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傀儡、盜賊和幫凶 最高人民法院的三張面孔

在任何一個法治國家,最高法院都有着巨大的威望和權威,備受社會尊重。成為最高法院的法官,幾乎是每個從事法律職業的人的最高夢想。

但在中國,最高法院和「大法官」們卻經常成為笑話。一個中國學者給美國學生解釋,中國的法官等同於官員,有其行政級別,首席大法官是副總理級。美國同學十分詫異:「難道天底下還有比這更荒唐的事嗎?」答:「有,中國的首席大法官沒讀過法學院!」這段子說的是最高法院上一任院長王勝俊。其實中共建政70年以來,最高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們很多都沒讀過正規的法學院,從事過律師執業的更是鳳毛麟角。

「法官是官」。在黨國體制下,法官自然被納入官僚體系、賦予行政級別,各級黨政官員都把法院列為同級政府的一個部門,且非最重要和權力最大的部門,比不上公安局、財政局之類。大多數民眾把法院當作眾多衙門中的一個,法官的自我定位也是一樣。這樣的體制看重的是法院和法官的黨性、官場潛規則,而不是專業性、獨立性和中立性。軍人複員轉業可以成為法官,黨團幹部可以成為法官,在中國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山西絳縣法院曾有個著名的「三盲法官」姚曉紅——文盲、法盲、流氓,就是小學文化的法院司機,被提拔為法官和副院長。

但是中共法院的角色,不限於成為笑柄。

毛時代大部分時候肆虐着歇斯底里的政治運動,極權意識形態和大眾動員成為統治的重要基礎。1957年律師職業被取消,文革期間公檢法被砸爛,法院不但是黨的傀儡,還被要求成為專政工具和黨的「刀把子」,像軍警一樣積極地鎮壓和消滅階級敵人。就像很多納粹法官一樣,紅色恐怖時期的中共法官,也是反人類罪犯。

1980年代初期,出於對文革的反思和反彈,法律職業逐漸恢復,法律法規得以制定,公檢法重新建立,法律在調整社會和經濟生活方面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共產黨一黨專政沒有變化,法院仍是黨的傀儡幫凶

這種沒有民主監督、沒有權力約束、沒有信仰支撐的體制,不僅僅滋生腐敗,而且鼓勵腐敗。1989年天安門屠殺之後,「槍聲一響,變偷為搶」,官員的貪污、劫掠更肆無忌憚了。法院系統的腐敗,和其他所有公權力系統的腐敗一樣,也是市場極權體制或曰盜賊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最高法院也自然代表了司法腐敗鏈的最頂級。所謂「司法是社會公正的最後一道防線」、「不公正的司法污染了整個水源」等等,在中共體制下,從來就不存在。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極權體制在根子上就不存在「公正的防線」或「乾淨的水源」。

被稱為廣東最牛律師的陳卓倫,了解到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喜歡處女,就定期給他送。後來黃松有被控貪污受賄510萬元,被判無期徒刑。但這點兒錢和最高法院另一位副院長奚曉明比起來,就太寒磣了。2015年,奚曉明被抓,在他兒子家中抄出3億現金。奚曉明被判無期徒刑,得到同樣刑期的還有最高法院的頂頭上司,被稱為「中國政法沙皇」的周永康。按照「刑不上常委」的中共潛規則,周如果不是牽涉高層內鬥,根本不會出事。綜合計算貪腐的成本、風險和收益,結論大概是越貪越划算、越貪越安全吧。

奚曉明被抓後,首席大法官周強表示,「影響惡劣、教訓深刻」,要「不迴避、不遮掩」,「以零容忍態度堅決懲治司法腐敗」。

周強真的「不遮掩」嗎?在中國家喻戶曉的脫口秀明星崔永元有話要說。他最近發佈此案承辦法官王林清的視頻,踢爆「陝北千億礦權案」案卷被盜黑幕:連耗子都進不去的最高法院,放在辦公室的案卷竟能失竊;兩個新安裝的監控鏡頭,在黨最需要它壞的時候果然同時壞了。在崔永元發佈的最高法院幾頁材料上,涉及此案的民一庭庭長程新文、審判委員會委員張勇健、杜萬華都有請示或批示,副院長奚曉明向周強請示:「周院長,我對判決書又做了部分修改。」 另一副院長沈德詠寫的是:「原則同意。判決書落款時間建議另行確定,以免節外生枝。」周強在一頁批示上說:「曉明同志:此案有關處理情況,要嚴格做好保密工作。」在另一頁上則在自己名字上劃圈,並寫上日期,表示看過。這三頁紙,有一張打印着「機密」兩字,有兩張則有手寫的「絕密」字樣,也不知這些法官們沆瀣一氣地玩弄司法,屬於什麼性質的絕密。

在看得見的地方,最高人民法院的角色是共產黨的傀儡和幫凶,比如嚴打,比如處死夏俊峰、許有臣,比如出台規定限制維權律師等。而在不被人注意的大量日常案件里,最高人民法院主要負責勾兌和撈錢。王林清的保命式反抗和崔永元的制度外爆料,要麼被黑幕重重的官場權斗所利用,要麼被指鹿為馬的專政機器所絞殺。而這個並不「最高」、並非「人民」、也不在乎「法律」的「最高人民法院」,仍將繼續扮演着它的三個角色。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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