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共產黨（KKE）的總書記尼科斯．扎卡里亞迪斯於1945年5月自德國回國。他在德國曾被流放到達豪（Dachau）。他的首批聲明明確地宣布了KKE的政策：「要麼EAM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最終獲得在希臘建立人民民主的回報，要麼我們回歸類似於最後的法西斯主義君主主義獨裁但更為嚴苛的政權。」被戰爭拖累得精疲力竭的希臘，最後好像幾乎沒機會享受和平。10月，第七次黨代會批准了扎卡里亞迪斯的提議。第一階段是爭取讓英軍離開。1946年1月，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聲稱英軍的存在對希臘構成威脅，表明了對該國的興趣。在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的協助下，KKE於1946年2月12日組織了一場暴動。當時，共產黨人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失敗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正呼籲其選民棄權。
1945年12月，KKE中央委員會成員會見了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的各位軍官。共產黨人得到保證，他們可以使用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作為基地。三年多來，他們的部隊這樣做了，帶著他們的傷員撤退到這些國家，並利用它們進行重組以及增加補給和彈藥。這些籌備工作是在共產黨情報局（Cominform）創建幾個月後進行的。該組織是由莫斯科主導的世界共產黨的組合。希臘共產黨的那次暴動看似與蘇聯的新政策完美配合起來。1946年3月30日，KKE宣布，第三次內戰正在進行中。民主軍（成立於1946年10月28日，由馬科斯．瓦菲阿迪斯﹝Markos Vafiadis﹞將軍領導）的首波襲擊遵循了通常的模式：襲擊警察局、殺死裡面的人，以及處決當地領導人物。1946年全年，KKE都在公開地繼續這樣的行動。
1947年的頭幾個月，瓦菲阿迪斯將軍加強了軍事行動，襲擊了數十個村莊，並處決了數百位農民。強制招募使民主軍的隊伍擴大。拒絕配合的村莊遭到嚴重報復。馬其頓的一個村莊遭到特別嚴重的襲擊：48間房屋被燒燬；12名男子、6名婦女和兩名嬰兒遇害。1947年3月以後，市政領導人被系統性地消滅，牧師也一樣。到3月，難民人數達40萬。恐怖政策遭遇了反恐怖行動，左翼激進共產黨人反過來被右翼極端分子殺死。
1947年6月，在貝爾格萊德、布拉格和莫斯科進行巡迴訪問之後，扎卡里亞迪斯宣布緊急成立一個「自由」政府。希臘共產黨人似乎相信，他們可以遵循幾年前鐵托所走的相同道路。該政府於12月正式成立。南斯拉夫人提供了近一萬名從他們自己軍隊中招募的志願者。聯合國巴爾幹特別委員會的許多報告，已經確認對民主軍這種援助的巨大重要性。鐵托與斯大林在1948年的決裂，對希臘共產黨人造成了直接後果。儘管鐵托繼續其援助直到秋天，但他也開始撤退，並以關閉邊界而告終。1948年夏，當希臘政府軍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攻勢時，阿爾巴尼亞領導人恩維爾．霍查（Enver Hoxha）也關閉了自己國家的邊界。希臘共產黨變得日益孤立，黨內異議增多。戰鬥一直持續到1949年8月。許多戰鬥人員逃往保加利亞，之後又逃往東歐其它地區，特別是在羅馬尼亞和蘇聯定居下來。烏茲別克（Uzbekistan）首都塔什干（Tashkent）接收了數千難民，其中包括7,500名共產黨人。這次敗北之後，流亡的KKE遭到多次清洗。遲至1955年，支持與反對扎卡里亞迪斯的派別之間的衝突仍然十分激烈，以至於蘇聯軍隊一度被迫介入，造成數百人傷亡。
在1946至1948年的內戰期間，希臘共產黨人在其控制的所有地區對所有3至14歲的兒童作了記錄。1948年3月，這些兒童被集中在邊界地區，數千人被帶入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村民們試圖把他們的孩子藏在樹林裡來保護他們。儘管道路上設有巨大的障礙，紅十字會還是成功地計算出有28,296名兒童。1948年夏，當鐵托與共產黨情報局關係破裂變得明顯時，儘管希臘政府多次抗議，在南斯拉夫的11,600名兒童還是被轉移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波蘭。1948年11月17日，第三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嚴厲譴責遷移希臘兒童。1949年11月，聯合國大會再次要求將他們送回希臘。這些以及隨後的所有聯合國決議一直未得到答覆。鄰國的共產黨政權聲稱，這些兒童所處的條件優於他們在國內將經歷的條件，驅逐出境是一種人道主義行為。
實際上，對兒童的強制放逐是在極為惡劣的條件下進行的。飢餓和流行病非常普遍，許多兒童直接死亡。他們被一起關押在「兒童村」，除了正常的教育之外，還被迫接受政治課程。他們13歲就被迫從事體力勞動，執行艱鉅的任務，如在匈牙利沼澤地區哈特查格（Hartchag）進行土地開墾。共產黨領導人的意圖是塑造出新一代忠誠的激進分子，但他們的努力終告失敗。1956年，一位名為康斯坦丁尼德斯（Constantinides）的希臘人在與蘇聯作戰時，死在匈牙利一側。其他人則成功逃往西德。
從1950年到1952年，僅684名兒童被允許返回希臘。到1963年，已有約4,000名兒童（其中一些生於共產黨國家）被遣返。在波蘭，上世紀80年代初，希臘人社區人數達數千人。其中一些人是團結工會（Solidarity）的成員，於1981年12月戒嚴法推行後遭監禁。1989年，在民主化順利進行之際，仍住在波蘭的數千名希臘人開始返回家園。
被擊敗的希臘共產黨人在蘇聯受到熱烈歡迎，與斯大林消滅在俄羅斯生活了幾個世紀的希臘人社區形成奇怪的對比。1917年，這個蘇維埃國家的希臘人數量在50萬至70萬之間，大多集中在高加索和黑海周邊。到1939年，該數字已經下降到41萬，主要是因為「非自然的」死亡，而非移居國外；到1960年，僅剩下17萬7,000人。1937年12月以後，生活在主要城鎮的28萬5,000名希臘人，被放逐到阿爾漢格爾斯克、科米共和國和西伯利亞東北部諸地區。其他人被允許返回希臘。在此期間，KKE前書記海特斯（A.Haitas）和教育家喬丁尼斯（J.Jordinis）在清洗中喪生。1944年，克里米亞的1萬名希臘人（那裡一個曾經繁榮的希臘人社區之遺民），被放逐到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藉口是他們在戰爭中採取了親德立場。1949年6月30日，格魯吉亞的3萬名希臘人一夜之間就被放逐到哈薩克斯坦。1950年4月，巴統（Batumi）的全體希臘人口都遭受了類似的命運。
在西歐其它國家，從納粹統治下解放後共產黨奪權的企圖，迅速被英美軍隊的存在和1944年底斯大林的指令所扼殺。該指令敦促共產黨人貯藏武器，等待更好的時機奪權。1944年11月19日，斯大林與法共總書記莫里斯‧多列士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會議。此次會議的報告，就證實了這一路線。多列士在蘇聯度過了戰爭。這次會面之後，他回到法國。
戰後，至少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共產國際內部已成常態的暴力手段和恐怖，繼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上演。在東歐，通過被操縱的審判秀，對真正或假定的異見人士的鎮壓尤為激烈（詳見第20章）。這種恐怖行動的藉口是1948年鐵托與斯大林的對抗。挑戰了斯大林的無所不能之後，鐵托被變成一個新的托洛茨基。斯大林試圖派人暗殺他，但鐵托非常警惕，且擁有自己高效的國家安全機構。由於無法除掉鐵托本人，世界各地的共產黨發動了一系列象徵性的政治謀殺，並從他們的隊伍中開除所有的「鐵托主義者」，利用一切機會把他們視為替罪羊。首批抵罪的受害人之一是挪威共產黨總書記皮德‧菲呂博頓（Peder Furubotn）。他以前是共產國際官員，在莫斯科工作過，曾於1938年逃往挪威，躲過了一次這樣的清洗。在1949年10月20日的一次黨的會議上，一位名叫斯特蘭德‧約翰森（Strand Johansen）的蘇聯特工指控菲呂博頓信奉鐵托主義。由於確信在黨內會獲得公平的申辯機會 ，菲呂博頓於10月25日召開了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宣布他和他的團隊立即辭職，條件是中央委員會立即進行新的選舉，且對他的指控由一個國際專家小組來審查。菲呂博頓因此暫時以計謀戰勝了對手。但令很多人驚訝的是，約翰森和幾名武裝人員次日闖入中央委員會，用槍威脅著驅逐了菲呂博頓的支持者。然後，他們組織了一次會議，同意將菲呂博頓開除黨籍。菲呂博頓本人曾預見到這些蘇聯式手段，並與幾名武裝同事在自家設置防禦工事，把自己關在家裡。挪威共產黨大部分軍隊在隨後的槍戰中戰死。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約翰森本人被蘇聯操縱得以至於最終發瘋了。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這個恐怖時期的最後一幕發生在1957年。一度在布達佩斯領導1956年反抗（見第20章）的匈牙利共產黨人伊姆雷‧納吉（Imre Nagy），因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危，在南斯拉夫大使館避難。經過一番陰險的操弄，蘇聯克格勃官員把他拘押起來，然後移交給亞諾什‧卡達爾（János Kádár）的匈牙利新政府受審。因不願為明顯將被合法化的謀殺承擔全部責任，匈牙利工人黨利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次世界共產黨大會，讓在場的所有共產黨領導人投票支持判納吉死刑。其中包括法國人莫里斯‧多列士和意大利人帕爾米羅．陶里亞蒂。只有波蘭領導人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拒絕支持此舉。納吉被判死刑，並於1958年6月16日被絞死。（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