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聞】專訪辛灝年:中共治下的自殺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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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19年08月27日訊】1949年以後的二十多年間,中國社會尤其是知識份子群體,突然出現大量的自殺現象。自殺者中有不少中華民族的知識精英。今天的「百年紅禍」特別報導, 我們繼續來看旅美歷史學者辛灝年講述的中共治下的自殺潮

50年代初期,整個中國社會便處在恐怖氣氛中。各地自殺噩耗頻傳,但大多沒有公開報導。

有估計指,在「鎮壓反革命」時期有50萬以上的人自殺,三反、五反運動中,又有20萬人自殺。

歷史學者辛灝年表示,這些數字可能還保守了一點。

歷史學者辛灝年:「一場鎮壓反革命就是50萬人以上,因為毛澤東自己承認的,秦始皇只殺了460個儒生,我一次就殺了4萬6千人,公安部統計是70多萬人。而鎮壓反革命以後有20萬人自殺,主要是資本家、工商業者,而中國的資本家、工商業者裡面,該有多少是知識份子。」

在1949至1976年的二十多年裡,大批著名的知識份子走上了自殺道路。其中不少人年富力強,處於事業高峰期。例如中科院學部委員張宗燧、饒毓泰、謝家榮、湯非凡等,國學大師熊十力、周予同等。

山西省《黃河》雜誌副總編輯謝泳撰文指出,這一時期的知識份子自殺,還帶有明顯的突發性和傳染性。

中國翻譯巨匠傅雷夫婦,因不堪紅衛兵侮辱,1966年9月3號在家上吊自殺。僅隔三天,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系主任楊嘉仁教授和夫人 ,便雙雙自殺。又過了三天,該音樂學院鋼琴系系主任、傅雷的生前好友李翠貞教授也自殺身亡;隨後,上海音樂學院的音樂理論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陳又新也相繼自殺。

謝泳發現,1952年、57年和1966年,是知識份子自殺潮的三次高峰。這三次高峰,都和政治運動中的惡意人格侮辱有關。特別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工商業者和知識份子自殺,達到了49年後的第一個高峰。

一位研究三反、五反的學者曾描述過當時情景:2月中旬開始,各地即惡噩頻傳,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不下萬人。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天津、北京、武漢、重慶、瀋陽、廣州等各處商阜,都有同樣情形出現。

辛灝年:「兆豐花園是我一個親戚住的地方,也是我長居的地方。(那時)幾乎每天經常的會懸吊三五個人在樹枝上,不以為怪。上海的棺材幾乎全部賣空,中共為了節約木料,只好大辦火葬場,火葬場開張後,甚至於在一段時間內天天客滿。什麼客?自殺的人的屍體。」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知識份子自殺的第二個高峰也隨之到來。這場運動對中國知識份子造成致命打擊,許多著名作家和科學家自殺。

在中共的《內部參考》可以看到極少一部分案例,包括: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丁則良,雲南昆明政協委員湯汝光,胡適的兒子胡思杜,著名電影導演史東山,著名女散文家楊剛,著名文學理論家周文,新聞工作者洛蔚、麥招漢,江蘇醫學院陳少伯教授,武漢大學物理系教授畢長林,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胡漢懺,遼寧省遼陽市工商聯主委姜陟庭,《北京日報》戚學毅、《文匯報》梅煥藻等。

辛灝年:「某位教授在他的文章裡寫的很清楚,胡適留在大陸的孩子胡思杜,原來是河北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並且登報聲明和『反動』的父親胡適劃清了界線,結果《人民日報》在報導他們的系主任的時候,居然污衊他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院領導權。特別註明胡是「胡適的兒子」,他覺得他沒辦法再活下去了,自殺了。原因是什麼?他成分不好。他父親是一個大文人中的『大反革命份子』。」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文革時期蔓延到了全國。這個時期也是1949年後知識份子自殺的最高峰。

採訪/陳漢 編輯/王子琦 後製/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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