此，他們首先爭取的是獲得與紅軍士兵相當的配給量。但更迫切的要求都是政治方面的：取消共產黨人的特權、釋放政治犯、舉行各蘇維埃與工廠委員會的自由選舉、結束紅軍的徵兵、享有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等等。
在布爾什維克當局看來，這些運動的更危險之處在於，它們往往能成功地號召所在城市的駐軍支持其事業。在奧廖爾、布良斯克、戈梅利及阿斯特拉罕，反叛士兵與罷工者聯合起來，高喊「猶太人去死吧！打倒布爾什維克人民委員！」，並接管和洗劫了所在城市的部分地區。經過數日的戰鬥，這些地區才被契卡分遣隊和效忠布爾什維克政權的部隊奪回。用來回應這類罷工與兵變的鎮壓手段，從大規模的全廠停工和沒收配給卡（飢餓的威脅是布爾什維克黨最管用的武器之一），到數以百計地處死罷工者和反叛士兵，應有盡有。
最值得關注的鎮壓中，包括1919年3月和4月在圖拉與阿斯特拉罕進行的鎮壓。為了撲滅軍火廠工人的罷工，捷爾任斯基於1919年4月3日來到俄國軍隊的歷史重鎮圖拉。在1918年至1919年的冬季，這些工廠已發生多起罷工和勞工行動。它們攸關紅軍的生死，因為它們生產超過80%的俄造來復槍。在那裡的高技術勞動力中，政治活躍人士大多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1919年3月初，對數百名社會主義活躍分子的逮捕激起了一波抗議。3月27日，抗議在一場規模巨大的「要自由反飢餓遊行」中達到高潮。這次遊行使數千名產業工人和鐵路工人匯聚到一起。4月4日，捷爾任斯基又命人逮捕了800名「領導人」，並強行清空了那些被罷工者占據數星期的工廠。所有工人都被解僱。他們的抵抗因飢餓歸於失敗，因為數星期來他們的配給卡都未兌現。為了得到替換卡，從而有權獲得半磅麵包和在總停工後復工，工人們不得不簽署工作申請表。表中特別規定，未來任何停工都將被視為擅離職守行為，並因此被處以死刑。4月10日，生產得以恢復。就在前一夜，26名「領導人」遭到處決。
伏爾加河河口附近的阿斯特拉罕市，在1919年春季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因為它是布爾什維克阻止西北方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的部隊與西南方鄧尼金將軍的部隊會合的最後據點。或許單單這一情況，就可以解釋3月鎮壓該市工人罷工時所用的異乎尋常的暴力。這次罷工開始，既有經濟原因（微不足道的口糧），又有政治原因（逮捕社會主義活動人士）。3月10日，當第45步兵團拒絕向在城內遊行的工人開槍時，罷工趨於激化。士兵們與罷工者攜手，衝擊了布爾什維克黨各總部，並殺死一些工作人員。該地區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謝爾蓋‧基洛夫（Sergei Kirov）立即下令：「不惜一切可能的手段，無情消滅這些白軍虱子。」仍效忠於布爾什維克政權和契卡的部隊封鎖了該市的所有入口，並有系統地著手將其奪回。當各監獄滿員後，士兵和罷工者被裝上駁船，然後脖子綁上石頭，幾百人幾百人地被扔進伏爾加河。3月12日至14日，有2,000至4,000名罷工者被射殺或溺死。3月15日以後，鎮壓集中到該市的資產階級身上，藉口是他們已成為這個「白軍陰謀」的幕後策劃者，而工人和士兵因此只是炮灰而已。在兩天時間裡，所有商人的住宅都遭到系統性洗劫，房主則被逮捕和槍決。阿斯特拉罕大屠殺的資產階級受害者人數，估計在600至1,000人之間。一個星期內，就有3,000至5,000人被槍殺或溺死。相比之下，3月18日──當局所刻意指明的巴黎公社周年紀念日，以大排場下葬的共產黨人只有47人。長久以來，阿斯特拉罕大屠殺只是被當作紅白兩軍交戰中的一個小事件，而被人們記住。由於近來公開的檔案文獻，其真實規模此時才為人所知。這些文獻顯示，它是布爾什維克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之前對工人最大規模的屠殺。
1919年底和1920年初，繼2,000多家企業被軍事化後，布爾什維克與工人之間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托洛茨基作為工作場所軍事化的首要設計師，於1920年3月在第九屆黨代會上就此問題闡述了他的看法。托洛茨基解釋稱，人天生懶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為了生存而被迫找工作。資本主義市場對人起到刺激作用，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對工作資源的利用取代了市場。」因此，國家的職責就是指令、指派和安排工人做事。而工人要服從國家，就像軍隊裡士兵服從命令一樣，因為國家在為無產階級謀利益。這就是工作場所軍事化的依據。這種軍事化，遭到少數工團主義者、工會領導人和布爾什維克主管的猛批。在實踐中，這意味著取締罷工，罷工被與戰時的開小差相提並論；增加雇主的懲處權力；所有工會和工廠委員會被置於完全從屬的地位，其角色此後僅為支持生產者的政策；禁止工人離開崗位；對曠工和遲到實施懲罰，而這兩種現象都極為普遍，因為工人們常常外出尋找食物。
由軍事化所引起的工作場所普遍的不滿情緒，又因日常生活的艱辛而加劇。正如1919年12月16日契卡向政府提交的報告中所指出的：「近來，糧食危機每況愈下，工人群眾在挨餓。他們不再有必要的體力來繼續工作，而且他們越來越常曠工就是因為飢寒交迫。在莫斯科的很多冶金公司裡，工人們走投無路，正準備採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罷工、騷亂、暴動──除非立即找到這些問題的某種解決方法。」
1920年初，彼得格勒一名工人的月薪在7,000到12,000盧布之間。在自由市場上，買一磅黃油要花5,000盧布，一磅肉花3,000盧布，一品脫牛奶花500盧布。每個工人也有權依照其被歸入的類別，獲取一定數量的產品。1919年底，在彼得格勒，重工業工人每人每天有權獲得半磅麵包，每月一磅糖，以及半磅脂肪和4磅酸鯡魚。
理論上，公民們被分為五類，從重工業工人和紅軍士兵到「久坐者」，並相應地獲得配給。由於「久坐者」──知識分子和貴族──排在最後領取，他們往往一無所得，因為經常什麼都沒剩下。「工人」又分為一系列類別，這些類別有利於對政權生存至關重要的那些行業。1919年至1920年間的冬季，彼得格勒有33類配給卡，其有效期不超過一個月。在布爾什維克落實到位的集中式糧食分配系統中，糧食這種武器在獎懲各類公民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對於運輸業任何不工作的人，應當削減其麵包配額，因為它現在是如此的重要；對於在該行業工作的人，則應增加其麵包配額」，列寧1920年2月1日在給托洛茨基的信中寫道，「如果必須這樣做，那結果就是死幾千人吧，但也必須挽救國家。」
當這項政策生效時，所有與鄉村有聯繫的人（這意味著有相當多的人），都拚命設法儘可能經常返回他們的村子，為的是帶回一些食物。
這些軍事化措施，旨在「恢復工廠秩序」，效果卻適得其反，導致眾多的停工、罷工和騷亂。所有這些都被無情地鎮壓下去。1920年2月12日的《真理報》宣稱：「對於罷工者們這些有害的黃色寄生蟲，最適合呆的地方就是集中營！」根據勞工人民委員部保存的記錄，在1920年上半年，俄國77%的大中型企業都受到罷工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受影響最大的領域──冶金、採礦和運輸行業，也是軍事化程度最高的領域。契卡祕密部門寄給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報告，透露了對抵制軍事化過程的工廠和工人的鎮壓，嚴酷而發人深省。一旦被逮捕，工人們通常因「破壞」罪和「擅離職守」罪，被革命法庭判刑。僅舉一例，1920年4月，在辛比爾斯克（烏里揚諾夫斯克的舊稱），12名兵工廠工人被送入集中營，因為他們「通過以意大利方式罷工……散布反蘇維埃宣傳、利用大眾的宗教迷信和薄弱的政治信念……以及散布關於蘇維埃工資政策的錯誤信息，進行破壞活動」。在這種令人困惑的言辭後面，可能存在的情況是，被指控者無非是未經老闆認可而休息、抗議在週日被迫工作、批評共產黨人，以及抱怨自己的薪水少得可憐。
黨的最高領導人，包括列寧在內，要求懲罰罷工者以警戒他人。1920年1月29日，由於擔憂烏拉爾地區工人的緊張局勢，列寧發電報給第五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弗拉基米爾‧斯米爾諾夫（Vladimir Smirnov）：「有人已通知我，鐵路工人顯然參與了破壞行動……我被告知，伊熱夫斯克（Izhevsk）的工人也捲入其中。我很驚訝，你們對待此事如此掉以輕心，沒立即因破壞罪處決大批罷工者。」作為軍事化的直接結果，許多罷工都在1920年發起：1920年3月，葉卡捷琳堡有80名工人被捕並被送往集中營；1920年4月，在梁贊—烏拉爾鐵路（Ryazan-Ural Railway），100名鐵路工人受到同樣的懲罰；1920年5月，在莫斯科—庫爾斯克鐵路（Moscow-Kursk line），160名工人遇到和1920年6月布良斯克冶金廠152名工人相同的命運。其它很多抗議軍事化的罷工，都被以同樣殘酷的方式鎮壓。
最引人注目的罷工之一發生在圖拉軍火廠。這裡是抗議布爾什維克政權的一個關鍵中心，已經因1919年4月的行動而受到嚴懲。1920年6月6日，星期天，一些冶金工人拒絕按老闆的要求加班。然後，女工們拒絕在那個星期天工作，其後通常每個星期天都拒絕工作。她們解釋說，星期天是她們能夠出去到周圍鄉村尋找糧食的唯一一天。為了回應工廠老闆的要求，一支大型的契卡分遣隊前來逮捕罷工者。戒嚴令頒布了。由黨代表和契卡代表組成的一個三人小組，奉命譴責「波蘭間諜和黑色百人團（Black Hundreds，譯者註：20世紀初俄國的一個保皇武裝組織，以極端的俄羅斯民族優越學說、仇外、反猶太主義和煽動反猶騷亂而出名。）為削弱紅軍戰鬥力而挑起的一個反革命陰謀」。
隨著罷工蔓延和「領導人」被捕數量的成倍增長，一種新的動向改變了通常的發展進程；女工和純樸的家庭主婦，先是數以百計地，後是數以千計地去向契卡報到，要求也逮捕她們。這一運動繼續蔓延，男子們也一同要求被逮捕，目的是使波蘭陰謀之說顯得更加荒唐可笑。四天內，就有超過一萬人被拘留在一塊巨大的露天空地中，由契卡看守著。由於暫時承受不了這樣的龐大數字，且對如何向莫斯科報告此事茫然無緒，當地黨組織和契卡最終說服中央當局相信，確實有一個巨大陰謀在醞釀中。於是，一個肅清圖拉陰謀委員會審訊了數千名囚犯，希望找到幾個有罪的同謀者。為了獲釋、再被僱用，並領取新的定量配給簿（ration book），所有被捕工人都必須簽署以下聲明：「本人，即下述簽名者，是一條骯髒的犯罪的狗，在革命法庭和紅軍面前懺悔，坦白本人的罪行，並承諾未來要認真工作。」
與其它抗議罷工相比，1920年夏季圖拉的對抗受到了較寬鬆的對待：僅28人被判送入集中營，200人被流放。當時，高技術勞動力比較稀有，布爾什維克離不開該國最好的武器工人。恐怖，就像糧食一樣，不得不考慮上述行業的重要性和政權的更高利益。#（待續）
──轉自《大紀元》 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