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從三國故事看習近平的決策

中共政局之大勢

FacebookPrintFont Size簡體

武漢肺炎瘟疫中共內鬥提供了一個舞台。從武漢官員到習相互甩鍋,從中央要求復工到地方紛紛封城,從湖北省市一把手更換到全國「兩會」推遲召開,從新冠病毒源於武漢病毒研究所P4實驗室的陰謀說到「習明澤」 發文,高潮迭起。

可悲的是,瘟疫的肆虐,加上中共錯誤應對製造的空前民生災難,使億萬民眾恐慌、掙扎,難以計數的人不甘、無奈、卑賤的死去。然而,遍地冤魂、民怨沸騰,中共政權又能維持多久呢?這個疑問(「亡黨」的末日恐懼),又使中共內鬥更加激疾。

因為,鬥是中共的一大基因,中共一直是借「鬥」(包括內鬥和外鬥)來維持生存的。中共作為「成熟的流氓」(《九評共產黨》語),為保黨,對蘇東共產政權的潰滅和中國歷代王朝的更迭多有研究,只是是從反面去汲取教訓。

中共又汲取了哪些教訓呢?概而言之,主要有三:第一,建立領導核心,防止黨的分裂;第二,確保中央權威,防止地方割據;第三,強化黨的組織,防止社會失控。

因此,我們看到最近30年來,中共統治層面的如下三大舉措。

第一,在江「核心」之後,經過 「九龍治水」的軟弱胡十年,又回歸到了習「核心」(習還更進一步把國家主席的限任制都取消了)。

第二,自1994年實施分稅制起,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在財政收入的占比都顯著提高了,各省市區嚴重依賴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而且「中央部門利益法制化」(以致2012年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全國兩會期間說「如果法律有障礙,我們一起去上訪」)。

第三,習上台後,「黨是領導一切的」這種文革式語言又寫進了黨章和《憲法》,黨政合一化,強推民企、外企、社會組織等建立黨組織,趕制「家法」(黨內法規),從「打虎拍蠅」到「掃黑除惡」,從高科技監控到建設全民信用體系,社會控制極端化。

這樣,表面看來,黨的統治似乎成了「銅牆鐵壁」,牢不可破。

其實不然。中共這種反面汲取歷史教訓的強硬舉措,又製造出了如下三個強大的反作用力。

第一,民眾抗爭普遍化、常態化、激烈化(2003年中共首次對外正式公布群體性事件年度統計數據,這一年高達58,000起;2007年逾10萬起;2008年後不再公布具體數據,據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體性事件至少有18萬起)。

第二,腐爛透頂的中共體制,在習當局的高壓下,不是像習想像的那樣去腐生肌,而是離心離德、形存神散,主要表現一是官員階層不作為、亂作為、推諉怠政比比皆是,一是中央和地方矛盾重重。

第三,中共派系內鬥越來越激烈。這又以最高權力的爭奪為中心,具體表現在是堅持還是廢除「集體領導制」、「退休制」和「接班人制」這三個制度,而這三個制度又被稱之為鄧小平時代的「智慧結晶」,因此,習近平的「新時代」和「鄧時代」又幹上了,黨內思想混亂不堪,「改革開放」以來莫此為甚。

中共統治層面的三大舉措和由此產生的三大反作用力,使中共政局充溢著隨時爆炸的氣息。

而這個爆炸的氣息,在中共19大後,又因三件大事而更加強烈。這三件大事即是:2018年3月開始的中美貿易戰;2019年6月爆發的香港反送中民眾抗爭運動和2019年年底爆發的武漢肺炎瘟疫。

這三件大事,尤其是現正肆虐的武漢肺炎瘟疫,既是對中共統治的大衝擊,又是對中共內鬥的大刺激。

這個大衝擊和大刺激的靶心,就是習近平

習近平上台前5年,「打虎」集權,勢如破竹,有驚無險,而在19大後,為什麼形勢急轉直下,諸事不順,步步驚心呢?

原因很簡單,就是19大前後與江(澤民)、曾(慶紅)派系的妥協。此話怎講?這裡我們先講《三國演義》中的一個故事。

東漢末年,少帝劉辨即位,由少帝之母何太后聽政,少帝之舅大將軍何進輔政。何進欲盡誅宦官,還先殺了掌握兵柄的宦官蹇碩。但是,太后不肯。何進本是沒決斷之人。袁紹獻計,曰:「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來京,盡誅閹豎。此時事急,不容太后不從。」進曰:「此計大妙!」便發檄至各鎮,召赴京師。

曹操則對何進曰:「宦官之禍,古今皆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若欲治罪,當除元惡,但付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敗也。」何進怒曰:「孟德亦懷私意耶?」操退曰:「亂天下者,必進也。」

最終,宦官集團搶先下手,何進身首異處,國家更罹董卓之禍。

講完何進的命運,再來談習近平。中共政局的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習的選擇。

無疑,習不想當第二個何進。但是,習要不重蹈何進覆轍,則需明辨:何為袁紹之策,何為曹操之策?

而從19大後政局走勢來看,與江(澤民)、曾(慶紅)派系的妥協實為袁紹之策,所以,習每況愈下。

採袁紹之策死,採曹操之策生。現在,事尚未到無可挽回之時,習還有改弦易轍的機會。可是,武漢肺炎瘟疫留給習的時間真的不多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相關文章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