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以其獨特的魅力輝耀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讓世人為之傾倒。而且，與其它古老的文明相比，中華文明是世上唯一的統一和連續的文明。當研究其它的古文明時，現代人一直不能解讀他們祖先的文字，以致難以了解自己的文明之始末，而現代的中國人卻能讀通幾千年前的文字，了解中華祖先的文化。
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中華文化亦有大美。她美在對神佛的信仰上，美在對德行的推崇中，美在靈動的文字裡，美在宏偉的建築與精美的工藝中……當今天的中國人在中共幾十年的洗腦下，用變異和扭曲的思維審視中華傳統文化，將中華文化蘊涵的「大美」斥之為迷信和封建糟粕時，他們可曾知道，這個世界上有許許多多的外國人甚至外國名人是相當地仰慕中華文化的。在他們的眼中，古老的東方文化是那麼的迷人，是那麼的美好。
被神寵愛的民族與最容易與之和睦相處的鄰居
西方古典文獻中對於中國的稱謂，通常是「賽里斯（Seres）」、「秦奈」（Sinae）。目前已知最早提到中國的西方典籍，是被羅馬哲人西塞羅譽為「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創作於公元前5世紀的《歷史》一書。
在書中，希羅多德寫道：「東方文化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搖籃。」在該書的第四卷中，他更是以豐富的想像力，將中國定位於萬里之遙的「北風以外」。要知道，在希臘人的宗教信仰中，「北風以外的人」是被太陽神阿波羅所寵愛的民族。希羅多德對中國的定位，傳遞的是對這個遙遠國度的敬意。
至於「賽里斯」（Seres）的意思是「絲的」或者「絲來的地方」。Seres被認為是源於漢字「絲」，也是拉丁文中的「絲」（serica）一詞的來源。而中國之所以被稱為「賽里斯」，是因為在古希臘和羅馬人眼中，中國的形象是與華美的絲綢聯繫在一起的。當時許多地位高貴的希臘人都穿著「賽里斯」人做的絲綢衣服，因為只有中國人掌握生產絲綢的技術。
也因此，歐洲人對中國充滿了敬意。公元1世紀的羅馬地理學家龐蓬尼‧麥拉讚譽道：「這是很公正的民族，他們把貨物放在曠野中，購貨的人，在賣主不在時來取貨，這種經營方式是很著名的。」
4世紀的希臘史學家馬爾塞林亦是不吝讚美之詞：「賽里斯國疆域遼闊，沃原千里……物產也很豐富，有五穀雜糧、乾鮮水果、牛羊牲畜，真是應有盡有，品繁而量眾。」「那裡的城市較為稀疏，但規模較大，物產豐富，人煙稠密。」他更讚美中國人熱愛和平，「賽里斯人完全不懂得進行戰爭和使用武器。賽里斯人最喜歡安靜地修身養性，所以他們是最容易與之和睦相處的鄰居。」「在他們那裡，晴空萬里，皓月明朗，氣候溫和宜人，即使颳風也不是凜冽的寒風，而是和煦的微風。」而這代表了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普遍認知。
一個能夠與西方互相溝通理解的國度
1246年，一位名叫柏朗嘉賓的意大利傳教士攜帶教宗的信來到了中國，見到了蒙古大汗。雖然大汗拒絕了教宗提出的停止向西方進攻的要求，但一路走來的柏朗嘉賓卻對中國和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國後撰寫的《蒙古史》中寫道：「中國人敬重和崇拜我們的《聖經》，愛戴基督徒，經常大量施捨。他們表現為通融之士和近乎人情。世界上人們所從事的各行業中，再也找不到比他們更為嫻熟的精工良匠了。他們的國土盛產小麥、果酒、絲綢和人類的本性所需要的一切。」
8年後，法國傳教士魯布魯克也來到中國。他在大汗的都城看到：「一個城區是有市場的撒拉遜人（伊斯蘭信徒）居住區，另一個是契丹人（中國人）的城區。這兩個城區外，還有12座各族的偶像寺廟、2座清真寺。城的盡頭有一座基督徒的教堂。」中國人對宗教的包容性以及與不同信仰的人和睦相處，都讓他大為驚歎。
又過了50年，法國傳教士孟特高維諾抵達北京。他得出了與魯布魯克同樣的結論：「那裡生活著各種信仰的偶像崇拜者。那裡有大量屬於各個教派並穿著各種法衣的僧侶。這些僧侶都要比天主教徒更為苦修和更為順從。」正是在這種寬容的氛圍下，孟特高維諾於1298年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並為6000多人舉行了洗禮。
而在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中，馬可‧波羅以熱情洋溢的語言，描述了忽必烈統治下的元朝無窮無盡的財富、龐大的商業城市、極好的交通設施，以及華麗的宮殿建築，對中國的著名城市，像大都、揚州、蘇州、杭州等，都作了詳細的介紹，稱頌中國的富庶和文明。
該書出版後，激起了歐洲人對中國文明的嚮往。越來越多的歐洲貴族以擁有中國的物品為榮，中國瓷器和絲綢成為不可或缺的奢侈品。法國和德國等地相繼出現了絲綢、造紙和陶瓷生產中心。德國的古登堡則在1454年根據從朝鮮傳過來的活字印刷術發明了印刷機，為歐洲信息傳播帶來了一次徹底的革命。中華文化不僅影響著歐洲人的生活，也開始影響歐洲的現代化進程。
一個富足與重視德行的國家
儘管元朝時天主教進入了中國，但在明朝建立後，中國基本上已無基督徒。而萬曆年間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則再次使天主教在此後二百多年間獲得了通行證。
在他那本聞名西方的《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利瑪竇盛讚道：「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他感歎「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
而且他還發現，「凡是人們為了維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東西，在這個國家都有豐富的出產。」「中國的莊稼一年兩收，有時一年三收，這不僅是因為土地肥沃、氣候溫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於人民勤勞的緣故。」「中國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井然有序地管理著整個國家。」「雖然他們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但他們的皇上和人民卻從未想過要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很滿足於自己已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
對於中華文化，利瑪竇說，「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以普遍講究溫文有禮而知名於世，這是他們最為重視的五大美德之一，他們的著作中有著詳盡的論述。對於他們來說，辦事要體諒、尊重和恭敬別人，這構成溫文有禮的基礎。」
中國人可以是歐洲人的楷模
與利瑪竇有著近似印象的、在中國生活了22年的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在《大中國志》中寫道：「這個國家幅員遼闊，它的境內有供人類生活的必需用品及各種美好的東西，它不僅用不著向別的國家乞討，反而還有剩餘滿足鄰近和遙遠國家的需求。」「中國人重視道德，更尊重實踐德行的人。他們爽快地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地承認自己的不足。對於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而言，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
另一位西班牙傳教士弗朗西斯科‧奧瓦列斯在《南明行紀》中，同樣談到了中國人的謙和、吏治的清廉和國家的穩定，言語之中不時流露出對中國歷史悠久、文明先進、制度優越、社會繁榮的仰慕。 「他們的身體以及他們的頭腦，可以說是歐洲人的楷模。他們的種種德行，可以當作基督教國家的優秀榜樣。」
還有1640年來華並生活了數十年的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在《中國新史》（原名《中國十二絕》）中，向西方人展示了一幅明朝末期、清朝前期中國的全景式圖案。從中國的名稱、地理位置、歷史、語言、風俗，到中國的物質生活、礦產、航運、船舶乃至政治制度、國家結構等，無不娓娓道來。
在安文思看來，中國處處是優點：中國的版圖極其廣大，中國的歷史非常悠久，中國的語言文字優美，中國的典籍豐富，中國人有禮貌也有教養，中國水運便捷、公共工程完善，中國工藝製造精美，中國物產豐富，中國聖人孔子影響巨大，中國政治發達、君主偉大，北京之建築相當宏偉。
他甚至還斷言，中國語言比希臘、拉丁等歐洲語言都容易學習，因為她既「符合理性，又符合經驗」。
清朝的政治體制和皇帝也贏得了安文思的讚美。他注意到，中國的帝王都要遵循孔子的教誨，要具有九德，即要自我約束，做臣民的榜樣；尊敬和關懷有學識和德行的人，常和他們交談；友愛家族成員；禮遇非皇室血統的尊貴之人；重視臣屬大臣；愛護百姓；招請各類工匠，促進生產；優待外國使臣等。
或許正是因為中國的美好，讓安文思的筆下充滿了對中華文化和中國的欽羨。
對儒家的推崇
與明朝之前的外國人不同的是，明清時期歐洲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期間，開始系統和有目的地記錄中國，並對之進行深入的研究。同時，他們還將中國的文化、哲學歷史介紹到歐洲。除了他們自己寫的報告、遊記向歐洲介紹中國歷史、文化、語言、政治等外，他們還翻譯、編撰了中華經典。
比如1687年，在巴黎出版了由恩理格等幾位傳教士共同編撰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書中包括《大學》、《中庸》、《論語》的譯文以及帶有孔子像的《孔子傳》，孔子第一次被介紹到了歐洲。此後，儒家經典《易經》、《尚書》、《禮記》等也先後被翻譯成拉丁文和法文，在歐洲知識界和上層社會廣泛流傳。
此外，1735年，在巴黎還出版了被譽為中國百科全書的《中華帝國志》四卷本，第一卷記述各省地理和歷朝編年史；第二卷介紹政治、經濟、經典和教育；第三卷介紹宗教、道德、醫藥、博物等；第四卷是對滿、蒙、西藏、朝鮮的研究。該書對於中華文化在歐洲的傳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7世紀末的大哲學家萊布尼茨，曾將中國知識在歐洲的傳播稱為「當代最大的事件」，而上述書籍讓18世紀的歐洲啟蒙學者了解了東方古老的文明，並使之成為他們汲取精神力量的重要來源，成為啟蒙思想家筆下「藉以鞭撻舊歐洲的『巨杖』」。這些啟蒙思想家尤其推崇儒家學說，推崇宋儒理學將「道」視為「天地之舉、萬物之源」的理念。
在這些啟蒙思想家中，法國的伏爾泰和魁奈都對中國讚歎不已。伏爾泰在其著名的著作《風俗論》中，無前例地將中國歷史作為世界歷史的開篇。在他的心目中，中國儒教是「理性宗教」的楷模，中國的「理」或者所謂的天，既是「萬物的本源」，也是中國「立國的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稱中國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並十分推崇孔子，還在書房裡掛孔子畫像。
法國另一位啟蒙思想家、哲學家狄德羅與伏爾泰相呼應。他在《百科全書》中「中國」條目下，介紹了自古代至明末的中國哲學，認為其基本概念是「理性」，認為儒教「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國平天下」。
「他們帝國的組織是世界上最好的」
伏爾泰對中國的政治體制也大加讚賞：「我們對於中國人的優點，即使不至於五體投地，但最少可以承認他們帝國的組織是世界上前所未見最好的。」
法國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同樣對中國政治制度大加讚揚：「由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以無可非議和不容非議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權力基礎之上，因而能夠保證它在合法的行政管理中擁有做好事的最高權力。這種權威對君主來說是福祉，對臣民來說是應該受到尊敬的統治。」
魁奈由此得出結論：「中國政治體制之所以能夠長久延續，不是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條件，而是由於有一個因其本質而穩定的秩序。」
而萊布尼茨的國家觀是建立一個具有仁愛、正義、毅力和豐富知識的開明君主治理下的統一國家，他將清朝的康熙大帝作為這一開明統治的表率。哲學家霍爾巴赫則主張以德治國，他公開宣布「歐洲政府必須以中國為模範」。
為何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妄自菲薄？
儘管西方工業革命後，工業文明攪亂了中華文明前進的步伐，尤其在信奉西來幽靈馬列主義的中共1949年竊國後，中國更是被迫走上了一條與中國傳統社會截然不同的道路，讓西方人對中國有了不同的觀感，但如同中國人一樣，西方人同樣沒有意識到，正是因為有中共幽靈附著在中國大地上，才導致中國、中國人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早前有分析已指出，馬列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是完全不相容的，因此對於視自己為馬列子孫的中共而言，其首要目的就是要全力消滅中國燦爛的文化，打彎承載著播散傳統文化的使命的知識分子的脊梁，並不遺餘力地向中國人灌輸馬列主義。於是，中共在奪取政權後，一方面通過一次次運動消滅傳統文化和承載傳統文化的精英，一方面全方位通過媒體、教育等強行向人們灌輸馬列主義，灌輸中國傳統文化是落後的、腐朽的，唯有中共的黨文化才是「最先進的、最文明的」。
在此教育下，中國人忘卻了自己祖先曾擁有的輝煌，忘卻了我們曾經傲視世界的文明，忘卻了歐洲人對中華文化的仰慕，而與傳統文化漸行漸遠，甚至達到了完全不知道中華文化真正內涵的地步，進而對自己的文化、祖宗妄自菲薄。
而沒有了信仰、沒有了道德約束的中國人開始無限度地放縱自己，社會道德也在一日千里地下滑，毋庸置疑，今日中國所有的亂象都與此有關。這樣的中國、這樣的中國人也成為了世界鄙夷的對象，這樣的反差怎能不讓人心痛！
顯然，中國、中國人若想再次成為世界欽羨的對象，當務之急是徹底拋棄中共，並找回失落的文明，讓中國再次成為一個信仰神佛、重視德行的國度。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