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新冠病毒引發武漢肺炎來襲，武漢從繁華的九省通衢變成生命哀號不絕的鬼城。中國從各國小心應對的世界第二大國變成被各國封關的國際孤兒，只經歷了30多天。回溯這30天中發生的事情，中共當局所做的政治選擇幾乎「完美」地體現了墨菲定律（Murphy』s Law）。
所謂「墨菲定律」，是由美國愛德華茲空軍基地的上尉工程師愛德華·墨菲（Edward A. Murphy）基於經驗在1949年提出的數學推理，意即：如果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種選擇方式將導致災難，則必定有人會做出這種選擇。簡言之：如果事情有變壞的可能，不管這種可能性有多小，它總會發生。武漢疫情蔓延的四個關口，中國政府都做了錯誤選擇，正好驗證了墨菲定律。
一、武漢肺炎疫情初起時，在公開信息與封鎖信息二者之間，中國政府選擇了「射殺帶壞消息來的人」。
疫情本是公共信息，但在中國，疫情卻分明、暗兩條管道流傳。
先說明面上的關鍵信息：
2019年12月30日晚間，兩份武漢市衛健委的紅頭文件在網上傳播，稱市內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首次向社會披露已有27例確診病例，所有病例均已進行隔離治療，「到目前為止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
1月1日，武漢警方宣布「依法查處」八名「散布武漢肺炎謠言者」。同一天，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休市整治。
1月20日，鍾南山院士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採訪時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可能人傳人」之後，武漢市民才算意識到危險。兩天之後，武漢封城。
再說暗的。社交媒體上此類信息甚多，不一一摘引。只說一條最關鍵的。2020年2月3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網上例行記者會，在記者就美方表示中方拒絕美國提供的幫助提問時，華春瑩指責「美國政府迄今為止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實質性幫助」，「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兩國疾控中心就疫情相關情況多次進行溝通」。
公開疫情有助於公眾主動採取措施防疫，需要公眾參與的防疫必須要公眾知情，但中共當局卻選擇了封鎖信息。從1月3日向美國通報，到22日宣布封城中間有20天，由於公眾不知道疫情的蔓延，基本未做任何防控。就在1月18日，武漢市江岸區百步亭花園社區舉行萬家宴，4萬多個家庭一起共度農曆小年，在不知情的狀態下擴大了傳染面。疫情從可控到失控就在這20天內發生的。
二、隔離患者、封鎖疫區都宜早不宜遲，在人口流動高峰的春節期間更應如此，但中國政府直到最後一刻才宣布封城。在封城之前已經從武漢離開了500萬人，因為武漢肺炎的特點是無癥狀傳染，其中不少身帶病毒而不自知。
武漢遊客所到之處，都有武漢肺炎的病例產生，泰國、新加坡、香港、澳門、日本、英美法德等幾十個國家不斷傳出發現武漢肺炎病人的消息。全世界在擔心、憂懼中等待，直到1月30日WHO宣布最先在武漢發現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為「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之後，才紛紛採取行動停止中國的航班，部分國家在此之前由於飛行員工會的壓力停飛。
中國對這種旅遊禁令很不歡喜，譴責美國帶頭做這種事情，其實，中國在自己的國家內部就做了同樣的事情。對任何事物實行雙重標準，自己做是對的，別人做了妨礙到自身，就立刻批評指責，是中國政府的慣技。
三、對WHO施加影響，讓其在科學、政治外交之間選擇了後者
武漢於1月22日封城，此後疫情日趨嚴重，但世衛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又拖延了8天，遲至30日晚上才宣布：「最先在武漢發現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為國際關注」」（PHEIC）。
所謂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縮寫PHEIC），是指通過國際疾病傳播而對其他國家構成公共衛生風險的異常事件，中國的政治肺炎也完全符合PHEIC事件所要求的3個特點。本文想分析一下WHO為何在此次事件中向中國彎腰，譚賽德能這樣操作，有WHO規則本身的問題。
首先，「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是動員及協調全球衛生資源來應對公共衛生危機，防疫抗疫的機制，從來都涉及大量政治，超越了純粹的科學、公共衛生領域。
其次，PHEIC的誕生，源自2003年中國的SARS事件。中國SARS疫情流播全球，WHO在2005年修改國際衛生規例（IHR）之後提出這一概念。SARS事件從產生、控制到全球影響，包括病例數據與死亡數據的發布，基本都在中國影響之下進行，PHEIC這種從娘胎裡帶來的政治性，必然影響到WHO對今年武漢肺炎事件的判斷與處置。
第三，WHO設置PHEIC的本意，是用來防止嚴重傳染病跨境傳播、對全球構成風險，防止一國隨意宣布另一國是疫區並禁止對方公民入境。在公布PHEIC後，WHO亦會髮指引，指出如何在邊境監察入境人士的健康狀況來減低相關傳染病傳入，從而令各國不用動輒對別國封關。但實際後果是：PHEIC宣布某國是疫區，其他國家就可以名正言順對該國實施入境限制。
第四，WHO不是一個有執法能力的機構，也沒有龐大的衛生物料資源，所以PHEIC最重要的作用局限於政治方面。作為名義上的全球權威公共衛生機構，WHO能聚集全球所有頂尖衛生專家為其服務，只要它宣布是嚴重衛生危機，便可迫使傳媒、各國政府及藥廠等相關私人公司或民間組織，聚焦此一事件，並採取行動。但各國如何反應，WHO不具有強制、統一要求的能力。
本次各國採取的行動不拘一格，美、英、法、日、韓等國派出飛機從武漢撤出部分本國僑民，並採取緊急措施，禁止近期去過中國的外國公民入境。但也還有另一類，比如柬埔寨總理洪森宣布不許戴口罩，不停直航，不撤僑，不歧視中國人。按照中共外交部公布的數據，截至1月31日，共有62個國家對中國公民實施入境管制。中國終於心不甘情不願地成了國際孤兒。
理解了上述四點，就明白中國有多麼不情願武漢肺炎被世衛宣布為PHEIC，世衛的幹事長在不得不宣布中國武漢肺炎為PHEIC之後，表揚中國防疫如何正確如何得力，實在是為中國減壓。
四、需要向世界表示歉意之時，卻選擇了譴責他國不厚道，幫助最多的美國挨罵最多。
世衛啟動PHEIC之時，已經有20多個國家報告有確診病例。中國是新冠病毒的發源地，中國政府隱瞞疫情，並影響世衛遲遲未發出PHEIC警告，自然引起世界各國不滿及媒體批評，但中國不反省自身的錯誤，到處抗議人家的批評，比如丹麥《日德蘭郵報》（Jyllands-Posten）1月27日刊出諷刺漫畫，將中國國旗上的5星換成5枚新型冠狀病毒圖案，引發北京憤怒抗議，要求這家媒體道歉，遭到拒絕。
各國實行旅遊禁令後，中國駐以色列代理大使戴玉明在特拉維夫的記者會上說，限制甚至禁止中國公民入境的錯誤做法使他想起二次大戰期間，猶太人被大屠殺的人類最黑暗日子。這番發言連中共外交部都覺得不妥，為此道歉。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先於1月31日指責美國關閉邊界不厚道，2月3日在春節後的首次微信記者會上痛批美國在中國武漢疫情上製造和散播恐慌，說「美國第一個從武漢撤出其領館人員，第一個提出撒出其大使館部分人員，第一個宣布對中國公民入境採取全面限制措施。「
但事實是美國早就伸出了援手。早在1月28日，美國衛生部針對武漢肺炎疫情舉行記者會，部長阿薩爾（Alex Azar）指出，自1月6日始，美國多次向中方提議可派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專家前往當地協助，但中國拒絕了美方的好意。美國吉利德公司無償向中國提供新冠特效藥瑞德西韋，並提供試驗的設計和操作辦法。2月中旬開始收治首批報名參加的中國新冠肺炎病人。
對自己的錯誤諱莫如深還罷了，反而遷怒他國不幫忙，這行徑也太為世所不齒。七大工業國集團（G7）近日內將開會商討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共同應對方案，卻不邀請中國這個病毒原生國與會，主要原因就是中國這種態度，既不會講真話，又不願意分享有價值的真實信息，來參會除了批評、反對斥責他國不幫忙之外，於事無補。
以上事實說明，一場發生在武漢市的病毒傳染病危機，就因為中國政府在關鍵的一個多月中，做了四個錯誤的選擇，不僅讓全國染疫，還釀成了全球範圍的PHEIC事件，充分驗證了中國政治決策完全符合「墨菲定律」。這一特性是由中國極權政治的三個壟斷特色所造成，政治壟斷造成問責機制缺位；經濟壟斷造成資源集中於政府手中，遇到大災難時民間缺乏自助與互助機制；信息壟斷剝奪公眾知情權，錯失防範機會。從毛澤東統治下的三年大饑荒到2020新冠病毒危機，中共當局就是這麼一路走過來。
（大紀元首發）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