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武裝暴動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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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經歷了中國這場災難和上世紀20年代初期歐洲的失敗,共產國際仍確信其步入了正軌。所有共產黨,包括民主共和國合法組建的黨派,都有一個祕密的軍事派別,偶爾公開露面。最常遵循的模式是德國共產黨(KPD)的模式。KPD由蘇聯軍隊幹部所控制,擁有龐大的軍事機構,其任務是肅清對手(特別是右翼的對手)和可能已滲透該黨的線人。拜有名的紅色陣線(Rote Front,該組織擁有數千名成員)(譯者註: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時期由KPD領導的準軍事組織)之賜,KPD也扮演了更大的準軍事角色。在魏瑪共和國,政治暴力司空見慣,但共產黨人不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新成立的納粹黨這樣的極端右翼運動上,還解散了他們所稱的「社會主義的叛徒」(sociotraitors)或「社會法西斯主義者」(sociofascists)所舉行的社會主義者會議。他們也毫不猶豫地襲擊警察,把其視為反動國家甚至是法西斯國家的代表。1933年及隨後發生的事當然地顯示,真正的法西斯敵人是國家社會主義黨(National Socialist Party),而與其它尋求捍衛「資產階級民主」的社會主義政黨結盟對抗納粹,本來會是較為明智的做法,但共產黨人卻完全無法接受民主思想。

在政治氣氛平靜許多的法國,法國共產黨(PCF)也有自己的武裝部門。該部門由阿爾伯特.特倫特(Albert Treint)所領導。他是黨的書記之一,曾在戰時擔任上尉,因此擁有軍事經驗。他們首次公開露面是在1924年1月11日的一次共產黨會議上。當時,一群無政府主義者在會上大聲表示反對。特倫特下令,10個手持左輪手槍的人起身,向這些無政府主義者近距離開火,當場打死兩人,打傷另外幾人。由於缺乏證據,所有刺客均未被起訴。一年後,1925年4月25日,市政選舉的幾週前,PCF安全部門在巴黎當雷蒙街(rue Damrémont)一個名為「愛國青年團」(Patriotic Youth Group)的右翼組織的選舉會議上,捲入了另一起暴力事件。一些激進分子武裝起來,並毫不猶豫地使用他們的武器。3名愛國青年團成員當場遇害,另一位在幾天後死亡。愛國青年團領導人讓.泰亭哲(Jean Taittinger)被捕。警方多次突襲了那些共產黨激進分子的住宅。

然而,該黨行事依然如故。1926年,作為新當選議員,享有充分議會豁免權的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受命掌管反法西斯防衛組織(Anti-Fascist Defense Groups)。它由第一次世界大戰退役軍人,以及從共產主義青年組織(Communist Youth groups)中招募的反法西斯青年衛隊(Young Anti-Fascist Guards)組成。1926年11月11日,這些準軍事組織密切模仿德國的紅色陣線,穿著制服遊行。同時,杜克洛負責反軍國主義分子的宣傳工作,發表了一篇叫做「紅色戰士」(Le combattant rouge)的評論文章,講授了內戰的藝術,描述和分析了歷史上有名的街頭戰鬥等等。

《武裝暴動》描述了自1920年以來的各種暴動,並於1934年初在法國重新出版。1934年夏季和秋季,法國人民陣線(French Popular Front)的政治厄運使這本書人氣衰落,但這種衰落對暴力在共產黨實踐中的根本角色幾無影響。1936年,暴力的正當化、日復一日的階級仇恨實踐,在西班牙再度上演,內戰和恐怖的理論再度被使用。共產國際向那裡派出了一些在共產黨鎮壓中表現突出的幹部。

選拔和培訓參加未來武裝暴動的幹部,與蘇聯特務機關,尤其是一個部門──格魯烏(GRU或總參謀部情報總局)密切相關。格魯烏由托洛茨基創立,作為紅軍第四局。即使情況發生變化並被大幅縮編,格魯烏也從未放棄過這種教育角色。即使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法國共產黨的一些年輕幹部也在蘇聯受到過蘇聯特種部隊(Spetsnaz,音譯為「斯佩茨納茲」)的培訓(學習如何射擊、拆卸和組裝各種槍枝、製造炸彈和無線電發射器,並使用破壞技術)。蘇聯特種部隊被用於培訓安全部隊。格魯烏也有一些必要時可被派遣至友黨的軍事顧問,例如曼弗雷德.施特恩(Manfred Stern)。他是奧匈帝國人,因1923年漢堡暴動而被借調至德國共產黨軍事機構,後來也被派到中國和滿洲(Manchuria),之後在西班牙國際縱隊(International Brigades)中以「克萊貝爾將軍」(General Kleber)之名更加聲名大噪。

許多這些地下軍事組織是由聲名狼藉的人物所掌管的。成員往往不過是當地的土匪,他們偶爾自己組成團夥。上世紀20年代後半期中國共產黨的「赤衛隊」或「紅色中隊」(Red Squadrons)就提供了一個最顯著的例子。他們的活動範圍在上海。那時上海是黨的運作中心。在前祕密社團青幫(上海兩個黑幫家族中較強大者)流氓顧順章的帶領下,他們每天都與其國民黨對手,尤其是模仿法西斯分子的藍衣社(Blue Shirts)發生衝突。這兩個對手進行了一系列衝突,以恐怖對付恐怖,伏擊每天發生,報復性殺戮司空見慣。所有這些活動都得到了蘇聯駐上海領事的全力支持。該領事有自己的軍事專家,例如戈爾巴丘克(V.Gorbatyuk),以及自己可支配的人力。

1928年,顧順章的手下清除了兩名被警方釋放的嫌疑人:何嘉興(He Jiaxing,音譯)和何繼華(He Jihua,音譯)在睡夢中,渾身布滿了彈孔。其他同謀在外面燃放煙火來掩蓋槍聲。類似有效的方法被用來解決黨自身內部的意見分歧。有時,一個單純的指控即被認為是充分的證據。在共產國際代表巴威爾.米夫(Pavel Mif)以及聽命於莫斯科的其他領導人的共同策劃下,何孟雄(譯者註:1898年—1931年,中共第一批黨員,中國工人運動活動家)在內鬥中失勢。1931年1月17日,出於不滿,他和來自工人派別的約20名同志在上海的東方賓館會面。他們一開始討論,武警和國民黨中央調查局的特工就闖入房間,逮捕了所有人。國民黨人此前接到了關於該會議的匿名密報。

1931年4月顧順章投誠,立即回到他的青幫老家(他早前曾改變立場投靠藍衣社),並向國民黨臣服。之後,一個由5名共產黨幹部(康生、鄺惠安、潘漢年、陳雲及柯慶施)組成的特別委員會,負責在上海的活動。1934年是中共在上海市的組織幾乎永久性崩潰的一年。這一年,該市共產黨人武裝組織的最後兩名領導人丁默村和李士群落入了國民黨手中。他們繼續為日本人效勞,之後落到可悲的下場:丁默村因叛國罪於1947年被國民黨人槍決;李士群被一名日本軍官毒死。康生自1949年起擔任毛澤東祕密警察的頭目,直到1975年死亡,因此是共產政權下屠殺中國人民的主要劊子手之一。

在蘇聯內部,外國共產主義團體的成員有時被用來進行祕密警察行動。庫特波夫(Kutepov)事件似乎就是如此。1924年,亞歷山大.庫特波夫(Aleksandr Kutepov)將軍被尼古拉(Grand Duke Nicholas)大公召到巴黎,擔任全軍事聯盟(ROVS,譯者註:俄國白軍一流亡組織)的負責人。1928年,格別烏決定瓦解該組織。這名將軍於1月26日失蹤;傳言開始滿天飛,其中一些無疑是由蘇聯自己散布的。經過兩次獨立調查,誰應對這起綁架承擔責任,就變得明朗起來。第一次調查由弗拉基米爾.布爾特塞夫(Vladimir Burtsev)進行。他以揭穿滲透社會革命黨組織的奧克拉納(Okhrana,沙皇祕密警察)特工埃沃諾.阿澤夫(Evno Azev)而出名。另一次調查則由《巴黎回聲報》(Echo de Paris)記者讓.德拉格(Jean Delage)主導。德拉格證明,這位將軍被帶到霍爾蓋特(Houlgate),並被帶上一艘蘇聯船隻「斯巴達克」(Spartak)號,於2月19日離開勒阿弗爾(Le Havre)。沒人再見到這名將軍還活著。1965年9月22日,蘇聯將軍施馬諾夫(N.Shimanov)在蘇聯軍方主要報紙《紅星報》(Red Star)上聲稱為這次行動負責,並披露了事件行凶者的名字:「謝爾蓋.普茲茨基(Sergei Puzitsky)……不僅參與了俘虜土匪薩文科夫(Savinkov)……而且還領導了以懲戒性方式逮捕庫特波夫將軍及其他白軍首領的行動。」今天,綁架的情況更為人所知。那位將軍的流亡者組織已被格別烏滲透。1929年,海軍上將高爾察克(Kolchak)的白軍政府有位前部長──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特列季亞科夫(Sergei Nikolaevich Tretyakov)祕密轉投蘇聯,並交出代號為「Ivanov No.UJ1」的情報。由於他傳遞給其聯絡人維琴金(Vechinkin)的詳細情報,莫斯科幾乎知道這名將軍活動的所有情況。一支偽裝成警察的突擊隊在街頭沒收了庫特波夫的座車。此時,法國人查爾斯.霍內爾(Charles Honel)──巴黎郊區車庫的一名機修工,讓庫特波夫跟著他走。霍內爾的兄弟莫里斯(Maurice)因與蘇聯特務機關的聯繫,也參與了此次行動。他後來於1936年當選為共產黨議員。庫特波夫拒絕合作,被刺而死,屍體埋在霍內爾車庫的地下室裡。

庫特波夫的繼任者米勒(E.K.Miller)將軍讓尼古拉.斯科布林(Nikolai Skoblin)擔任他的二把手。斯科布林實際上是一名蘇聯特工。他和他的妻子、歌手納迪婭.普列維茨卡婭(Nadya Plevitskaya)一起籌劃了米勒將軍綁架案。1937年9月22日,米勒失蹤;9月23日,蘇聯船隻「瑪麗亞.烏里揚諾娃」(Maria Ulyanovna)號離開勒阿弗爾。隨後,斯科布林將軍也失蹤了,嫌疑越來越集中在這艘船上。米勒將軍當然在船上,但法國政府決定不扣留這艘船。一到莫斯科,米勒就受到審訊和拷打。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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