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一國兩制」的來龍去脈

近來,中共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方案又成了熱議的話題。然而我發現,很多論者對中共的一國兩制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

一國兩制,按定義,就不為台灣人民所喜。中共對台灣人說,和平統一後,我們不會把我們的制度強加給你們,你們依然可以保留你們的制度。可見,中共很知道,台灣人不喜歡大陸的制度,台灣人喜歡他們自己的制度。既然如此,那台灣人為什麼要接受中共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呢?那不是沒事找事嗎?可見,中共很清楚台灣人不會願意接受他們的和平統一方案。那麼,中共為什麼要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呢?這個方案的著力點在哪裡呢?以鄧小平的務實與精明,當年怎麼會異想天開地提出什麼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呢?

這是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的問題。

1、一國兩制本是為蔣經國量身定製
我們知道,在毛澤東時代,對台政策很簡單,那就是武力統一。在毛時代,每年十一國慶遊行,官方擬定的口號單上,最後一個口號永遠是「一定要解放台灣」。儘管大家都知道現在一時根本解放不了。毛澤東在和尼克森、基辛格談話時,甚至把統一一事推到百年之後(毛對尼克森說:台灣問題「一百年後由子孫後代去解決」),但是仍然不改變「解放台灣」這個口號,因為毛澤東深知統一台灣只能靠武力。「和平統一」?這不是空手套白狼嗎?台灣自己呆得好好的,憑什麼要讓你把它統一了去呢?所以毛澤東從不做「和平統一」的白日夢。

那麼,不可一世、愛發奇想的毛澤東都認定做不到的事,為什麼務實而精明的鄧小平卻以為他能做得到呢?你說,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從而使和平統一成為可能。按照一國兩制,允許台灣保持自己的制度,甚至可以保持自己的軍隊,何其優惠。但問題是,不管一國兩制開出的條件多優惠,它畢竟是一個招降的方案(台灣人說得好:「一國兩制就是把我們本來就有的變成是你中共給我們的」)。人家台灣人有總統有國會,人家有人家的中央政府,憑什麼要自動降格,臣服你北京,接受「你中央,我地方」的格局呢?更何況今日的台灣是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憑什麼要給自己戴個專制的緊箍咒,找個專制的太上皇呢?

實際上,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是專門針對當時仍處於威權統治的國民黨政府,尤其是針對年事已高的蔣經國而量身定做的。

1981年十一前夕,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葉劍英提出和平統一祖國的九條方針政策,其中明確講到:「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1982年1月,鄧小平在接見海外朋友時,第一次把上述設想概括為「一國兩制」。鄧小平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委員長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同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時,談到收回香港問題,也提出「一國兩制」。一般人以為中共是為了收回香港而提出一國兩制,然後才說一國兩制也適用於台灣;其實,一國兩制設想首先是針對台灣提出來的。

那麼,中共為什麼要針對國民黨,針對蔣經國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呢?他們憑什麼相信,那個和他們惡鬥了好幾十年,彼此間有著血海深仇的老對手竟然會自動自願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向北京俯首稱臣呢?因為他們發現了台灣國民黨政權的一個嚴重而隱蔽的內在危機,他們發現了一個不戰而勝的機會。

八十年代初期的台灣,內外交困。在外部,台灣被國際社會所拋棄,絕大多數國家都和中華民國斷絕了正式邦交;在島內,以本土力量為主體的反對派雖然剛剛遭受到高雄事件的重挫,但潛流洶湧,後勁不可低估;隨著時間的流逝,老一代的外省籍黨國政要相繼過世。作為政治強人,蔣經國當然可以以不變應萬變,繼續實行其威權統治,但是這種局面又能夠撐多久呢?外有大陸的威脅,台灣自身的安全越來越成問題;內有本土力量的挑戰,強龍越來越難壓倒地頭蛇。與此同時,大陸的中共政權卻走出十年浩劫重現生機,鄧小平大刀闊斧推行改革開放,在國際社會贏得廣泛的尊重(那時,戈巴契夫還沒上台呢,更沒有發生「六四」)。一方面,美國利用大陸對抗蘇聯,另一方面,大陸則利用美國向台灣施加壓力。在這種形勢下,鄧小平想出一國兩制這條妙計。他們對蔣經國和國民黨喊話:你們中華民國是無法長期維持下去的了,趁早接受我們的一國兩制吧,我們保證你們可以在台灣永久執政,保障你們的一切利益不受侵犯,只要你們願意歸順我們,放棄中華民國的招牌,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反過來,如果你們拒絕一國兩制,那麼要不了多久,本土反對力量就會起來取而代之,到頭來你們既保不住中華民國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權。

應該承認,一國兩制這一招果然厲害。如果蔣經國貪圖一黨之私,他完全可以在「民族大義」的幌子下與鄧小平「相逢一笑泯恩仇」,接受一國兩制,國共第三次合作,共同「振興中華」;既體面,又實惠。如果蔣經國接受了一國兩制,那麼,台灣就成了今日之香港。有中共做後台,國民黨要保持威權統治就更為容易,台灣的民主力量不得不面對更強大的敵人,要取得突破無疑就更為困難;即便搞起了民主,那也只是今日香港式的民主,國民黨外省籍權貴仍然可以穩居主導。然而,蔣經國沒有接受鄧小平的盛情邀請,堅決拒絕一國兩制,同時大力推動政治改革,解除黨禁報禁,從而使台灣走上民主化的不歸路。一旦台灣實現自由民主,一國兩制就失去了著力點:統治者可能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力而願意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但是,獲得自由民主的人民決不願意在自己頭上再來一個專制的太上皇。

當初,鄧小平曾經說過八十年代三大任務,其中之一就是統一台灣,可見是如何的自信滿滿;可是等到蔣經國開放民主,鄧小平就知道他的統一台灣的宏願不可能實現了。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對戈巴契夫說:「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上述分析我最早是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裡提出來的。後來我讀到一些中共官方學者的言論,他們也認為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是為蔣經國量身定製的,歷史機遇稍縱即逝,時不再來,因此,隨著台灣民主化以及蔣經國的去世,這一和平統一的計劃已經不可能實現了,剩下的只有武力統一了。

2、關於「以經促統」以及香港和西藏的前車之鑑
自從台灣走上民主化的不歸路,中共當局就知道它的一國兩制方案已經破功。接下來這三十多年,中共做的主要是防獨,而不是促統,因為和統已經失去著力點,武統又沒有把握。不少人談到中共的以商逼政,以經促統。不錯,中共採用經濟手段可以對台灣的政治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不可輕視;但是要靠經濟手段去實現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則註定辦不到。因為大多數台灣人分得很清楚,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台灣人決不會因為和大陸經貿往來的得失損益而自願放棄主權。

毫無疑問,台灣要防止成為第二個香港或第二個西藏。不過嚴格說來,台灣的情況是和當年的香港與西藏很不一樣的。

先說香港。香港之所以被一國兩制,並非出於港人的自願;此前香港的主權在英國人手裡,是英國人把香港交給中共當局的,而英國人這麼做也是形勢所迫。

中共在1949年奪得政權,本來就可以在「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殖民主義」的旗號下「解放」香港的,不過當時中共沒有那麼做。當時,中共為突破西方在外交上的封鎖,和英國就香港問題達成非正式協定:中國不索取香港主權,以此換取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接下來,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和西方進一步高度對立,西方對中國實行物資禁運,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成了中國和西方轉運物資的唯一仲介,對中國有不可替代的利用價值,所以中國一直沒有收回香港主權。

到了八十年代,由於面臨新界99年租約即將到期,英國方面提出續約,中方認定先前的租約是不平等條約,拒絕續約;另外也因為中國已經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所以不擔心收回香港會導致閉關鎖國的後果。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政府在前三十幾年都不收回香港,而在後來又堅決要收回香港的原因。

在英國方面,我們知道,二戰之後,英國在絕大部分殖民地都推行政治改革,逐步實現該地區的自治、自決乃至獨立。早在五十年代,港英當局就打算在香港也推動民主自治,但是遭到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中國政府警告說:香港遲早回歸中國,如果英國在香港引入民主,改變現狀,中方會毫不猶豫地採取行動,解放香港。英國擔心,如果它堅持在香港推行民主自治或自決,中國政府很可能出動軍隊攻占香港。儘管在冷戰高峰期的當年,中共在世界上很孤立,如果它派兵攻打自由的香港,必將招致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再說,英國是強國,軍事力量也很強,但是考慮到香港畢竟太小,離大陸太近,易攻而難守,英國很可能打不贏,到頭來是會把香港本來有的自由法治都失掉的,所以只好把推行民主自治的計劃放棄了。

新界租約即將期滿,英方提出續約,被中方拒絕。英方又提出一個折衷的建議,把主權和治權分開,主權歸中國,英國仍保留管治權,但也被中方拒絕。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承諾 「五十年不變」。英國人感到,在香港不得不交還中國的前提下,有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或許已經是可能爭取到的最不壞的結果了。於是這才有了中英聯合聲明,這才有了香港的九七回歸,被一國兩制。

台灣的情況不同。台灣的主權在台灣人手裡,所以台灣不可能成為第二個香港。

再說西藏。中共建政後,就宣布要解放西藏。1950年秋,共軍兵分幾路,向西藏進發。10月6日,共軍向藏區重鎮昌都發起進攻,打敗西藏軍隊,占領了昌都,迫使藏軍投降。在雙方武力懸殊的情況下,藏人被迫於第二年4月與中共當局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這就是說,西藏名義上是和平解放的,是和平統一的,實際上是武力統一的。

回到台灣的問題上來,結論很清楚,除非中共武力攻台而台灣又被打敗,否則台灣不可能變成第二個西藏。

3、時間會站在誰一邊
中共深知台灣人民不喜歡一國兩制,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絕無可能;要統一,只有靠武力。中共應該早有武統的方案,不過在現階段還不打算馬上實行,因為沒把握打贏,台灣的軍力不可小視,還有美國的對台關係法。再說,就算打贏了也代價太大。因為中共很希望能繼續保持目前這種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一旦打仗,這個戰略機遇期就沒了。在中共那裡,武統的主要障礙是美國。因此它指望假以時日,中共國力軍力進一步增長,美國不得不放棄對台灣的保護。到那時,中共兵臨城下,台灣也許就只好接受一國兩制了。

無論是出於對普世價值的分享,還是出於對第一島鏈的戰略考量,美國都會堅守保護台灣的承諾。但是在多元社會裡,總會有不同的聲音。去年10月下旬,英國《經濟學人》發表重要文章:「中美兩國究竟怎麼了?」(《The Economist》China v America:The End of Engagement——How the world’s two superpowers have become rivals)。文章說: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裡,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和態度,建立在這樣的信念:當中國經濟發生改變,其他方面也會有改變。今天,那樣的信念已經破產了。美國將中國視為新的意識形態和戰略對手。美國擔心,時間站在中國這邊。川普需要一個好的戰略。為了全球的利益,中國和美國需要和平相處。這個戰略,必須為中國和平崛起留出空間,這也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允許中國擴大其影響力。

按照這篇文章的思路,如果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美國和中國需要和平相處,必須為崛起的中國留出空間,允許中國擴大影響力,而台灣既被中國視為其神聖領土,必須統一,那麼,美國就有可能不得不放棄對台灣的保護了。

2005年3月,我寫過一篇文章「時間會站在誰一邊」。文章說:「所以,一切就歸結到時間上。時間會站在誰一邊?不少人會說,時間會站在台灣一邊。因為台灣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不過這是對較長的未來而言。在較短的未來也有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關鍵是大陸。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陸是會變得自由民主呢,還是會變得十分強大但依然專制?結論:必須大力催化大陸自由民主。大陸能否及時地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關係到大陸人民的切身利益,關係到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也關係到台灣自由民主的生死存亡。」

在14年後的今天,這個問題變得更緊迫、更重要。

——轉自台灣《上報》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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