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征時:中共出兵香港兵棋推演(2)

(2019年8月11日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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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讀者注意:本兵棋推演所依據的事件及香港形勢截止於2019年8月11日。

前言:抗爭策略

面對香港目前的全民抗爭,北京當局如果出動大批武裝力量實施大規模鎮壓,將會是什麼樣的情景?能不能描繪一幅相關圖景供大家參考呢?處於捍衛自由、爭取民主第一線的廣大香港市民對此其實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客觀需求,甚至國際媒體界、外交界、政界、軍界等可能也同樣如此。因此,筆者試著盡其所能,把某些相關要素儘可能具體化,並在此基礎上作一點兵棋推演,以回應上述需求。既然是推演,結果就不能保證準確無誤,甚至可能會有較大偏差,這一點希望讀者見諒。這篇《中共出兵香港兵棋推演》屬於急就章,權且拋出作引玉之磚。

「知彼知己,勝乃不殆」。香港人民此次抗爭成效空前,最重要原因之一是通過網絡通訊讓人人明白抗爭運動的步驟和態勢,個個知道自己和同伴們應該做什麼,很好地實現了「知己」。在「知彼」方面,香港人民還應該進一步了解中共的罪惡底線–––用中共自己的話說,它「保底」的手段就是軍隊,就是軍事鎮壓。《孫子兵法》曰:「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孫子每每置「知彼」於「知己」之前,可見「知彼」比「知己」更重要。因此,讓全體香港人民了解中共出兵鎮壓的預案,就是「知彼」的首要任務之一。

讓全體香港人民了解中共出兵鎮壓的預案,會不會嚇退一部分人?

會的。但從另一方面,這也說明了近乎單一的街頭抗爭方法在某些形勢下的局限性。客觀清醒地面對中共大規模軍事鎮壓這個繞不開的問題,會促使從事抗爭的一大批有心人儘快地、更積極地使抗爭形式多樣化、戰術動作多樣化、方法策略多樣化,「軟的更軟,硬的更硬」,從而更好地動員群眾、把抗爭推進到一個更高的新階段。《孫子兵法》曰:「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如果不充分了解可能導致抗爭失敗的隱患(中共軍事鎮壓威脅已經是「顯患」了),不僅面對中共突然鎮壓會束手無策、犧牲慘重,而且在形勢有利之際也同樣會看不到某些發展抗爭成果的潛在良機。

讓全體香港人民了解中共出兵鎮壓的預案,會不會一定程度上減弱目前抗爭的聲勢?

會的。但如果大家都像「六四」學生那樣寄希望於「軍隊不會來」或相信「軍隊不會開槍」,香港的抗爭就更有可能重蹈「六四」覆轍。寧可有備而無患,不可無備而受患;無備則患或自來。一定程度上減弱街頭抗爭的聲勢,正是避免大規模流血的必要代價。不過,這並不影響抗爭以新的策略和形式更有效地發展。例如,比起大部分街頭抗爭,「萬人接機」並不直接面對警察暴力,但抗爭效果卻更好。進,要預留好退路;退,要著眼於反攻。想要做到進退適時、進退有度、進退自如,首先要懂得如何以退為進。《孫子兵法》最反對的就是統帥部不知進退的行為–––「不知軍之不可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退而謂之退」。

中共正在以武力威脅恐嚇香港人民,讓大家關注中共出兵鎮壓的預案,是否有可能無意中助長、放大了中共武力威脅的效應?

這是分析這個問題最大的難點,所以不少人選擇了暫且迴避。效應體現為效果或結果。從邏輯上說,讓全體香港人民對此知情,會有以下可能的結果:

一,知道中共出兵鎮壓的預案,很多人退卻了,抗爭不了了之。

二,知道中共出兵鎮壓的預案,大家不作策略調整,繼續原來的抗爭方法,遭到大規模鎮壓。

三,知道中共出兵鎮壓的預案,大家作了策略調整但調整得還不夠,抗爭仍然無果而終。

四,知道中共出兵鎮壓的預案,大家作了充分的策略調整,以新形式、多樣化深度發展抗爭,把抗爭推進到一個更高的新階段。

知道中共出兵鎮壓的預案,會有以上四種結果。反之,如果不知道中共出兵鎮壓的預案,大家更容易不作策略調整,繼續原來的抗爭方法,就更可能導致以上第二種結果,即最壞的結果。明明面對威脅卻熟視無睹而不通變,這完全不可取。面對中共出兵鎮壓的威脅,香港人民可以「將計就計」、敵變我也變,根據敵情而靈活機動地調整戰術、改變抗爭形式。這就是《孫子兵法》所稱道的「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有人會問:中共會不會表面上威脅,實際上無力甚至無意鎮壓?

以中共的嗜血本性,它肯定有鎮壓的動機,這是願否鎮壓的內因問題。至於國際輿論的壓力、香港國際金融地位等對中共的制約,這是能否鎮壓的外因問題。分析應當首先看內因:中共鎮壓人民的邪惡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再看看外界制約它的力量如國際輿論等,這些外因主要還是要靠香港人民自己在國際舞台上作進一步爭取和調動,以最終制止大規模鎮壓。

《孫子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香港人民高水平網絡通訊的非組織化行動,「遍地開花」的游擊戰打法,頭盔和防毒面具的使用等一系列創意舉措,屬於「伐謀」即「謀略戰」;G20峰會之際在國際報章刊登「反送中」廣告,屬於「伐交」即「外交戰」;遊行示威,街頭抗爭,與警隊對峙,屬於「伐兵」;沖立法會,屬於「攻城」。

面對中共軍事鎮壓的不時威脅,人們打「持久戰」的耐心容易日漸消耗,企求單靠街頭抗爭一蹴而就的投機傾向卻有可能滋長。大家一定要避免「攻城」,不讓中共有鎮壓的藉口。調整「伐兵」的頻率和節奏,更好地養精蓄銳,更多地以逸待勞,減少中共勢力製造暴力衝突的機會。更多、更好、更多樣化地「伐謀」、「伐交」,把這兩篇文章做足。《孫子兵法》曰:「勝兵先(有把握)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投機)求勝」。香港人民要立於不敗之地,首先要進一步認清中共鎮壓人民的本性;其次要對其軍事鎮壓的部署和步驟有具體細緻的而非籠統抽象的全面了解;其三要進一步「伐謀」(如對戰略戰術作調整)、「伐交」(如呼籲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香港、對香港警察實施統戰),盡一切可能「先勝而後求戰」。

有人可能還會問:中共不管有力還是有意、無力還是無意,反正都有可能出不了兵、有可能鎮壓不了香港人。我們降低街頭抗爭的規模和力度,不是有可能丟掉近在手邊的勝利果實嗎?

《孫子兵法》曰:「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孫子強調:不要寄希望於敵人不會來,而要寄希望於自己有準備;不要寄希望於敵人不會進攻,而要寄希望於自己有使敵人無法攻取之道。

寄希望於中共不會出兵香港,是僥倖心理;寄希望於單靠街頭抗爭輕易取勝,是投機傾向。讓全體香港人民了解中共出兵鎮壓的預案,能破除僥倖心理,能糾正投機傾向,能促使抗爭藝術多樣化,能讓香港人眾志成城地迎接一場持久戰,並且在條件允許時盡力促成(但平時不寄希望於)它轉化為速決戰。

筆者呼籲香港人民學一學《孫子兵法》,這是中華民族的珍貴文化遺產;這部軍事學著作及其原理同樣有助於我們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推薦大家瀏覽一下共軍經典《超限戰》;該書第八章共17頁(篇幅不長,一小時可讀完),提出8個原則:全向度、共時性、有限目標、無限手段、非均衡、最小耗費、多維協作、全程調控;大家也不妨採取「拿來主義」,用於「以共制共」。有條件者要看更多兵書,實在沒有條件的,就看看「三十六計」也不錯。

筆者希望香港人民個個學兵法,人人懂謀略,時時觀態勢,處處用戰術,打一場天滅中共的人民戰爭!

兵棋推演一:出兵概率

香港人民自2019年6月初以來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全民性遊行和大規模集會(簡稱「反送中運動」),轟轟烈烈,此伏彼起,延續至今。與此同時,中共大規模出兵香港的概率也在不斷變化,並經歷了以下階段:

第一階段:從6月初至6月底,中共出兵香港的可能性一直在30%上下徘徊。

第二階段:從7月1日起,以「沖砸立法會事件」為轉折點,這一可能性向50%攀升。7月21日因「潑墨中聯辦國徽事件」而升高至50%。

第三階段:從7月22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中央權威不容挑戰》起,經過7月24日中共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大校發表威脅言論,已達到52%左右。這一階段截止於8月7日,其標誌為港澳辦和中聯辦當天在深圳召開的香港局勢座談會。會上,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指港人抗爭帶有明顯的「顏色革命」特徵。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表示,現在是一場關乎香港前途命運的「生死戰」、「保衛戰」、「退無可退」。至此,中共出兵香港的可能性突破55%,而且呈「剛性」特徵,很難回落。

第四階段:第四階段於8月8日開始。8月11日香港尖沙咀一女性示威者被警察從高處用布袋彈擊中右眼導致失明。這一事件或為鎮壓「預熱」,且顯示中共決心出兵香港的可能性已經升高至60%。第四階段將結束於中共出兵香港之日或(以小概率)終結於危機化解之時。

7月1日「沖砸立法會事件」已經為事實所指證、為輿論所公認是港府、中共特工或親共勢力所為。7月21日的「元朗車站白衣人襲擊民眾事件」也同樣如此。其實,以中共煽動仇恨的傳統和慣用手法來看,7月21日「潑墨中聯辦國徽事件」、7月23日「何君堯家族墳墓被毀事件」等,基本上可以斷定同樣有很大概率是港府、中共特工或親中共勢力所為(至少是挑動民眾憤而為之);其目的是通過「苦肉計」,嫁禍於香港學生和市民,以便為中共大規模出兵香港找到藉口。

以中共專制的特性,它不會容忍香港特首普選、立法會普選(簡稱「雙普選」)的正當訴求和民主意識進一步蔓延。中南海2007年、2008年、2012年、2017年多次違背有關承諾,阻撓或延滯「雙普選」落實,已經理屈詞窮,所以妄圖通過製造事端和衝突,以便宣稱「形勢發生了變化」,港人的訴求「被人利用,事情的性質起了變化」,「香港治安已經無法保證」等等,來為中共大規模出兵香港找到藉口,進而通過軍事鎮壓來為自己政治上的尷尬地位「翻盤」,並藉此來最終阻斷香港邁向「雙普選」的進程。

因此以概率而論,中共大規模出兵香港自6月初起就不是「黑天鵝」事件,現在有可能進一步向「灰犀牛」事件轉化。(參見本文附錄《「反送中」與「六四」比較》)

兵棋推演二駐港部隊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簡稱《基本法》),對香港用兵有以下兩種情況。

《基本法》第十四條中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必要時,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

《基本法》第十八條中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安全或統一的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的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就大體而言,《基本法》第十四條主要規定了動用駐港部隊的法律權限,第十八條則主要規定了動用現駐內地解放軍部隊大批進駐香港的法律權限。

中共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大校7月24日有意把廣大公眾的注意力引向《基本法》第十四條,但這不過是「疑兵計」。中南海「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第十八條也。

中共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少將1997年隨駐港部隊領導調查香港社會情況時,用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方法,把香港人分為人數大體相等的三類:第一類是接受港英教育的原居民;第二類是1949年至1950年間遭共產黨清算和打倒後逃到香港的;第三類是大饑荒(1959-1962)和文革(1966-1976)期間逃亡香港的。徐焰還說明,這是為駐港部隊掌握香港社會情況提供依據的。

2018年,徐焰在一次講話中再度提及這個所謂「三個三分之一」的分析,可見這也是為中南海制訂近期香港政策提供依據的。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中共針對香港的政策導向或取向:對第一類人尤其要「去殖民化」,打掉其「傲氣」;第二類人屬於當年漏網的「階級敵人」,對共產黨有「刻骨仇恨」,甚至應當考慮鎮壓;第三類人完全由共產黨治國無方所造成,徐焰也只能說「他(們)對你(共產黨)印象好得了嗎?」所以對他們需要「思想改造」,甚至送進類似中共開辦於新疆的「再教育營」。

徐焰的「三個三分之一」論提示我們:中共已經把百分之百或近乎百分之百的香港人分別視為敵對者、半敵對者、准敵對者、潛在敵對者、敵對勢力同情者。依照這一判斷以及中共的意識形態慣性,提前在香港實施「一國一制」就應該是一項較為緊迫的戰略任務,決不能長期等待、拖延、遲滯,即使毀掉「東方之珠」也在所不惜。

根據《基本法》第十四條,駐港部隊執行任務後一般馬上要回軍營。即使駐港部隊不受第十四條制約(而是按第十八條行事),為保障建立「一國一制」而在香港實施軍管,其8,000至10,000人的兵力也嫌太少。

中共所希望出現的局面或它所有意誘導的趨勢,實際上就是第十八條所說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安全或統一的動亂」。只有這樣,北京才可以通過調動大部隊進駐香港實行軍管,終結「一國兩制」,推出「一國一制」,並且「將有關全國性的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如上所述,中南海一直希望的是儘早實現「一國一制」。香港回歸以來,有關「雙普選」、《二十三條》、「雨傘運動」、「德育和國民教育科」教科書、「一地兩檢」、《逃犯條例》等一系列紛爭其實皆由此而派生。要提前實現「一國一制」,就需要中斷鄧小平「五十年不變」之說所承諾的期限以及平穩的過渡進程。要中斷具有法理依據的承諾,需要外加強制力或動用武裝力量。但主動使用國家暴力工具必然會遭到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甚至干預,因此中南海必須首先找到藉口來聲稱它只是「不得不」使用武力;而這個藉口就是所謂「動亂」,而且必須是大規模「動亂」,甚至可以是所謂「顏色革命」。

筆者再強調一下這一邏輯鏈:中南海要提前實現「一國一制」,就要中斷「五十年不變」;要中斷「五十年不變」,就要動用武力;要動用武力,就要先製造「動亂」;由於僅僅動用駐港部隊兵力無法保障「一國一制」,所以就要把「動亂」規模搞大,這樣才有藉口派遣大部隊進駐香港,提前實現「一國一制」。因此,中南海最關注的肯定不是與一般「社會治安」或小「動亂」相關的《基本法》第十四條,而是與大「動亂」或「暴亂」相關的第十八條。

製造或挑動上述「沖砸立法會事件」、「元朗車站白衣人襲擊民眾事件」、「潑墨中聯辦國徽事件」、「何君堯家族墳墓被毀事件」等,目的都在於通過誘發暴力行為、累積暴力效應、擴大暴力規模、提高暴力烈度,逐步把局勢推向第十八條所說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安全或統一的動亂」,從而為中共動用大部隊出兵香港找到藉口。如果民眾只有個別、輕微的暴力行為,甚至根本沒有暴力行為,那麼中共特工或親共勢力就會來打、砸、搶、燒、沖(擊),製造出中南海所需要的「暴亂」和失控局面。這就是曾慶紅說「香港越亂越好」的原因所在。

因此,人們如果想預測中共會不會大規模出兵香港並且實施大規模鎮壓,主要觀察點不應當是駐港部隊,而是要看香港局勢與《基本法》第十八條的相關性,要看香港的暴力事件(或所謂「暴力」事件)是否被中南海認為(或故意一口咬定)嚴重到需要派出大批赴港部隊越界從大陸進入香港特區。至於駐港部隊,即便在大規模鎮壓時,也會較少開槍甚至有可能無需開槍。他們的主要任務應該是:

(1) 鎮壓前的例行偵察、「戰前」踩點,為制訂出兵方案提供情報。

(2) 臨鎮壓時(「第四階段」末尾)接引大部隊到位,搶占、控制或保衛各戰略要點,包括機場、海底隧道、橋梁、碼頭、關鍵設施等,如大帽山雷達監聽站、香港國際機場、石崗空軍機場、青馬大橋、汲水門大橋、昂船洲海軍碼頭、中環附近的各個碼頭等。

(3) 鎮壓開始後,為前線指揮部提供協調、參謀、特種通信等各種支援。

在大規模鎮壓之際,駐港部隊的任務和行動應該與「六四」期間的北京衛戍區差不多,所以不是開槍的主角。

兵棋推演三:赴港力量

「六四」期間,中共為了鎮壓學生和北京市民,動用的部隊來自當時全國陸軍24個集團軍中的14個集團軍;此外還有部隊來自空軍的空降兵第15軍,以及北京軍區第14炮兵師、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北京市武警總隊、北京衛戍區警衛第3師等。總兵力達25萬人至30萬人。此外,還應當加上北京市公安局系統的警察人數。

根據「六四」的情況推論,中共要鎮壓香港人民當前的抗爭,除動用香港警察(約30,000人)和駐港部隊(8,00010,000人)以外,可能還需要再加上70,000至80,000人的兵力。這七萬至八萬人的赴港兵力構成中,估計武警比例最高(約40%至60%),解放軍次之(約35%至50%),大陸警察比例最低(約8%至15%)。

(1) 赴港大陸警察,由於受粵語(廣東話)能力限制,應該以廣東省公安廳下屬部門為主,主要任務是維持實施鎮壓後的香港社會秩序,其次才是參與、配合鎮壓。

(2) 赴港武警部隊可能來自全國各地。就近駐紮在廣東、湖南兩省的武警第126機動師,師部駐廣東省廣州市,估計其主力會開赴香港。布署於全國各地的14個武警機動師,除武警第126機動師外,其他13個機動師估計每個會派出營級、團級或更大規模的兵力赴港。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武警總隊估計每個會派出連級、營級或更大規模的兵力赴港。之所以要讓每個機動師、每個省級總隊都赴港「參戰」,目的之一是為了迫使它們互相監視、互相牽制、互相防範,以防止有部隊臨陣倒戈、發生兵變。

(3) 赴港解放軍陸軍部隊可能來自2016年新組建的所有13個集團軍,估計每個集團軍會派出營級、團級或更大規模的兵力赴港。之所以要讓每個集團軍加入鎮壓行動,其目的之一也是迫使它們互相監視、牽制、防範,以防止兵變。1989年「六四」期間參加北京戒嚴的14個集團軍就是如此這般部署的。

這也同時意味著赴港解放軍部隊可能來自所有五個戰區(而參加「六四」鎮壓的部隊來自當時七大軍區的其中四個),而且還會包括其他軍兵種(如戰略支援部隊、聯勤保障部隊、空軍空降兵、海軍陸戰隊)。

隸屬空軍的空降兵軍(原空降兵第15軍,軍部湖北孝感)按其駐地可分為湖北省孝感市的「南集群」和河南省開封市的「北集群」。前者主要用於向南展開,後者主要用於向北展開。估計兩個「集群」都可能派出下轄若干部隊出兵香港。1989年「六四」期間該軍主力(包括「南集群」的原空降兵第44旅和「北集群」的原空降兵第43旅)參加北京戒嚴,6月3日下午從北京南郊的南苑機場出發向北開進,於次日凌晨進抵天安門廣場。

(4) 南部戰區第74集團軍(原廣州軍區第42集團軍),軍部駐廣東省惠州市,與香港近在咫尺,估計會擔任戒嚴大軍的先頭部隊。這一地理位置決定了,第74集團軍的地位和作用相當於「六四」事件中的原第38集團軍。原北京軍區第38集團軍(現中部戰區第82集團軍)軍部駐河北省保定市,為駐地離北京最近的集團軍,也是「六四」期間最早進京的部隊(該軍1989年4月22日首次受命進京遂行胡耀邦追悼會警戒任務)。

第74集團軍陸航團(原第6陸軍航空兵團)駐地及機場位於廣東省佛山市三水區,與駐港部隊空軍航空兵團駐地香港新界元朗區的石崗機場之間的直線距離約154公里。第74集團軍某機械化步兵團(原第42集團軍第124兩棲機械化步兵師第372團)駐紮在深圳,與香港特區僅一河(深圳河)之隔。該團曾經有過突破街壘等城市巷戰的訓練,有可能擔任赴港大軍先頭部隊的「開路先鋒」。

(5) 香港地區軍事管制和軍事鎮壓的前線指揮部一般會設在深圳,負責統一指揮駐港部隊、解放軍赴港部隊、武警赴港部隊、大陸赴港警察、香港警察等等。整個行動的戰役預備隊也會在深圳集結待命。

(6) 負責整個占領、鎮壓、軍管行動的香港戒嚴總指揮部一般會設在中南海中央軍委值班室或北京西山地下掩體內的中央軍委聯合作戰室,以利掌控戰略全局。為了防止全國各地人民受香港市民抗爭的感召而群起響應、奮起抗爭,同時為了防止全國各地可能發生的兵變,中共估計會在全國範圍內調兵遣將、高度戒備。拱衛京師的中部戰區第82集團軍(原北京軍區第38集團軍),鎮守中原的中部戰區第83集團軍(原濟南軍區第54集團軍,軍部河南新鄉),隨時準備向各個方向快速機動、隨機投送的空降兵軍(原空降兵第15軍),至少這三支精銳之師,會提高戰備等級、處於值班待命狀態。香港一地可以牽動全局、引發百萬大軍的調動,由此可見一斑。

兵棋推演四:出兵順序

各路赴港部隊大規模進入香港特區,時間上估計會大致形成三個階段:

(1) 駐港部隊於1997年先期進入香港,長期駐紮於所在地「打前站」;

(2) 在大規模鎮壓前夕,大陸警察和武警赴港部隊斷斷續續隱蔽進入香港(估計近50%的部隊已經於8月11日抵達特區內指定位置隱蔽待命);

(3) 在臨鎮壓當口(「第四階段」末尾),來自各不同集團軍的解放軍部隊會在短時間內先後越界或同時並肩平行越界,經羅湖、沙頭角、落馬洲、文錦渡、皇崗等口岸迅速進入香港特區地界。這與大陸警察和武警逐步滲入香港的方式不同。另一批解放軍部隊會經由連接香港、珠海、澳門三地的港珠澳大橋進入香港特區,其先頭部隊的「開路先鋒」可能是珠海駐軍(廣東省軍區海防部隊第2團)。解放軍赴港部隊應不限於陸軍,還應該包括其他軍兵種,如空軍的空降兵部隊、戰略支援部隊的特種分隊,等等。估計會有陸軍航空兵的直昇機大型編隊進入香港特區上空。

參照「六四」期間14個集團軍進入北京的情況,如果在羅湖海關至尖沙咀這條由北而南貫穿九龍半島的高速公路主幹線上出現長達10公里以上的軍用車隊由北向南行進,應該屬於可能之事。這樣長蛇陣般的車隊應該會包括坦克、裝甲車、裝甲運兵車、自行火炮、防空導彈發射車、短程戰術導彈發射車、電子偵察車、電子干擾車、指揮車、通信雷達車、裝備牽引車、醫療救護車、軍用炊事車、運輸卡車,等等。

以上只是大陸警察、武警、解放軍三大類武裝力量開赴香港的大體順序,而實際情況應該會紛繁複雜得多。換言之,以上順序並非「剛性結構」。可以設想,駐港部隊深圳基地內待命的巷戰特種分隊,有可能在赴港戒嚴部隊完全占領香港、基本控制特區局勢之後,才受命赴港,肅清「殘敵」。大陸警察赴港的人數曲線波動的實際幅度也有可能較為平緩,不同於以上分階段估計。若干武警部隊也可能在臨鎮壓當口,與解放軍各部隊一起蜂擁越界。在臨鎮壓當口(甚至時間上略超前),駐港部隊對香港國際機場實施控制和軍管幾分鐘後,空降兵部隊即可能在機場跑道上實施機降,搶占先機。南部戰區第74集團軍(原廣州軍區第42集團軍)準備用於南海海域和台灣海峽方向的兩棲作戰旅(近似於海軍陸戰隊),也完全有可能在大規模鎮壓行動開始前一夜率先在香港特區內(如香港島淺水灣一帶)隱蔽實施登陸行動。

兵棋推演五:制服著裝

在大規模鎮壓時,除任務比較特殊的部分人員穿著便裝之外,各武裝力量的制服著裝可能會表現出以下特點:

(1) 解放軍赴港部隊全部或部分穿解放軍制服,也可能部分或全部穿武警制服、大陸警察制服、香港警察制服。

(2) 武警赴港部隊全部或部分穿武警制服,也可能部分或全部穿大陸警察制服、香港警察制服。

(3) 赴港大陸警察全部或部分穿大陸警察制服,也可能部分或全部穿香港警察制服。

(4) 香港警察全部穿香港警察制服。

(5) 駐港部隊任務最為多樣化,所以制服著裝的不確定性最有可能顯現。

總體傾向是:軍事化程度高的武裝力量穿著軍事化程度低的武裝力量的制服。反之不亦然。

兵棋推演六:突擊抓捕

「六四」後大批學生運動骨幹經由「黃雀行動」幫助或其他途經而安全出逃海外。估計中共高層會吸取這一教訓,布署對香港反對派人士實施提前抓捕。至遲在赴港大部隊越過深圳河進入香港的同時,甚至提前一兩天,數十支抓捕行動小分隊就會根據上級下發的名單分頭抓人。每一支抓捕行動小分隊都針對一位特定的反對派人士定向設置,小分隊成員一般應為30至50人,由駐港部隊、香港警方、北京特派人員(國家安全部、政治工作部、政法委等)三方面組成。這些人中間應該包括狙擊手、開鎖專家、黑客、速龍小隊成員等。

列入中共黑名單的無疑會包括已經遭受中共媒體瘋狂攻擊的下列人士:黎智英、李柱銘、梁家傑、陳方安生、何俊仁、黃之鋒、羅冠聰、彭家浩、張昆陽,等等。如果這些人士現在不立即緊急呼籲國際社會和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國際刑警組織)提供保護措施,恐怕會凶多吉少。

兵棋推演七:開槍順序

如果沒有極其特殊的情況,開槍鎮壓一般會表現出以下順序:

(1) 香港警察首先開槍;

(2) 大陸警察和武警赴港部隊開槍;

(3) 解放軍赴港部隊開槍;

(4) 駐港部隊最後開槍、零星開槍或無需開槍。

6月12日,開槍行動已經由香港警察通過使用警用低殺傷性武器作試探性實施。若干新型警用武器如海綿彈發射槍(7月28日首次使用)等,操作人員為喬裝港警的大陸警察或武警的可能性較高。

軍用殺傷性武器一般會在大規模鎮壓時才投入使用(朝天鳴槍示警等不計)。

如果真的發生赴港大軍實施大規模鎮壓,屆時香港警察、大陸警察、武警部隊、解放軍赴港部隊都會使用軍用殺傷性武器(主要是步兵輕武器)開槍,與北京「六四」差不多。如零星開槍示警等不計在內,駐港部隊一般會最後實施開槍鎮壓。

兵棋推演八:開槍數量

一旦實施鎮壓,以開槍數量(或步兵輕武器彈藥消耗量)計,依次為

(1) 開槍最多者估計為武警部隊;

(2) 赴港解放軍次之;

(3) 大陸警察次之;

(4) 香港警察又次之;

(5) 駐港部隊開槍最少。

估計武警部隊開槍多於解放軍,主要依據是時間延續長度。武警開槍一般會早於解放軍。武警開槍延續時間長,發射子彈數量自然較後者為多。僅就步兵輕武器而言,裝備解放軍的武器略優於裝備武警的,但兩者差距總體上很小。

估計解放軍開槍多於大陸警察,主要依據是任務性質。與武警一樣,解放軍的主要任務是實施鎮壓,而幫助維持實施鎮壓後的當地秩序則是次級任務;大陸警察雖然加入實施鎮壓的行列,但其主要任務是維持鎮壓過後的香港社會秩序。大陸警察平時較少配備步兵輕武器,赴港前臨陣配備的武器型號一般相對陳舊,屬於解放軍、武警更換新型號武器後「退役」的「老字號」。

估計香港警察開槍少於大陸警察,主要依據是武器配備比例。港警不太可能全部配備步兵輕武器或者說軍用殺傷性武器。之所以不讓他們如大陸警察那樣「全數武裝」,主要是為了防範他們作為粵語區當地人而同情港人抗爭,甚至陣前倒戈。

估計駐港部隊開槍比香港警察還要少,主要依據是其任務性質。駐港部隊主要任務並非直接實施鎮壓行動,而是為鎮壓行動提供情報、引導、協調、參謀、特種通信等各類支援。

兵棋推演九:武器裝備

(警用低殺傷性單兵武器從略,警用水炮車、警用裝甲車等裝備從略)

赴港武警和解放軍部隊會攜帶使用各類型號的步兵輕武器,以及新型武器激光槍等;小範圍、局部性用火焰噴射器攻擊示威人群的可能性約達1%。

各類軍用戰鬥車輛包括坦克、裝甲車、裝甲運兵車等;還有用於防止兵變的自行火炮、防空導彈發射車、短程戰術導彈發射車。其中防空導彈發射車作為北京地區戒嚴部隊的武器裝備曾經於1989年6月4日開進天安門廣場就地部署、進入高度戒備的實戰狀態。估計當時有情報顯示空軍部隊或有兵變跡象,且可能會空襲天安門廣場以及包括人民大會堂、中南海在內的周邊區域。

估計中南海不會像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那樣動用空軍轟炸機攻擊地面示威群眾;但有可能出動殲擊機掌握香港特區上空的制空權,以震懾可能發生的赴港部隊兵變或各部隊之間互相火併;動用陸軍航空兵直昇機群攻擊地面示威者群體則不無可能。1989年「六四」期間,北京地區戒嚴部隊指揮部曾有軍頭一度提議用直昇機攻擊堵住街道的抗議人潮,以保證受阻的某集團軍及時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推進。

裝備包括電子干擾車(軍警通用,用於切斷局部地理小範圍內的所有電子通信,造成手機無法使用)、電子偵察車(軍警通用,移動型人臉識別裝置)、指揮車、通信雷達車、裝備牽引車、醫療救護車、軍用炊事車、運輸卡車,等等;以及陸軍兩棲作戰部隊的登陸裝備如氣墊船(艇)等;還有無人機(軍警通用)等。

以上為筆者所設想的香港全面軍管時赴港部隊的部分武器裝備。

兵棋推演十:後勤保障

兵法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說的是後勤保障對於軍事行動的重要性。糧養兵,草秣馬,古代軍事行動的後勤保障物資數量上最主要部分就是糧草。現代軍事行動的後勤保障則要遠為複雜得多。2016年,解放軍為此組建了一個新的(軍)兵種 ––– 聯勤保障部隊。

如果北京當局對香港實施全面戒嚴或大規模鎮壓,駐港部隊8,000至10,000人的兵力,加上解放軍、武警、大陸警察共70,000至80,000人的兵力,其總體規模達約八萬至九萬人。除了這些兵力之外,還應當再加上香港警察約30,000人。如此龐大的武裝力量超過十萬之眾,一旦出現於香港特區狹小的地理範圍內,當屬史無前例。與此同時,其後勤保障的任務壓力也會很大。

僅以駐港部隊的庫存,即使處於滿貯狀態,仍然無法滿足包括各現代化軍兵種和香港警察在內的十萬多大軍的大批量、多樣化後勤保障需要。除聯勤保障部隊的作業之外,赴港解放軍、武警部隊後勤保障的壓力相當部分要由廣東省軍區來承擔,其中或包括常用型號彈藥、運輸車輛、燃油、食物、醫療救護等等。軍兵種專用武器裝備(如直昇機、坦克、裝甲運兵車、通信偵察車、新型單兵輕武器)以及彈藥基數和備用件,則應由各路赴港部隊自行負責攜帶。

兵棋推演十一香港地下黨

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人數肯定超過香港總人口的1%。在北京當局對香港實施全面軍事管制和大規模軍事鎮壓之際,香港地下黨的活動極其活躍,這是完全可以想見的。雖然人們很難詳細了解這些祕密活動,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香港假若真的會有所謂「徹底回歸祖國懷抱」之日,就是中共在港地下黨悲劇的揭幕之時。

中南海與平時一樣,在政治上並不完全信任解放軍各戰區、各集團軍、各軍兵種及其赴港部隊中的任何一個。「六四」期間,原第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少將抗命,拒絕鎮壓人民。作為解放軍陸軍頭號王牌部隊,原北京軍區第38集團軍(現中部戰區第82集團軍)由中南海最信任的集團軍一度成為最遭防範和最受監控的集團軍。中南海也不完全信任武警各機動師、各省級武警總隊及其赴港部隊中的任何一個。2012年3月19日周永康策動政變時,動用過武警部隊包圍中南海。

對於廣東省軍區下轄部隊和廣東省公安廳下屬人員,中南海的這種不信任感尤其強烈。這與中共自1949年建政後約50年間多次搞反對「廣東地方主義」運動有關。反「廣東地方主義」往往搞「人人過關」,至少上萬名廣東省、廣東籍、廣東省兼廣東籍的幹部先後程度不同地受到迫害、清洗、牽連、牽累或連累,甚至連葉劍英、方方、古大存、馮白駒、葉選平等那樣的高官亦未能倖免。近年來,中共力圖推行「廢粵語」的語言文化政策,其實也是反「廣東地方主義」的延續。廣州、香港等地「撐粵語」的民間舉動,都被中共高層視作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並設立了針對「港獨」及「粵獨」的部門機構。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廣東和全國的中共地下黨被打成「叛徒」、「特務」、「階級異己分子」者更是不計其數,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案例成千上萬。

由此,中南海對香港地下黨必然更加不信任,認為香港的大部分中共黨員靠不住,甚至作為骨幹力量的香港各級黨內幹部也未必靠得住。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如此自由化的政治氛圍和社會環境中,思想上必然會不符合專制政權對人民思想控制的標準和洗腦的要求。

從歷史經驗看,毛澤東在中共建政伊始便確定了對建政前主要活動於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地下黨人士的「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從1949年至1979年這半個世紀裡,中國共產黨殘害了無數自己的地下黨同志(包括位高權重的骨幹、中堅),無論規模、手段、迫害烈度、受害人數都不可思議地遠遠超過其當年的政治對手、內戰敵方國民黨;更不用說中共還推行國民黨並不實行的株連家人野蠻政策。上述反對「廣東地方主義」重點打擊的目標中,廣東地下黨首當其衝。

2005年,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前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在《戰爭離我們不遠,她是中華世紀的產婆》講話中說過:將來中共軍隊使用生物武器對美國發起突然襲擊時,同時殺死親共的華人(其中自然包括中共地下黨)也在所不惜、不足多慮。為什麼呢?遲浩田解釋說,「在美國的華人,大多數是我們的負擔,他們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薰陶慣了,不容易接受我們黨的領導。如果他們生存了下來,我們以後還要搞運動對付他們,改造他們。我們不要忘記了,我們打倒國民黨解放中國大陸時,有那麼多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都舉雙手擁護我們,但後來我們還不是要搞『鎮反』和『反右』來重新清理和改造他們?有些人隱藏很深,到了文革才被挖了出來。」

據上文所述中共國防大學徐焰少將2018年的講話,香港人口的「三個三分之一」即百分之百(或近乎百分之百)是敵對勢力或同情敵對勢力的異己力量。所以「香港的社會基礎是中國最壞的,比台灣都壞。」把這些「敵對勢力」一網打盡之後,香港地下黨無疑會隨之落網。

因此我們不妨設想:一旦中共對香港實施軍管和大規模鎮壓,並且得逞的話,那麼在鎮壓過後,香港的大部分中共黨員首先會暫時成為「黨的最得力依靠力量」來作穩定當地社會秩序、挽回海外負面影響等方面工作;然後,他們中「部分同志」的「香港地方主義」(或另一名稱)傾向會受到批評處理;再往後,反對「香港地方主義」和肅清「黨內殖民地思想殘餘」(或另一名稱)的政治運動就全面鋪開了,其慘烈程度或許超過上述的反對「廣東地方主義」。

結語:聯合國維和部隊

香港人民和平示威,手無寸鐵。他們所面對的中共則武裝到牙齒,並且不排除後者實施「超限戰」的可能性。雙方力量懸殊,大規模流血的概率在增長。

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是呼籲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立即進駐香港。

聯合國維和部隊是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有法律授權的、有官方權威性的武裝力量,應儘快作為非當事者的第三方介入香港事務。

在聯合國香港維和事務及行動中,聯合國維和部隊內部的中國籍官兵,作為當事方的一部分,應該迴避。

在爭取外援的同時,香港人民應該迅速實行戰略調整,把自己的抗爭由主要靠人員數量規模的「准單一街頭抗爭型」逐步轉變為戰法多樣化、更具有打擊精準度、令中共防不勝防的「多路奇兵全線無規律出擊型」。但不排除或放棄街頭抗爭,並不時運用,只是在頻率和節奏上適度調整。

香港人民要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避免暴力。

論暴力,中共有軍隊、有武器裝備、有訓練。

以暴制暴,人民沒有勝算。因為這是以己之短,擊敵之長。

香港人民要堅持持久戰,堅持以己之長,擊敵之短。

附錄

「反送中」與「六四」比較

香港,2019年,反送中」(以下事件按時間順序排列) 北京,1989年,六四」(以下對照事件不按時間順序排列)
2019年6月9日 1989年4月27日
香港人民「反送中」大遊行,100多萬人上街 20多萬學生走上北京街頭遊行示威,反對《人民日報》「4.26」社論(《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數十萬北京市民圍觀、聲援
2019年6月中旬 1989年4月18日
香港市民向特區政府提出五大訴求:

  • 1)完全撤回“送中”條例
  • 2)收回“6.12”暴動定性
  • 3)撤銷“反送中”抗爭者控罪
  • 4)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方濫權施暴
  • 5)全面落實真雙普選
北京學生向中共政府提出七項要求:

  • 1)中央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是非
  • 2)新聞立法,開放報禁
  • 3)公布中央領導人及家屬的財產和收入
  • 4)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為由此蒙冤的公民平反昭雪
  • 5)取消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項規定」
  • 6)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
  • 7)政府應肯定學生此次舉行的悼念活動
2019年6月16日 1989年5月23日
香港人民「反送中」大遊行,200多萬人上街,堅持五大訴求 100萬至200萬學生和北京各界人士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北京戒嚴令
2019年7月14日 1989年5月4日
香港7個傳媒工會和組織發起新聞界靜默遊行,要求警方不干擾新聞工作、尊重新聞自由 近500多位北京新聞工作者首次發起遊行,拉起「首都新聞界」橫幅,打出「不要逼我們造謠」、「新聞要說真話」等標語
2019年7月22日 1989年4月26日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中央權威不容挑戰》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2019年8月7日 1989年5月19日
港澳辦和中聯辦召開有關香港局勢座談會,張曉明講話指香港局勢有「顏色革命」特徵,王志民講話稱中共面臨「生死戰」、「保衛戰」。港澳辦和中聯辦表示已經「退無可退」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李鵬講話稱「人民共和國的前途和命運,已經面臨嚴重的威脅」。此前幾天,以「八老」為代表的一批中共政治老人表示已經「退無可退」
2019年8月11日 1989年5月13日
一位女性示威者被警察用布袋彈擊穿護目鏡並擊中右眼,導致失明。這一事件引起香港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引發對警方和有關當局的聲討 為抗議中共拒絕與學生代表對話,北京高校2000多位學生開始絕食抗議,引起全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和聲援,引發對當局的責問
2019年(?)月(?)日 1989年5月20日
本欄內容有待填寫(?) 李鵬宣布北京戒嚴令。北京市民開始阻擋軍隊進城

(全文完)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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