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陝西延安日報社一片混亂，不僅忙著刪除一則報導，而且竭力要追回當日發行的《延安日報》。原來在當日頭版頭條的「延安5·23音樂節盛大開幕」報導中出現了眾多錯誤：陝西省常委、延安市委書記徐新榮在致辭時稱，正是在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導下，冼星海等藝術家才創作出了如《黃河大合唱》這般「振聾發聵的時代強音」。另一個致辭的教育部藝術委員會祕書長曹瑛的發言稿則更為搞笑，也點出了徐新榮出醜的原因：「77年前，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第一次……80年前，慷慨激昂的《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
原來，《黃河大合唱》是1939年創作的，而毛的講話則是在1942年。兩個中共官員在捧臭腳的時候，卻不小心讓毛穿越了三年，去指導冼星海等人。這難道不是咄咄怪事？雖然極有可能是祕書們的漫不經心讓兩個官員丟了臉，但他們又何嘗不是漫不經心？或者說根本就不把中共的黨史放在心上。這樣的中共官員在八千萬黨員中絕對不是少數。
兩個官員在出醜後是否會被中共處理，並不值得關心，筆者倒覺得在中共一再推動紅色旅遊的大背景下，應該說說被中共洗腦後，對所謂「紅色聖地」延安頂禮膜拜的中國人不知道的發生在那裡的一些事情。
中共在1935年北上逃跑，最終在陝北落腳後，就將延安當成了其盤踞的根據地，直到1949年竊取政權後進入北京。在延安的十三年中，中共是七分發展，兩分打國民黨，一分抗日，留下了很多不光彩的印記。
一、毛利用延安整風運動，確立了自己的權威，為文革做預演。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2000年由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撰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和中共黨史專家何方所撰寫的《黨史筆記》已然做了詳盡的敘述和分析。簡單來說，就是在毛1942年發表若干講話後，中共開始了在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各解放區的整風運動，即審查幹部作風。
在這場運動中，毛是極盡其所能，甚至採用了一些流氓手法，比如公然篡改黨史，將有礙自己形象的如吹捧「蔣委員長」的文字刪除；不顧政治道德的「引蛇出洞」；使用流氓語言，批判其他中共留過蘇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稱他們是「連豬都不如的蠢貨」。
而在運動中，中共還採用了欺騙恐嚇、詐騙口供和酷刑折磨、刑訊逼供等手段，使不少人屈打成招。據說，當時偌大的延安城，晚上聽不到一點聲音，完全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通過整風運動，與毛持有異見的人如張聞天、王明等，均遭到了清洗，毛初步確立了自己的權威，當時的延安就響起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吹捧毛的《東方紅》也是那時改編的。
此外，整風運動中還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錯殺了至今尚無確切統計數字的無辜者。後來逃亡蘇聯的王明在其《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延安的整風運動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習」。不過，二者不同的是，文革是處在毫無外患內憂的和平時期，而延安的整風則是處在全民抗戰、國家存亡絕續的關頭。中共之所以在國難當頭之時，膽敢如此整風整人，大興冤獄，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因為它不抗戰、假抗戰所致。
也是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毛和中共還為以後控制國家、控制幹部和控制人民積累了齷齪的經驗，如控制傳媒、箝制民眾的思想；控制幹部，使之服從領袖；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像「引蛇出洞」、「另起爐灶」、採取激烈手段在達到目的後道歉等。上述種種手段和經驗，在中共其後六十多年的專制統治中得以不斷運用，甚至登峰造極。
二、中共在延安種鴉片，並通過毒販賣給國統區，戕害中國人。
中共為了獲取資金，喪盡天良在延安祕密種植鴉片，中共宣傳的所謂「大生產運動」和中國人熟知的那曲「花籃裡花兒香」，其實說的就是種鴉片。而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的任弼時，在當時任鴉片專員；那個被毛說成其死「重於泰山」的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也是死於燒制鴉片。
關於這段歷史，蘇聯和台灣的祕密檔案均有記載。而5月2日，海外明慧網的一篇題為「老伯終生保密的故事」更披露了一個不見於史書、但卻令人震撼的真相，那就是七十多年前為中共效力、幫助延安販賣鴉片的所有毒販，在中共竊取政權後，全部被祕密處死。這位老伯是一個地區販煙土的負責人。他所謂的「特殊任務」就是把延安轉來的煙土批發給毒販販賣，賺取銀元，用於招兵買馬。
三、中共的特權制度始於延安，當時的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
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各級掌握權力的官員們，就利用手中的權力，在現有條件下，獲取物質上的享受，而這樣的特供制度伴隨著中共進駐北京更加變本加厲，直到現在已完全超過了普通人的想像。
當時畢業於北大、受到中共宣傳吸引的王實味，來到延安後，發現了許多與宣傳不一致的地方，並寫下了為自己招來殺身之禍的一組雜文《野百合花》。在文章中，他除了批評「革命聖地」缺乏人際之間的溫暖外，還直言不諱地批評等級制度：「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它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有所謂『捕耗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
他感嘆道，一方面是病人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
王實味披露的應該是中共最早的特供制度。據說，當時延安有嚴格的等級供給制，其中小灶僅面向部長級別及以上的官員或十年以上黨齡者。
另據大陸《南方週末》2014年4月23日的《蕭軍不滿延安等級制度致信毛澤東》一文，在延安工作生活一年多的作家蕭軍，經過親身的體會與觀察，對延安的一些現象，產生了很多憤慨與不滿。例如，嚴格的等級制，導致了革命者之間生活水平的極大差異：普通作家每天的伙食很差，總吃小米粥、窩窩頭，營養不足且吃不飽；機關總務人員常有西安搞來的香菸與食品享受，等等。
蕭軍的不滿也流露在其《延安日記》中：「自從到延安以來，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襲著。」「我怕這裡的：醫院、傳達室、戲院、飯館……這表現著官僚、凌亂、卑俗、無教養……啊！醜惡到這裡來集合了！」
其後因妻子分娩，1941年6月24日他在醫院聽到了更多醜惡的事情：「李伯釗自帶小鬼，每天做飯五次，罐頭、牛乳、蛋、香腸等應有盡有，饅頭也是白的。據小鬼說，楊尚昆買雞蛋總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雞蛋、餅乾代早餐。毛澤東女人生產時，不獨自帶看護，而且門前有持槍衛兵。產後大宴賓客。去看病人時，總是坐汽車一直開進去，並不按時間。一個法院的院長女人住單間，彭家倫女人生產也住單間。各總務人員總是吃香菸，買二十幾元錢一斤的魚，各種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帶來……雖然他們的津貼各種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這卑污的存在原來到處一樣……」
四、中共媒體在延安炮製了不少謊言。
2013年，延安曾遭到暴雨的侵襲，被中共視為「革命聖地」的象徵之一的清涼山也因被雨水侵襲受損、垮塌，這個地方正是當年包括新華通訊社、《新中華報》、《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延安新華廣播電台、中央出版發行部和中央印刷廠等在內的新聞機構的所在地。
彼時，中共為了贏得美國的支持，高聲歌頌過美國的民主萬歲，還承諾要給中國人民主，要實行憲政，並保證絕不實行一黨專政，而黨的喉舌忠實地將這一切傳遞給了世人。同時，中共的這些媒體還不遺餘力地打擊國民黨。如《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發表社論，稱「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可是，直至今天，中國人看到的是中共對美國民主的謾罵，並且剝奪了中國人民在民國時期尚存的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並推行一黨獨裁，而黨媒則轉而為中共獨裁吶喊、助威。
五、在中國過年期間洗腦始於延安時期。
大陸人都知道，中共每年「春節」都少不了對中共和其黨魁的吹捧，並通過文藝形式對中國人洗腦，而這開始於延安時期。2017年大陸《學習時報》的文章《延安時期的紅色過年》透露了端倪。
文章稱中共要「將新思想的宣傳教育與傳統民俗民風相結合」，推動老百姓接受中共的灌輸。中共是如何做的呢？
首先是改變年畫和對聯。傳統年畫以民間傳說或歷史故事中的神仙悍將為主角，門神以鍾馗、秦瓊、尉遲恭為主。1938年年初，中共魯藝的匠人們創作包含中共宣傳思想的木刻年畫《五穀豐登》、《保衛家鄉》，並發給農家張貼，開始了新年畫的創作並逐步推廣擴大。1942年，魯藝美術部成立年畫研究組，創作更多年畫，內容以稱頌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為主，同時展現「邊區軍民的新風貌」等。
而對聯的內容則多以抗日戰爭和現實生活為背景，如「自由平等除舊歲；民主政治過新年；過新年堅持抗戰到底；除舊歲反對妥協投降。有牛有地有勞動家家足食；自種自紡自織布個個豐衣」等，無不滲透著中共的宣傳。
據文章稱，1947年，當中共中央離開延安時，中共打造的年畫和春聯已取代了傳統的年畫和對聯，當地百姓被徹徹底底洗腦了。
其次是改變傳統秧歌的內涵。在陝北地區，打社火、鬧秧歌、說書、唱酒麴等等，是歡慶節日或婚喪嫁娶中廣為運用的表演方式，其中鬧秧歌是傳統新年娛樂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則通過「新秧歌運動」，在內容上加以改造，比如創作了「新秧歌」《擁軍花鼓》、《兄妹開荒》、《搖花籃》、《白毛女》等。
中共就這樣一點點地改變著人們的傳統觀念，在不知不覺中，延安民眾接受了中共的宣傳。到1944年過年時，延安的工廠、部隊、學校組織的秧歌隊多達27家之多，上演了150餘個節目。而這樣的洗腦，在1949年後，中共在大陸全面展開。
結語
看看中共在延安的所作所為，人們不難發現，其與中共今日之所為並無本質上的差異，同樣充斥著欺騙、罪惡、無恥，而那些膜拜延安的中國人難道還不該清醒並遠離中共嗎？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