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漫話「改革開放」與中國人的幸福感(6)

人生在世,難保不生病。現代社會政府的一項基本公共職能,就是為國民提供足夠的醫療保障,讓大家都能看得起病。因此,政府財政作為支付全民醫療費用的主角,是世界各國的慣例,發達國家的政府每年都會拿出一大筆錢用於公民的醫療保障,有的國家甚至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如英國、日本等。

但遭人詬病的是,始於上世紀後期的中國醫療制度改革卻反其道而行之,把理應由政府承擔的這項職能當成包袱甩給了市場。受此影響,政府財政每年對國人醫療保障的投入大為減少,不但遠遠低於西方發達國家,也明顯低於經濟發展水準不如自己的印度等國(注1)。更有甚者,即便是這部分已經少得可憐的投入,居然80%都用到了黨政幹部的身上。由於政府投入嚴重不足,只有占人口10%的政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部分集體企業的人員擁有完全的醫療保障,而占人口50%以上的城市人口、80%以上的農村人口無任何醫療保障,其餘的人只有低水準的醫療保障。換句話說,半數以上的中國人看病都得自己買單。加之醫療費用的上漲又明顯快於居民收入,大大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支付能力。在這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下,看不起病自然也就成了困擾當今中國老百姓的一大社會問題。

2010年2月27日,有位網友在跟時任總理溫家寶進行線上交流時吐槽說:「溫總理,我們農村的看不起病呀!」這話道出了當今中國農民的普遍境遇!

2004年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曾在公開場合引用《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04年》上的資料說,2003年中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622.2元,農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費用2,236元。在農民人均純收入尚包括實物收入的情況下,農民一旦得了大病,一年的現金收入連支付住一次院的費用都不夠。有關調查表明,中西部農民因看不起病,死於家中的比例高達60%-80%。即便是農村經濟最發達地區之一的浙北地區,還有30%—40%得了絕症的農民,因為無錢醫治而死在家裡。

其實,看不起病的又何止是農民呢?城鎮居民中的低收入者和相當一部分收入不高的群體也同樣如此。就連體育冠軍、勞模這類曾經的風雲人物也不乏其例。

據《三秦都市報》報導,2012年3月,退役已經13年的前亞洲鏈球冠軍徐偉利突然發現雙腿浮腫,呼吸比較困難,到醫院檢查發現,他的腎臟出現了問題,胸腔積水嚴重,心臟和肺受到壓迫後導致供血不暢、呼吸受到影響,必須立即住院治療。

但由於經濟困難,一時無法支付數萬元的治療費,徐偉利只得每隔一周到醫院抽取一次胸腔內的積水,每次費用700元。抽完積水以後,他的呼吸相對能夠好轉一些。6月28日,他再次到醫院抽出1,200毫升胸腔積水後,因沒錢買藥而返回到住處,打電話向朋友借了200多元。6月30日,他來到醫院買藥時,藥費竟然高達600元,在實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只得又給平日裡經常照顧他的朋友張某打去電話「求助」。

事後,他情緒激動地對記者說,「在田徑運動比賽的領獎台上,當國旗冉冉升起時,我每次都流下了眼淚。沒有想到,退役13年後的今天,我竟然因為經濟困難交不起600元的醫療費而流淚」

2004年12月衛生部公佈的《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主要結果》顯示,過去10年,中國公眾對醫療衛生服務的利用率明顯下降,居民自我醫療(俗稱「有病自己醫」)的比例逐年增加。將近五成(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醫院看病。在去看病的患者中,經醫生診斷該住院治療卻未住院的竟達29.6%。這裡面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得病後自己買藥吃。36%的居民生病後不去醫院就診,而是跑到藥店購藥,採取自我醫療,且這一比例逐年增加:農村由1998年的23%增加到31%、城市由44%增加到47%。二是看不起病就硬扛著。「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醫院抬」。

不管是自我治療還是自己硬扛著,顯然都是因為看不起病。調查顯示,生病未就診、未住院且未採取任何治療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於經濟困難;應該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中,70%是由於經濟困難。城鄉低收入人群應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達到了41%,遠高於一般收入人群。

試想,身為中國人,有病在身卻看不起,你會幸福嗎?

注1:
2008年中國醫療衛生投入800億,而香港僅800萬人,政府向醫院撥款竟達400多億。從1991年到2000年,中國政府投入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從12%降到了6%。從1982年到2005年,中國衛生費用增長48倍,政府衛生預算只增長21倍,而個人現金衛生支出卻增長118倍。今天中國個人衛生支出比例達到52%,遠高於美國人所承擔的15%,而英國、日本甚至印度都實行了幾乎全民免費的社會醫療制度。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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