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國際公共關係危機對經濟全球化的「變軌」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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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全球化之後,中共與諸多跨國公司之間已經出現了公共關係危機,正如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判斷的那樣,「疫情過後,這個世界將不同以往」。疫情發生前中國的經濟韌性指標在全球就排名居中偏後,而疫情初起直到此刻,中共蔑視國際公德、國際誠信、國際倫理的政府行為,對國際商界構成了重要而巨大的風險。國際商界可能會與中共拉開距離,為降低商業經營風險和投資者風險而實行自我保護;經濟全球化依然存在,但可能漸漸就繞開中國了。專制政權的策略型開放可以讓它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專制政權的國際霸凌又把它自己變成了經濟全球化的失落者。

一、疫情之後:「舊常態」還是「新常態」?

當前中共面臨的國際公共關係危機有兩個層面。「水面」上浮現的是各國對疫情真相的調查和追責,這雖然引起了公眾的關注,但索賠的操作並不容易;而「水面」下的國際公共關係危機雖然表面上風波不興,其實對中共的衝擊不亞於「水面」上的追責索賠聲浪,這是指中共與諸多跨國公司之間已經出現的公共關係危機。正如我在《中共面臨國際公共關係危機》一文(4月17日刊登在自由亞洲電台網站)中所述,「中共越是在目前開始的,聲勢浩大的各國追源問責面前千方百計地躲閃逃避、硬抗抵賴,這些舉措讓跨國公司感受到的壓力就越大,他們對中共的信任便瓦解得越快;而跨國公司的憂慮越重,『世界工廠』變成『世界空廠』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水面」下的國際公共關係危機當中,首當其衝的問題是,疫情之後,經濟全球化以及「世界工廠」可能恢復舊常態還是進入新常態?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在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出這樣一種看法:「我們看到,當今時代似乎被分為截然不同的兩段:新冠(中共病毒)疫情前與疫情後的『新常態』。在這突如其來的疫情面前,我們將見證傳統經濟社會規範的劇變。在不遠的將來,我們也將看到一場關於『何謂新常態』、『新舊兩種常態的面貌究竟有何差異』的討論逐步上演」。

中共目前主要忙於強硬應對「水面」上的國際公共關係危機;與此同時,它顯然希望經濟全球化及「世界工廠」能恢復舊常態,即一切還原到疫情危機之前的狀態。而國內很多人對未來的期盼和樂觀,也完全建立在恢復舊常態的假設上。然而,還可能恢復舊常態嗎?從期待還原舊常態的立場出發來盤算,其認知必然與國際社會中企業界對「新常態」的思考南轅北轍。

二、何謂經濟全球化的「新常態」?

麥肯錫的上述報告認為,「公共、私營和社會部門領導者所共同面臨的問題:既然傳統的指標和預設不再適用,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這場危機?……從當下的危機步入下一個新常態,需要經歷五個階段:決心、韌性、復甦、重構和變革。……面臨這些挑戰,組織韌性就變得至關重要。當務之急,顯然是解決流動性和償付性等現金管理問題。但不久之後,隨著危機開始顛覆業已確立的行業結構、徹底重塑競爭格局,企業將需要落實更廣泛的韌性計劃。……企業一旦經歷嚴重停擺,短期內很難迅速恢復健康的經營狀態。中國在復工復產的過程中,已經體現了這一點。全球大多數行業都需要再度激活整個供應鏈,但由於各地新冠(中共病毒)疫情的影響規模和持續時間各有差異,全球供應鏈普遍有所中斷。至於能否恢復招聘和培訓計劃、進而恢復疫情爆發前的勞動生產力水平,則完全取決於供應鏈上最薄弱的一環。……疫情過後,這個世界將不同以往。」

上述判斷肯定了「疫情過後,這個世界將不同以往」,但該研究報告並沒深入分析世界即將到來的新變化究竟受哪些至關重要的因素影響,而這些因素將如何被全球疫情放大。在國內經濟學家的討論中和在中國媒體上能看到的,通常都是從「舊常態」出發的傳統認知,諸如「世界工廠」成本低廉、其產業鏈完整可靠、外企離不開這樣的供應鏈等等。這樣的思維所忽略的因素正是被這次疫情危機所激活的,那就是關於經濟全球化特別是「世界工廠」的風險重評估。

要了解這次疫情國際化之後的國際社會將如何評估中國風險,與其聽經濟學家的簡單外推型預測,不如從國際保險業界對世界各國經濟韌性的評估體系中得到啟示。保險公司的評估方法有它特別適合於分析這次疫情衝擊效應之處,那就是,它本來就是應對意外事件的風險評估,其分析思路在目前這個特殊時刻反倒體現出自己的長處。全球疫情爆發後,不同國家的應對方式和應對能力體現了各自國情下的特色,哪種特色顯示出抗風險能力大、復甦能力強,不到關鍵時刻是看不出來的,而保險公司的全球各國風險評估報告能提供一些判斷的線索。

三、疫前中國的經濟韌性指標全球排名居後

保險公司的分析方法是商業風險評估,不是經濟預測,也不是國力比較;它既非政府行為,亦非媒體炒作。它們的評估中不可避免地要把政治穩定性風險、制度缺陷、政府行為特徵等因素考慮在內,這不是保險公司對某些國家的歧視,而是按它自己的業務模式作判斷,不能用「反華」之類的帽子瞎扣。比如,最近BBC介紹了FM全球保險公司的世界各國經濟韌性指數,它的分析框架包括政治穩定性、公司治理、風險環境、供應鏈和透明度。保險公司通常的風險評估涵蓋的是風災、地震和其他意外風險,不可能事先料到這次全球疫情風暴所產生的巨大風險;但它們對沒有疫情因素的全球風險評估,恰恰能反映出各國「舊常態」之下的風險狀態差異有多大。

FM全球保險公司最新的世界各國經濟韌性指數是對2019年的評估,採用的是疫情發生之前的數據,包括130個國家。很多人會想當然地以為,中國經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那一定名列前茅。實際上,FM保險公司判斷,挪威、丹麥、瑞士、德國、芬蘭是五個經濟韌性最強的國家;美國中部地區排名第9,美國東部地區排名第11,美國西部地區的排名則是第22;而中國的排名大大落後。FM全球保險公司把中國分成沿海、中西部和西南部三個區,分別排名為第68名、第74名和第76名;與中國排名接近的是墨西哥(第67名)、泰國(第73名)、格魯吉亞(第75名)、印度尼西亞(第77名)。風險本來就是打破正常經濟運行狀態的特殊事件,風險評估的方法和目的則是看經濟的以往趨勢會被意外事件打亂到什麼程度。至於國家大、人口多、技術基礎雄厚、市場大、政府強勢等可能是參考因素,但這些因素都無法阻止意外事件發生;有些情況下,這些因素恰恰是加大風險的原因。

疫前中國的經濟韌性指標就居中偏後,而這次疫情全球化更是把長期以來在經濟全球化環境下被忽視的一系列制度缺陷充分暴露出來了。比如,上述評估方法側重的五個方面中,中國最突出的問題就是透明度。現在全世界已經沒人在意中國公布的疫情統計了,原因就是完全不透明,以致於失去了可信度。

四、國際公關三要素:國際公德、國際誠信、國際倫理

中共習慣於按照自己陳舊的官方意識形態或陳詞濫調來解讀國際商界的行為,諸如西方資本家唯利是圖之類。其實,跨國公司絕大多數不是僅由少數資本家個人所有的公司,而是由職業經理人管理運轉的、有諸多投資人(股東)的上市公司;其運行不只考慮利潤,同時也要考慮公司治理的相關層面,如員工協作、上游廠家合作等內部關係,同時也必須考慮如顧客關係、企業形象等公共關係。而在日常經營層面,這些企業的中國觀不單純是利潤高低,更重要的是與經營風險直接掛鈎的三個要素。對此,中國政府、企業和專家都沒認真想過。這三個要素就是,國際公德、國際誠信、國際倫理。恰恰是這次疫情全球化,讓這三個方面的問題變得格外突出。

中共在國內也提過國際公德,國際公德被解釋為中國人在國外的行為如何遵重當地的社會公德;但中共從來沒想過政府的國際公德問題。當然,在中國,不可能把政府作為是否遵守國際公德的主體來討論。國際公德和國內公德有類似之處,那就是,是與非、對與錯,涇渭分明。在民主國家之間,政府是否遵守國際公德不是個大問題。因為民主國家原則上都尊重普世價值,有一些基本共識和政府行為的自行約束;而民主制度下,政府的國外作為被國內民眾和輿論嚴厲批評,就會導致執政黨落選。中共這樣的專制政府加入了全球化,它對國際公德的輕蔑本就讓世人側目:比如,故意違反國際法或國際規則卻拒絕改正。而這次疫情全球化之後其作為就更加變本加厲了,傷害他國民眾的生命安全,對他國栽贓陷害、惡意污衊,自己的明顯過錯不許問責,這都違反國際公德。各國深受其害之餘,這樣的行為又歷歷在目,讓各國民眾和企業很難接受。由此類推,今後中共很可能會重複此類行動,跨國公司很清楚,自己將難免受其傷害。

國際倫理,指的是國際社會成員的一些有約束性的價值觀、行為標準和國家人格。比如,尊重人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又如,不以惡意損害他國利益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美中經貿談判剛把中共資助的有組織地偷盜技術機密、侵犯知識產權等活動擺上檯面,這次疫情的全球蔓延與中共拒絕國際倫理又有直接關係,並因此遺禍全球,對此各國民眾和企業對中共的觀感會進一步發生變化。

國際誠信,既包括政府誠信,也包括商務誠信,如果連嚴重疫情這樣人命關天的事,中共都全無政府誠信,跨國公司又怎敢相信中共在商業交往上的承諾和保證?比如,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開始下降,外匯短缺之後,中共會允許外企把自己的錢換成外匯匯到國外嗎?對華投資會不會成為「打狗」的「肉包子」?

中共掌權者內心其實有一種溢於言表的心態,就算你們認為我違反了國際公德、國際誠信、國際倫理,那又怎麼樣?能把我怎麼樣?確實,連海牙國際法庭裁定其南海造島行為違反了國際海洋法公約,中共都傲視不理,而這裡說的國際公德、國際誠信、國際倫理更是連「軟約束」都算不上。然而,在中共與跨國公司之間的國際公共關係方面,國際公德、國際誠信、國際倫理關係到政府人格和國家形象;而蔑視國際公德、國際誠信、國際倫理的政府行為,對國際商界來說都是重要而巨大的風險。其實,這些風險一向存在,但以往被許多跨國公司忽略了;而這次疫情全球化迫使各國民眾、企業和政府認識到,這些風險之大,已經到了不能再忽視的程度。雖然許多跨國公司深受其害,最後既不能向中共有效理賠,也不能改變中共的作為,但國際商界可以有自己的選擇,那就是,我和你拉開距離。哪怕是從商業經營風險和投資者風險的角度來講,也得小心防範風險。

五、從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到經濟全球化的失落者

經濟全球化不是各國政府操作的產物,而是諸多跨國公司運營的結果;把中國送上經濟全球化這趟「高速快車」的正是跨國公司。過去,跨國公司的中國觀是中國工資低,到中國訂貨可以降低成本;中美貿易戰以後多了一個關稅因素,要考慮加了關稅後還剩多少利潤;而這次疫情後又增加了一個更大的因素,風險意識。不管外企如何維持與中國各地政府官員的關係,外企都搞不定像疫情這樣的意外事件,連中國政府也搞不定。因此,這次疫情全球化之後跨國公司的中國觀可能發生重大改變,從而影響到它們的經營決策。

跨國公司最關心的是兩類巨大的風險,其一是中國的國內風險,不僅僅是疫情再度發生的可能性,更包括政府行為違反國際公德、國際誠信、國際倫理等問題產生的巨大風險;其二是國際風險,除了發生疫情可能導致中斷空中和海路航運外,中共與各國政府之間因追源問責而關係緊張的可能性也加大了依靠中國供應鏈的風險,而本國消費者對中國產品的感受發生改變,又是一種必須正視的可能風險。

針對最近美國和日本政府官員提出本國企業撤離中國的補貼政策,中共官媒發表文章表示,那就是隨口一說,美國政府沒有那麼大的力量,美國企業也沒那麼聽話。這種自說自話、自以為是,把企業設備搬遷和撤訂單混為一談了。外企撤離非得把生產設備搬走嗎?官媒的這種外行話顯示出對企業經營的全然無知,把外企撤離當成了居民搬家,以為非得裝箱打包,一件不拉。外企在中國製造出口產品時,製造廠家或是中國企業,或是合資或外商獨資企業,前者的設備本來就不是外企的,後者的設備即便由外企提供,財務上通過計提折舊,多半可收回大部分設備投資。所以,「世界工廠」變成「世界空廠」,無非是將原廠房設備棄之不用,外企撤離的成本不是設備遠途搬運費用,而是另選產地、重新投資建廠的開支;多數外企要從中國撤離,其實不一定要在中國的原廠家做多少事,最簡單的做法是逐漸減少訂單,直到完全取消訂單,比較照顧員工的做法則是補發數月工資、遣散獨資或合資企業的員工。當然,那些想在中國銷售產品的外企會繼續經營下去,但它們只占外企的很小一部分。

中國經濟復甦的難題到底在哪裡?關鍵在於,如果別人都不喜歡和你玩了,你一個人能折騰出多大動靜?就像一群孩子在一起玩,裡面有個從不講道理的傢伙,盡欺負人,玩遊戲故意破壞規則,老坑人,仗著別的小孩不想和他死磕就一貫胡作非為,你能把我怎麼樣?孩子們多數都比較善良,最後會一起決定,我們不和你玩了。在疫情全球化這樣的重大事件上公然違反國際公德、國際誠信、國際倫理,所造成的國外後果是面臨相對孤立的處境。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經濟繁榮主要靠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紅利,那是各國商界「帶中國玩」的結果;以後,經濟全球化依然存在,但可能漸漸就繞開中國了。

專制政權的策略型開放可以讓它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專制政權的國際霸凌又把它自己變成了經濟全球化的失落者。實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責任編輯:李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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