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9年03月09日訊】【熱點互動】中共兩會空前焦慮 「70年大限」成心腹大患？
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您收看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熱線直播節目，今天是3月8日星期五。
中共年度兩會正在進行，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開篇就宣稱面臨「多年少有的國內外複雜嚴峻形勢」，報告中更是24次提到了「風險」；外界也關注到，今年也是89「六四」等眾多敏感事件的整數週年，這也讓「逢九必亂」和「極權統治70年大限」等說法再次成為熱點。
那麼中共到底面臨著哪些危機？「70年大限」之說，是偽命題還是有所根據？在今天的節目中，我們將來討論相關的話題。今天節目的兩位嘉賓，一位是在演播室現場的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先生，您好。
唐靖遠：主持人好，大家好。
主持人：另一位是通過Skype和我們連線的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講習教授謝田教授，您好。
謝田：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主持人：好的，歡迎兩位。在節目的一開始，我們首先來看一段新聞短片。
中共人大和政協「兩會」 ，分別在3月3日和5日召開，兩會前夕，北京當局加大力度抓捕訪民，各地持續有維權人士、異議人士遭到非法拘禁、威脅和監控。
北京的安保措施也空前嚴厲 ，為「確保領導安全」 ，兩會代表駐地附近居民樓的臨街窗戶都不能打開。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5日發表政府工作報告，隻字不提備受關注的國防預算，和俗稱「維穩費」的公共安全預算。這些數字，外界只能從財政部的預算報告中得知：國防支出預算為1.19萬億元人民幣，增長幅度為7.5%，較去年的8.1%要低；而維穩費預算接近1,800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增長了5.6%。
大陸訪民蔡先生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當局近年來大力管控網絡言論，又把訪民的上訪定性為「不穩定因素」，官方公布的維穩費預算，可能遠低於實際數字。
主持人：好，觀眾朋友，歡迎您通過手機短訊，或者在YouTube留言來向嘉賓提問，或者發表您的觀點。
唐靖遠先生，首先想請您來分析一下，剛才我們看到新聞短片提到了中共的一些維穩的舉措，而且外界也都注意到，中共這次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一開始一開篇就提到了「形勢嚴峻」，而且非常強調「風險」意識，很多人都說這個挺不同尋常的。談一談您的觀察，您覺得有哪些外在的表現體現出了中共的焦慮或者危機感？
唐靖遠：我覺得其實今年的兩會確實是有一些不尋常的現象，比如說我們看到在河南滎陽市被曝光出來政法委發了一份通知，說起動「戰時機制」，這個其實是非常罕見的；還有我們看見在兩會駐地的，他們的住所周圍被圍上了這樣一個鐵絲網，這個也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包括一些媒體曝光他們內部有發布「噤聲令」，就是禁止代表去接受外媒的採訪等等。
所有這些現象其實我們橫向比較的話，都是以前的兩會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現象，所以我覺得確實是有點不尋常的。比如說這個「戰時機制」我們都知道，它其實客觀上說明什麼呢？就是你現在完全是一個和平時期，而且是像兩會，按照中共的語言體系，覺得這應該是一個好事，一個喜事，你在這個時候來實施這種「戰時機制」，其實客觀上說明什麼呢？
主持人：誰是假想敵？
唐靖遠：對，我覺得它其實說明，首先是說明這個政權在現階段的運作方式是一種非正常的方式；第二，它這個「戰時」的這個「戰」指向的對象是誰呢？我覺得可能包括兩個部分，第一個就是從外部環境來說，可能中共現在已經把，包括貿易戰在內的國際社會的環境變化，跟中共發生這種對立，這種其實是已經把它視為是一種戰爭狀態。
另外一個就是它內部權鬥的這種激化，我覺得這個暗含了一層意思，代表著內部的對它權力的挑戰，我覺得其實包括這兩層意思。包括剛才我們提到鐵絲網、噤聲令，其實圍上鐵絲網，其實目的是不讓你亂動；噤聲令的目的其實是不讓你亂說。
所以它不讓你亂動、也不讓你亂說的目的是什麼呢？我覺得它最主要還是防止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場合出現一種政治失控，其實客觀上反映出來就是當局在政治層面的這種控制其實是在削弱，我覺得它面臨著這樣的一個危機。
主持人：的確是，很多人都說今年的很多措施是非常不同尋常的。謝田教授，我們也知道這種焦慮或者危機的意識，其實早已經有所體現的，在今年1月底的時候，中共是召集了省、市、自治區、還有黨政軍的主要官員到北京去開會，在這個會議上中共就提到了它面臨著「七項風險」，其中包括經濟風險、社會風險和外部環境的風險。謝教授，談談您的觀察，在這幾項領域，中共到底面臨著哪些潛在的危機？尤其是經濟領域，它面臨所謂哪些的「灰犀牛」、「黑天鵝」？
謝田：是，可能有些觀眾不太知道什麼「灰犀牛」、「黑天鵝」。「黑天鵝」是這樣的，實際上跟西方原來的一個傳說有關，以前大概遠古到大概三百年前，西方人是沒有見過黑天鵝的，當年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直到三百年前有個荷蘭人去澳洲探險的時候，發現了一隻黑天鵝。這是一個概率非常小的，實際也很稀罕的事件，但是在歐洲引起了巨大的轟動。「黑天鵝」用來表達一種概率很小，但是影響衝擊巨大的事件。
「灰犀牛」，當然我們都知道灰犀牛本來就是灰的，你發現一隻犀牛都是灰的，所以這個概率應該是非常大的，不是很稀奇的事件，但是衝擊和影響很大，因為這個犀牛的塊頭很大。
剛才唐先生也提到了，中共現在確實是感到危機四伏，它們有理由感到危機四伏，它們感到的那些風險實際上有原因的，「七項風險」也好，包括經濟風險、社會風險、外貿、外部環境風險。對中國來說，「黑天鵝」也好、「灰犀牛」也好，都是蠢蠢欲動，有的已經跑進門來了。
最大的幾個風險，我想在中國來說可能一個是貨幣的風險，人民幣可能面臨著崩盤，迅速貶值的危機；再一個，我們知道中國房地產泡沫非常的嚴重，泡沫化巨大，房地產崩盤也是一個「灰犀牛」事件，大家都在預期，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與房地產相關的還有銀行的槓桿，整個銀行債務破滅的問題。
再有，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感覺不好的時候，很多資金在外流，包括國際企業資金外撤，還有中國企業本身也在外撤，這個資金外流到這樣的程度，中共對此非常害怕，實際上它進一步的加緊了對外匯的控制。所以這幾個都可以說是好幾隻「灰犀牛」，大灰犀牛在慢慢往裡爬。
但是還有一點我覺得，可能人們有一點忘記了，實際上共產黨垮台現在看來，原來認為是一種「黑天鵝」事件，我覺得現在看來大家都有這個共識，也變成一隻「灰犀牛」了。
主持人：您剛才提到這幾個問題，我有一個很短的問題補充一下，一方面您提到了匯率，但是我記得美中貿易協議裡面它有一個是匯率機制，這個匯率機制就提到說中共必須要穩定匯率，不能讓匯率迅速的貶值。這個問題想請您補充請教。另外一個，如果美中達成了貿易協議，是不是一個重大的利好？對於剛才您講的這些問題是不是有一定的緩解？
謝田：對，這個匯率實際上中共非常兩難，像老鼠夾在風箱裡面，裡外受氣，為什麼呢？首先，人民幣確實有非常大的貶值的壓力，因為它印得太多了，確實是印得非常非常多，幾十萬億的、上百萬億的印鈔票，所以根本不值錢。所以這個貶值實際上是中共的行為造成的。
但是另外在美國的壓力下它還要升值，因為它有強大的貿易順差，按正常國際貿易來看，如果強大的出口和貿易順差的話，一定會導致你的貨幣升值，所以它實際上處在進退兩難的境地。但是它又受到美國的壓力，又受到內部貶值的壓力，所以它現在升也不是、降也不是。
妳說中美貿易戰如果達成協議的話，現在目前還在進行當中，如果達成協議的話，對中共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負擔，因為它要大量的進口美國的產品，要開放市場。那中國國內的一些國有企業、中共的一些攏斷企業，它可能面臨著巨大的衝擊，甚至破產。
還有一點，如果要削減對美國的順差的話，中共賺取外匯的機會和能力就沒有了，它的外匯儲備會迅速減少。中國事實上是用這些外匯儲備來維持這個人民幣的匯率。所以如果中美貿易戰達成協議呢，中共會背上沉重的負擔，就是因為失去了外儲。還有一點，像產業鏈轉移的問題，就是說這個已經在進行，即使達成協議，它也難以逆轉。
如果中美貿易戰達不成協議，那就更糟糕了，中國經濟的負擔，就是說出口的下滑就會加劇。我記得12月份、1月份的時候，我們大家看到中美貿易戰打了好幾個月，中國出口不減反而還增加了，順差也在增加。其實當時我們都知道事實上是因為很多出口商在搶著出口。現在看來，這個搶的勢頭已經過去了。最新那個2月份的數字出來，說是中國出口跟去年同比好像是下降了20.7%，20%。
主持人：很巨大的數字。
謝田：順差下降得更厲害，接近87%，近90%。所以這個呢，我想在進入3月份的話，如果這個貿易戰達不成協議，這個出口低迷會更加嚴峻。
主持人：是，謝教授談到了就是中共在經濟方面這種進退兩難的一個局面。唐靖遠先生，我們剛才談到中共它自己界定它是有「七大風險」，其實它排名第一的是政治風險，比這個貿易的經濟風險還在前面，另外還包括意識形態的風險、科技風險，還有所謂的這個黨的建設風險。唐靖遠先生談談這些領域，中共到底面臨哪些危機呢？
唐靖遠：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看的。就是說它這個所謂的「七大風險」，其實說白了，就是中共現在正在面臨發生的七大危機，這七大危機它表面看上去好像是面面俱到，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概括起來它的一個核心，它最大的問題，它其實就是政治的危機，也就是說中共面臨著它的政權危機。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我們看見這七大危機它好像涵蓋了很多方面，既有中央層面的、也有地方層面的，既有意識形態、思想領域的，同時也有這種像經濟、軍事啊，等等這些層面的，同時既有國內還有國外的，就是它涵蓋了很多。但是其實它的一個核心就是他們說的，它反映出的是中共的這種政權的統治危機。
所以我覺得它為什麼要把這個政治危機放在第一位？是因為中共這整個政權的運作它有一個特點，它就以保它的政權永遠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保它所謂這個紅色江山不褪色。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它最重要的、最看重的一部分。
那麼另外就是說，中共這幾大危機嘛，那個政權危機我覺得它面臨的最根本的兩個原因，一方面我覺得它其實是由於中共這個合法性的喪失。我們都知道中共其實它的合法性從這個，尤其是在這個文革以後，它在意識形態方面其實已經都破產了，所以那個時候其實鄧小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中共的合法性轉移到了所謂的經濟建設。
主持人：麵包契約。
唐靖遠：對對對，轉移到這個上面來。但是在經過40年的所謂的改革開放以後，到了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中共現在它經濟上面臨的巨大的問題，其實已經使所謂經濟發展這個合法性這張牌，我覺得它其實事實上已經失去了。
因為很多人覺得這個可能是不是因為跟貿易戰有關係，因為貿易戰是一個偶發因素嘛，如果沒有貿易戰，可能就像，黨內不是也有這種聲音嗎？說如果我們韜光養晦，不要引發這場貿易戰，可能我們就不會有現在這樣一個危機。
其實我覺得不是這樣。貿易戰它其實只是一個外在的一種誘發的因素，中國的經濟、中共的這種經濟體制它其實造成的這種，可以說是四處都埋有地雷的這種局面，它其實已經積累了很長的時間，這個是遲早都要爆發的。
主持人：因為像一個擊鼓傳花。
唐靖遠：對。就是它延續到現在以後，有貿易戰，它可能會爆發的早一點；沒貿易戰，可能最多也就再拖這麼一段時間，它遲早還會爆發。因為我記得就是大陸自己的很多學者其實都有這種看法的。比如說前段時間還很受關注那個叫作向松祚的經濟學者，他就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意思就是說，像中共現在這樣，就是上上下下，無論是政府、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它的這種擴張，經濟的這種擴張，它其實靠的不是實實在在的技術，也不是實實在在的利潤，它靠的全是玩這個負債啊，負債擴張啊，玩的是金融槓桿，全是玩了這些東西，全是虛的。
要是靠這樣的模式你說能夠，就是這種經濟模式要想能夠長久的持續下去，他說了一句話，我記得他說是天理難容！就是說明在大陸經濟圈子，他們作為一些智囊啊，作為一些有清醒頭腦的學者，他們自己都能看到這個問題，就是這個跟貿易戰出現不出現其實並沒有必然的關係。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我覺得就是人心的喪失，尤其是我們都知道這個北京當局其實在它剛剛上台的時候，那個時候中共的這個經濟表面上看起來還比較繁榮，當然我們現在知道它其實只是一種虛胖。但是在那個時候看起來經濟局面還是比較好的。同時，由於它實施這種大力的反腐，使得整個這個，其實可以說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暫時的挽回了部分的這種人心，一部分的這種民心。
但是我們看到整個這個局面其實在十九大以後就急轉直下，也就是說，整個中共整體的急遽地左轉、左傾以後，其實我覺得它已經使這種得到的、曾經挽回的一部分的民心的這個基礎已經快要損失殆盡了。
我們都知道其實民心對一個政權的構成來說，它是非常重要的。民心如水嘛，過去古人都這麼說，說水能載舟也能覆舟。那如果說你失去了民心以後，那麼對這個政權來說，其實它是真正最致命的東西。所以從我個人的角度，我覺得其實中共它現在面臨的真正的危機其實主要是這兩大原因造成的。
主持人：是。兩位嘉賓剛才分析了，就是從現實層面分析了很多中共這種危機造成的因素。我們也想來談一下，就是很多人他盤點中共的歷史，發現說有一個規律叫作「逢九必亂」，就是每逢這個尾數是「九」的周年的時候，它都會發生一些重大的事件。
謝教授，我們知道就是說評論圈還有一種說法叫作「極權統治的70年大限」，這種說法舉的例子就是前蘇聯。前蘇聯雖然它十月革命是1917年，但是它是1922年才打完了內戰，然後建立了蘇聯；那到1991年年底的時候，蘇聯解體了，剛好差不多是70年的時間。很多人就說，中共它是1949年奪權建政的嘛，到今年也正好是70年了。那很多人說是不是有一個「極權統治70年大限」的說法？
那這裡我們不去討論說中共2019年是不是一定會怎麼樣，因為確實很多因素是人力無法預知的，但是我們從邏輯上、從規律上來做一些分析，就是它這個危機是不是有一些內在的必然性？
謝教授，想請您從這個經濟領域來給我們分析一下，就是前蘇聯它解體前也是有一些經濟上的危機。那有一種觀點是說，這種危機是由於1960年代、1970年代，那個時候蘇聯一邊搞著非常低效率的那種計劃經濟，一邊搞非常燒錢的軍事工業，同時它還想搞這種高福利來收買民心，當然最後經濟是搞不下去；到1980年代的時候，它被迫開始搞經濟改革，要民眾來過苦日子，那民眾就不願意了，很多反彈等等因素吧，最終導致了它的解體。
但是也有人說這個因素對中共是不存在的，因為中共從來沒有搞過高福利，它一直是高稅收、低福利。謝教授，在您看來，就是中共今天它面臨的這個經濟上的風險，和蘇聯有什麼樣的相同和不同之處，有多大程度是由於體制的因素導致的呢？
謝田：中共經濟在五十年代的時候，它事實上是全盤移植蘇聯的那個經濟模式，也接受了蘇聯的那個工業體系上的扶植，也接受了蘇聯的那個計劃經濟，就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這一點就是說它們從根子、根底上、根源上是一致的，那導致這個社會經濟發展不均衡，或者是說人為的控制，沒有市場那種靈活性，這也是共通的。
但是中國、蘇聯確實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妳剛才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我們大家都知道蘇聯當年就是說它，有人認為是蘇聯搞軍備競賽，和美國搞軍備競賽，就是說把它的經濟給拖垮了。軍備競實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很大的因素。
但事實上另外一點，蘇聯當年的經濟也是虛假的，也是虛報的、偽造的。西方一度認為蘇聯的經濟，幾乎就是整個經濟規模快趕上美國的水平了。後來美國的分析家在研究、在分析的時候，發現實際上蘇聯的經濟規模可能只有美國的1/5、1/10的樣子，實際上它是不堪一擊的、非常虛弱的。
我們現在看中國經濟，我認為也發生同樣的事情。現在中共號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說GDP已經達到美國的1/3、1/2的樣子。那我們現在也頻頻見到中共經濟數據造假，包括中共自己的總理、它這些統計局長、各種各樣的學者，最近這些學者都在說中共的經濟數字是假的。那這樣，中國經濟的規模恐怕也是一個虛假的。
還有一點，中國和蘇聯不一樣的一點，蘇聯確實是很大程度上對人民提供很多福利，中國老百姓談到蘇聯，現在的俄羅斯，都發現俄羅斯現在在比如住房、水電、教育、醫療很多都是免費的。實際上俄羅斯人民的生活水平遠遠高於中國，雖然它經濟上已經破產，現在經濟非常困難。
中共比俄國共產黨更加殘暴，也更加善於斂財、掠奪財富、也更貪婪。但中國有一點是蘇聯沒有的，中國有美國的拯救。我們知道當年美中建交的時候，幫助中國從軍事上解除了被蘇聯威脅的危機，後來美國市場對中國開放，中國所謂改革開放，美國的市場、美國的訂單使中國經濟迅速地發展，向西方出口帶動中國的經濟，達到過去二三十年的繁榮。這一點是蘇聯沒有的，蘇聯沒有中國這麼幸運。
但是這種輸血，我們也知道西方對中國的輸血，他原來也有一個希望，希望中國能夠變得更好、變得更自由民主，現在他們的希望破滅了，所以我們才看到了現在的貿易戰對中共的制裁。
所以很多事情我覺得是非常相似的，70年代也好、周期律也好，我們知道經濟上很多都是周期律的理論，有的理論有長周期、短周期、中長周期，你可以用這個周期律來預測，但是我們同時也知道會有很多「黑天鵝」和「灰犀牛」，所以這個預測很難。
但是有一點我們看到，比如在蘇聯當年，1991年蘇聯解體之前，當年原來盧布和美元的匯率是0.5盧布兌1美元，就是說1盧布是2美元。但是那個時候在莫斯科黑市上，實際上1美元不是0.5盧布，是33盧布。你看現在中國也看到官方的匯率是1：6、1：7，但實際黑市上的匯率是1：17。蘇聯共產黨垮台之後，中國和蘇聯經濟一下就崩潰，盧布從黑市的1美元兌33盧布一下貶掉了，１：6000盧布，這麼貶值。
所以中國，剛才我們也談到「灰犀牛」和「黑天鵝」事件，我認為最大的一個經濟風險就是貨幣匯率的危機。這個危機是中國共產黨統治因素造成的，也是中共格外殘酷掠奪造成的。
主持人：是，謝教授談到很多經濟方面的問題。剛才我們提到極權專制，「極權統治70年大限」的說法，談到這裡我想請唐靖遠先生來分析一下，一談到極權，很多人容易把傳統專制，還有中央集權，這個「集」是集合集，還有極權主義，這個「極」是極端的極，這三者會混為一談，那你能不能給我們分析一下它們有什麼樣的區別？還有用哪一種來界定中共最合適呢？
唐靖遠：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蠻大的問題。不過我個人是這樣來看，我們通常所說的這種傳統專制，它其實和過去我們大家熟悉的中央集權，可以說是合而為一的，這可以說是過去傳統的皇朝體制。中央集權這種體制，其實嚴格地說，它只是一種權力的分配模式，它只侷限在行政領域，它並沒有進入到私人空間、私人領域去。
也就是說過去傳統的皇朝模式，帝王也好、國家也好，他的權力只侷限在國家層面。我們知道過去的社會是分兩個層面的，一個是國家層面、一個是社會層面。國家的層面是由君王來掌控的；社會的層面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眾來進行自治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我們知道過去它有一個說法，叫做官不下縣。在郡縣制這樣一種中央集權的體制之下，中央政府的權力最多是到達縣這個行政級別；那麼在縣以下的社會形態，其實是以一種宗族為結構、為主體的民眾自治的這種方式來承載的。
而極權體制不是，就是剛才妳提到的極端的「極」，就是極權體制，我們也把它叫做極權主義。而極權體制它本身是一種特定的，有這種特定含義的政治制度，它基本的特徵是指通過用暴力來行使權力，並且要控制整個國家所有領域的，是這樣的一種體制。
主持人：包括私人生活嗎？
唐靖遠：對，它包括貫穿所有公共空間和你的私人空間。也就是這種極權體制它相當於徹底地摧毀，或者是剝奪了過去的，剛才我們提到的這種民治的社會形態，其實過去傳統這種社會形態已經沒有了。
它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呢？就是整個國家在一種極權體制下，它把整個國家變成了由無數的孤立的原子化的，也有人把它叫做沙化的這種個體，無數的這種沙化的個體，和一個高高在上的最高領袖，存在著這麼一種極權形態。
所以這種極權形態它其實跟我們過去所說這種傳統的中央集權是截然不同的，因為這種極權形態它並不是傳統的延續；恰恰相反，它是把傳統的帝制、傳統的中央集權制徹底摧毀敗壞掉以後它才建立起來的。所以我覺得這二者之間的區別是很清楚的。就是它們二者之間我們可以概括地說，它其實就是文明與反文明、傳統與反傳統，包括建設性與破壞性二者之間的這種區別。
主持人：照您這個概念一分析，那就很清楚中共是屬於哪一種，因為我們看到今天中共這種無孔不入的監控。
唐靖遠：對，我覺得中共毫無疑問，它是屬於我們所說的極權體制、極權主義這樣的一種心態。
主持人：是，那如果談到說中共它確實是屬於極權體制，那關於「極權統治70年大限」或者周期律也好，到一定周期它必然出現衰亡這個說法，它到底是偽命題呢，還是說有一定的規律呢？剛才謝田教授是從經濟領域來分析，那請您從社會、政治等等一些方面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唐靖遠：我是這樣看，這種極權體制，妳說的這個「70年大限」，最初是英國哲學家羅素他最先說出來的，當然我不知道他這個計算的方式是什麼，對中共它究竟能不能走過這個「70年大限」，我覺得這個也不是重點。
但是有一點我個人是可以比較肯定的就是，極權體制它的本質注定它不太可能能夠長治久安，也就是說它的壽命不會太長。為什麼呢？我們可以有幾個層面來觀察它。第一，剛才我們已經有提到，傳統的中央集權這種體制它是一種建設性的，通過集中權力，我們如果把整個國家比喻成機體的話，這種方式是給機體造血的；而極權體制不是。
極權體制是通過對權力、對資源、對個體的一種壟斷性的掠奪，來達成的這樣一種體制，它最後的造成結果是什麼？是一種吸血性質的，是這樣的一種體制。那麼這種吸血的性質也好，你破壞的形式也好，它必然會帶來一個問題，就是任何的資源被破壞、被掠奪，它都是有一個極限的，只要超過這個極限，它帶來的必然就是崩潰。
同時我們還可以從其它一些層面來考察，在我個人看來，比如說我們可以從哲學層面來看。我們都知道中國過去，過去的哲學有一個非常關鍵的東西，認為任何極端的東西在人世間都不太可能長久存在的。老子在《道德經》曾經有這樣一句話，叫做「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我個人理解它暗含這麼一層意思，就是講出了這麼一個哲理，就是你極端的東西其實很難長久能夠存在。
像這種極權體制，毫無疑問，我可以說它是集合了人類社會最負面，所有負面最黑暗的東西，它其實真的是做到一種極端的這樣一種體制，它這種本身存在一個剛才我們說的這種先天帶來的不足。
第二個，從它的政權管理的體制上面來說，就是我們都知道政權管理的體制，在極權體制之下，它其實是沒有，因為極權體制講究的是什麼？是絕對服從。絕對服從它必然帶來一個結果就是，它缺乏一種正常的政策反饋的機制。也就是說，它缺乏一個正常的自我修復、自我糾錯的這樣一種功能。
那麼同時我們都知道極權體制它還講究一個東西，就是絕對權力，它會無限地去放大人的慾望，所以它會帶來一個必然的結果，就是極權體制內部它的這種權力的內鬥始終是一定會貫穿它的，這個是絕對避免不了的。那麼這種權力的內鬥它會帶來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它其實是相當於一種自我殺傷機制。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很清楚的結論，就是這樣一個體制、這樣一個機制，它具有一種自我殺傷機制，但是它卻又缺乏自我修復、自我糾錯的機制。那麼這樣的一種機制，它毫無疑問很難長，你說這種機制你奢望它長治久安，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覺得包括這幾方面吧。
主持人：是，我們來很快看一下觀眾的一些發言。一位觀眾通過YouTube發言，他說：美國政府忽視了中共的狡詐和凶惡，遠非蘇共可比。這可能是回應剛才謝教授所談到的，就是美國在一定時期對中共採取的綏靖政策。
還有一位觀眾通過短信發言說：有報導稱中國今年2月份出口降低了20%，這是多年來從來沒有見過的。如果這樣持續下去，將會出現工廠倒閉潮和失業潮。70年大限已到。
那麼剛才兩位是從經濟、社會等等很多層面來談到了，就是說極權統治它的衰亡幾乎可以說是一個必然的規律。謝教授，我們也看到中共它是採取很多方式想來對抗這個規律。那在經濟的領域，我們看到它採取很多方式想來繞過這個經濟的危機。
那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報告中，它是103次提到改革，其中的一個重點就是減稅降費，它宣稱今年減稅降費的規模要達到2萬億。有人說這有點像是在效仿美國川普的這個減稅法案，因為川普通過這個減稅法案給美國的經濟打了一個非常強力的強心針。謝教授，在您看來，這一劑強心針對中共統治下的這個經濟能不能起到效果？
謝田：我看很難起到作用，這有點像東施效顰一樣。在美國的話，它這個聯邦政府，中央政府它的那個收入很明顯、很明確，就是從這個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來的。如果稅率提高的話，那政府收入就增加；如果減稅，像現在川普在做的這個事，政府的收入就減少，讓錢回到老百姓的手中，這就是美國。
所以對美國這樣的經濟，如果川普減稅，它省下的稅費對企業來說，它就有投資的可能，它也會把在海外的資金轉回來在美國投資，就是說達成川普要「美國第一」，使美國再度強大的目標。
我們已經看到了川普減稅的實際成效。美國經濟現在增長是3.8%，甚至有個季度是超過4%；失業率降到六十年、七十年的最低，好像現在是不到3.8%。所以是非常驚人的一個速度。就是說這種減稅對美國是有效的。
對中國它實際上是很難奏效。我們知道中國企業，國企當然我們不用說了，就中共自己口袋裡的錢，對民企、私企來說，它們事實上是普遍的在逃稅、偷稅、漏稅，這就是中共體制造成的。中國的所謂個人所得稅呢，現在它起徵點開始，所以也沒有太多人繳。
所以關鍵是我們也知道中共維護它的體制的錢，它不是真正的從稅收來的，它也不是一個正常的經濟結構。所以說減稅對中共來說，事實上沒有什麼作用，不會起到真正刺激經濟的作用。如果中共真想刺激經濟的話，它不用學川普的減稅，它實際上就聽川普的話就好了。這什麼意思呢？就是川普在貿易戰中要求中國改變經濟結構，改變貿易結構啦，做結構性的改變。
結構性的改變，事實上就是要中國能改變它的貿易結構，國營企業、國家企業，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對外貿的控制。改變中國的經驗結構事實上也就等於意味著要改變中國的政治結構，是吧。當然這是後話。
但事實上川普要求改變經濟結構，事實上對中國老百姓是有好處的，對中國經濟事實上是有好處的，當權的這個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它們的利益、它們的財富就拿不到了。
剛才那個觀眾說得很好，就是說美國現在沒有意識到中共的殘暴比蘇共要多很多很多倍。但是我想川普現在已經開始意識到。這次川金會他開始意識到這個小共產黨頭領金正恩的反覆無常和不可信，我想他慢慢對中共在其中起的角色和中共的本質也開始有更深的認識。所以這個對中國來說，事實上採用了川普在貿易戰中的要求，對中國經濟才是一個真正的強心針。
主持人：謝教授是講到現在中國這種政治和經濟體制，很難通過一次簡單的減稅降費就能夠來起到提升經濟的作用了。
節目可能還剩下最後的5分鐘，我想很快的問一下唐靖遠先生，就是我們知道以前有一種說法，就是中共面對危機的時候，它的處理應對模式通常是所謂的「政左經右」，就是經濟上它可能會向右轉，但是政治上它急速地向左轉。那麼也看到確實這一兩年出來了很多極左的政策，比如說什麼全面的升級輿論管控、大力打壓、維穩等等。那您覺得這些做法能不能讓中共躲過這個制度的危機？
唐靖遠：我覺得其實是不太可能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我們都知道就是說管控呢它表面看來是有效，其實我覺得這是一種飲鴆止渴的做法。就是說管控系統它會帶了一個必然的東西，就是管控的權力越大，制約管控的這個成本它其實是越高的。
因為就是你一個權力架構，你如果越是需要通過暴力來鞏固你的權力，那麼這個權力它的，就是這個管控系統的權力它必然會發生膨脹的。一旦膨脹以後，那麼制約這個系統的成本它就會推得越來越高，也就是說它會讓整個中共體制陷入一個怪圈。這種怪圈就是在於它需要一個強大的暴力系統來幫助它維穩，但是極權體制這種本性它又決定了它絕對不允許任何過大的這種權力威脅到它的最高層、威脅到它自身的生存。所以這個就有點像陷入一個怪圈。
我覺得就有點像武俠小說中說的什麼七傷拳一樣的，就你陷得越深的話，其實對你自己的傷害是越大的。這種成本推得越來越高，高到有一天超過極限的時候，它撐不住它必然就會要崩潰。我覺得這個是一方面。
那麼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都知道監控系統、管控系統它帶來一個最直接的結果是什麼？就是製造敵人。因為只有把你視為敵人的時候，我才會來監控你的。如果我完全信任你，我是不會把你納入我的監控對像，也就是說監控系統它其實不斷的在製造敵人。
它和過去中國過去傳統的那種統治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都知道過去的傳統的方式，不管你是治世用王道、還是亂世用霸道，它的目的都是一個，就是教化人心，引導人化敵為友，引導人去向善。但是這種管控體系它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我們剛才說到的，它其實是直接地在製造敵人。
主持人：就是中共這種管控體系。
唐靖遠：對，它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的，那麼到最後製造到什麼程度了，就敵人越來越多的時候，最後如果它的監控、它的管控真的達到了就是全民監控，達到這樣一個程度的時候，事實上它等於把自己已經放到了一個全民公敵的位置上。
主持人：對立面了。
唐靖遠：所有的人都是它的敵人，那這樣的一種體制，所以你想，它怎麼可能長治久安呢？我覺得這樣一種體制就是它自己就造成了一個死結，它是根本無法解開的。我是這樣來看。
主持人：是，好的。那麼節目還有最後一分鐘，我們請謝田教授來做一個總結點評。
謝田：我想中共在這個時候，它事實上還在進一步控制、箝制老百姓言論，但中國人民已經認識到了事實上只有資本主義能夠救中國。就是說我們看到中共現在，剛才唐先生也提到了，它現在所做的一切就是，它甚至不是為了中國經濟，事實上是為了維護它的政權。所以這一點我想我們應該知道。所以它這種通過經濟來維持政權，現在可能也正在失去。但是有一點我很擔心的就是說美國的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希望我們下一回可以談一談。
主持人：好的，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好，感謝今天兩位嘉賓非常精采的點評，也感謝觀眾的收看和參與，我們下次節目再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