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傳】之三:尊儒 辦學校 延攬百家

雄才大略、千古一帝之漢武帝傳(3)大紀元文化小組

竇太皇太后在世時,尊崇黃老,抵制新政,新即位的漢武帝出於孝道,暫緩大刀闊斧的政治舉措,隱藏心中規劃的帝國藍圖,當了幾年韜光養晦的清閒皇帝。這期間,漢武帝表面上忘情山水,打獵遊玩,擴建上林苑,與文人雅士吟誦歌賦。不過,他內心並沒有忘記國家大事。

建元五年(前136年),竇太皇太后突然病篤,無瑕顧及政事,漢武帝下詔恢復博士官,召回之前被罷黜的儒生,再次拉開尊儒的序幕。次年(前135年),竇太皇太后去世,漢武帝再也沒有任何顧忌和障礙,真正走上領導大漢王朝邁向強盛的道路。

在漢武帝再度掌握朝政的第二年,他召見大臣,商討國家方針大政。曾作《天人三策》、讓漢武帝相見恨晚的董仲舒也在其中。董仲舒從儒家思想出發,再次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成立太學、設立明經之師,為國家培養人才。沒有了阻礙、渴望著大一統的漢武帝,開始正式推行董仲舒的建議。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興太學、置明師」的建議,明師即古代的博士官。圖為元趙雍的《先賢圖卷》局部。(公有領域)

五經博士

儒家文化,非常重視道德教化,視其為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務。要實現教化作用,必須有完善的教育制度。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就已經著重提出了興辦學校、增設教師以培養人才的建議。

他說:「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虐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董仲舒口中的明師,是明經之師的意思,也就是朝廷中的博士官。太學和博士古已有之。太學中的「太」即第一的意思,中國人喜歡把高、大、甚、最這些意思,與「太」字相關聯,譬如太陽、太空、太子等等,而太學就是指最高學府,即天子執掌的中央大學。

上古時期,中國已經有高等學府,董仲舒說:「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夏、商、周三代的大學稱謂也各不相同,西周時出現太學一詞,又名「大學」,天子和諸侯都能設立太學。不過,當時的太學不是單純的學府,還是舉行祭祀、宴會、選拔武士、議定作戰計劃的場所。直到漢武帝時期,太學才成為專門傳經授業的中央官學。

我們再簡單介紹下古代的博士。博士之名,始於戰國,具有教授弟子的職能。秦始皇時期,博士多達70人,不僅有儒生,還包括其他學派或擅長詩賦、方術、卜筮等專長的人。秦博士隸屬於九卿之一的掌管祭祀典禮的太常,不再承擔教育工作,而是博古通今、具有專門學術知識的朝廷顧問。

漢承秦制,諸子百家都有博士。公元前136年,漢武帝為《易》《禮》兩經增置博士,與文帝、景帝時所立的《書》、《詩》、《春秋》博士合為「五經博士」。這五經就是今天人們熟知的「四書五經」中的五經,都是儒家經典。漢武帝的舉動並未遭到竇太皇太后的反對,一個是當時太皇太后本人年邁病重,更主要的原因是,漢武帝僅僅完善博士機構,並不屬於新政。

董仲舒的建議,是將博士與太學制度結合,確立以經術造士的制度,因而五經博士與漢初的博士官有很大不同:第一,博士從太常處分離,恢復戰國時的獨立性,學術性更強;第二,博士重新取得了教授弟子的職能,成為主掌五經的國家最高學府的學官,堪稱「天下宗師」;第三,也是最大的變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式成為國家的制度。也就是說,除了儒家學者外,其他任何學派的學者都失去擔任「博士」的資格和機會。不過,即便是儒家學者,要想成為博士,所研究的也必須在「五經」之內,即便在一個方面或多個方面有所成就,超出這個範圍也無法成為博士。這也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真正含義。

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主要推崇的是「公羊春秋學」。這是研究以《公羊傳》解釋《春秋》的學問,《公羊傳》即《春秋公羊傳》,或叫《公羊春秋》,相傳為戰國齊人公羊高所著,專門闡釋《春秋》。最初只有口頭流傳,漢初才寫成書,並受到漢景帝的重視。漢武帝之所以推崇公羊春秋學,應與其所闡釋的「春秋大義」包括尊王、維護中央最高權威、主張「大一統」等,深深契合漢武帝的宏偉志向。

太學不僅為國家培養優秀的儒家學者和官吏,也為漢武帝的統一大業奠定了基礎。圖為清袁耀的《漢宮秋月立軸》局部。(公有領域)

完善太學

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皇太后去世,漢武帝的舅舅田蚡復出,擔任丞相。次年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再次徵召賢良方正的諸儒生,展開對策會議。這次,拔得頭籌的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儒生公孫弘,他和董仲舒一樣,都是研究公羊春秋的大儒。公孫弘是位大器晚成的儒士,40歲才開始研習《春秋》,60歲被推舉為「賢良」,參與建元對策;後來出使匈奴,因覆命之言不合漢武帝心意,稱病回鄉,直到元光元年才復出。

在元光元年的對策環節中,漢武帝詢問天人之道,公孫弘在策論中強調天子須身正,為百姓樹立信義。他還提出治國安民的八項主張,主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國家要節儉,輕徭薄賦,愛惜民力,為百姓創造良好的生產與生活條件;二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也就是根據才能授予官職,任人唯賢,賞罰分明,使官盡其責、人盡其才。其思想中既有儒家的仁義、講求德政,認為「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也有法家的因能任官、法義結合、賞罰分明等,這與漢武帝的治國理念同樣契合。

一開始,官員在審核這一百多篇策論時,把公孫弘的文章列為下等。但是漢武帝看過後,卻把他的文章選拔為第一。之後,公孫弘被漢武帝召見,因為一表人才被任命為博士,後來又被擢升為左內史、御史大夫和丞相,還被封為平津侯,一路平步青雲,成為文臣之首。

公孫弘的主要貢獻,在於幫助漢武帝將「尊儒術」的政策落實。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頒布一道興學的詔書:「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詔書中強調了制禮作樂的重要性,並命太常商議置博士弟子的事宜,希望地方崇尚教化,達到砥礪賢才的目的。於是,作為宰相的公孫弘,與太常官員一同擬定出五經博士設弟子員的措施:

一、遵循「三代之道」,以實現天下「教化」為務,先辦好中央官學,而後推廣於地方。

二、規定為博士官設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擇民18歲以上、儀狀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們所擔負的國家徭役賦稅。

三、設「受業如弟子」的旁聽生。由郡國、縣道邑推薦「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的優秀青年,經郡守、王相審查屬實後送報太常,成為旁聽生。旁聽生沒有定員。

四、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規定滿一年後舉行考試,如能通一經以上的,就補文學掌故缺,特別優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經者,令其退學。

漢武帝接受公孫弘的建議,在京師設太學,並選出5名最有學問的鴻儒做五經博士,50名最優秀的青年做博士弟子(太學生)。學生學習的課程為五經,考試通曉其中一藝者便授予下級諮詢官吏之職,優秀者可充任皇帝侍從,更加優異者破格提拔。從建元年間興太學、置「五經博士」,再到元光年的博士弟子制度,太學制度臻於完備。

與興辦太學相應的,地方、郡國也相繼開設學校,設立學官,置學官弟子。《漢書‧循吏傳》中說:「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漢武帝在全國範圍推廣儒家教育,對儒學振興同樣起到重要作用。

由於博士是朝廷官員,博士弟子中的優秀者也可當官,經學就與政治和仕途產生緊密聯繫。在漢代朝廷中,許多名臣都是經學大師或博士弟子,出現《漢書‧儒林傳》說的「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的盛況。這種學而優則仕的制度,吸引了天下讀書人致力於研習經學,並以此作為取仕做官的途徑。特別是之前提到的公孫弘,他以個人晚年拜相封侯的勵志經歷,引領了同時代文士的學經之風。《漢書‧儒林傳》中說道:「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勢的強大,西漢太學規模不斷擴大,博士弟子在西漢時多至千人,東漢末年更增加到三萬人。太學不僅為國家培養優秀的儒家學者和官吏,也為漢武帝的統一大業奠定了基礎。通過興太學、設置五經博士和博士弟子等政治舉措,漢武帝成功地讓儒學取代黃老之學,並成為中華王朝正統統治思想。儒學的這種主流地位延續到清朝都沒有改變。

悉延百家

漢武帝實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不是文化上的專制,他非但沒有排斥其它學說,更沒有採取滅絕百家的極端措施,其「罷黜百家」僅僅是罷退諸子學官。在確立儒學為官方學術的前提下,漢武帝在文化、學術、思想領域中,實行的是「悉延百端之學」的策略。他的施政思想,不僅有王道,也就是儒家,還包含了霸道即法家、道家、陰陽家等等。其實儒家學說本身是包容性很強的思想,它的五經中的《易經》也是道家和陰陽家的經典,《書經》還是夏、商、周三朝的行政法典。

《史記‧龜策列傳》描述為:「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漢武帝即位後,除了學官獨用儒家,在其它方面都是廣開藝能之路,全面招延百家學問,招攬精通某種技能的人才,各按所長,隨才錄用。有的能夠侍奉左右,極盡君臣親厚之意;有的甚至官至公卿,一展平生文武之才。比如前朝奉行黃老的老臣汲黯,在武帝時期仍受重用,歷任滎陽令、中大夫、太守、都尉;著名的酷吏張湯,是法家代表,用法嚴峻卻為官清廉,很受武帝寵信,歷任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主父偃擅長縱橫術,因為上書言事受到賞識,以平民身分封為郎中,一年內四次被破格升遷,官至中大夫。而在民間,漢武帝同樣允許各類學派的活動。

顯然,漢武帝儘管重視儒家學說,但卻不拘泥於一家,而是為了其統一大業,選取諸家學說中有用之處為其所用。

項羽入駐咸陽後,火燒咸陽宮和秦始皇陵,造成了對中國文化的巨大破壞。圖為清袁江的《阿房宮圖屏》局部。(公有領域)

蒐集遺文

無論是尊儒還是悉延百家,都反映出漢武帝對文化學術開明、尊重的態度。舉國的文化學術活動不僅沒有因為尊儒而衰落,反而更加繁榮。而漢武帝對文化的又一大貢獻,就是大規模地蒐集前代典籍文章,並使之成為漢朝的一項文化工作。

楚漢戰爭時期,項羽入駐咸陽後,火燒咸陽宮和秦始皇陵,大火三月不滅。這場大火造成了對中國文化的巨大破壞,使秦始皇統一天下後辛苦建立起來的所有檔案,以及先秦以來眾多的文化典籍毀於一旦。「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秦以前的華夏典籍幾乎都被付之一炬。漢初,朝廷開始蒐集遺書,《漢書‧藝文志》載「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但是由於缺乏專門官員和具體可行的措施,搜尋的成果並不顯著。到了漢武帝時,社會仍然存在「書缺簡脫、禮壞樂崩」的問題,漢武帝也為此嘆息「朕甚閔焉」!

漢武帝不滿於漢初搜尋遺書的工作狀況,在元朔五年的詔書中也提到了蒐集經典文獻的重要性:「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漢書‧武帝紀》)「舉遺」指的就是蒐集古代遺文。為此,漢武帝展開了一系列措施:「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漢書‧藝文志》)他成立專門機構和官員,建造用來謄抄古書的竹簡,把蒐集到的諸子學說、禮樂經籍、詩詞歌賦等天下文章,都收藏在國家圖書館中。《隋書‧經籍志》還記載,漢武帝曾下令,丞相、太史令、太常、博士官,都有搜尋天下書籍的責任。

在中央大力搜求遺失經典的同時,地方郡國也爭相效仿。比較著名的當數河間獻王劉德,據《漢書‧景十三王傳》載,獻王「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百姓貢獻珍貴的書籍,獻王就派人抄錄副本,留存真本,並重賞獻書者。因而當時的學者不遠千里匯集到獻王處,進獻祖先留下的藏書,以至於獻王一人的藏書量與整個漢朝相當。

還有一位魯恭王劉余,曾拆毀孔子舊宅準備為自己擴建宮殿,卻在牆壁中意外發現了《尚書》《禮記》《論語》等幾十篇古籍。這些孔壁中的古書,和漢廷藏書相比,《禮記》多出39篇、《尚書》多出16篇,而且用古篆文寫成,通稱「古文經」;五經博士所用的經書,用漢隸書寫成,世稱「今文經」。古文經最後都進獻給漢武帝,豐富了朝廷藏書,而經學領域中的古今文之爭,也由此而來。

搜尋古代遺書的行動,由漢武帝大力倡導,成為貫穿大漢王朝的文化風尚。大量的古文獻經發掘、整理、珍藏,重現人間,為漢代的經學、史學、文學、藝術等各文化領域的興盛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比如西漢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父子,正是得益於古文獻的豐富,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巨著《史記》。這也是蒐集遺書的又一大文化貢獻。(未完,待續)

點閱【雄才大略、千古一帝之漢武帝傳】連載文章。

責任編輯:

相關文章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