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大疫下的思考:善行 劣跡與邪惡

威廉·布魯克斯(William Brooks)撰文/青荷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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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5月02日訊】瘟疫和戰爭,這些特殊危機都會引發人們對人類生存環境中的善與惡進行寶貴的反思。

我們大多數人都有好和不好的行為。在最好的時候,我們為家人、朋友、同胞乃至整個人類的利益而無私地採取行動;在最糟的時刻,我們自私地無視他人,把別人視為自我人生道路上的阻礙。

受人尊敬的男女憑直覺就知道美德與邪惡之間的區別,通常會努力遵循對他人做事的「黃金法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那些行為不良的人通過有人和他們講道理,讓他們為自己的錯誤行為負責,這些人就會懺悔,尋求寬恕,最後要求融入到秩序井然的人類社區中去。

邪惡是另一回事。著名的英國哲學家羅傑·斯克魯頓爵士在對人性的晚年反思中表示,邪惡的人不像我們大多數人那樣,僅僅是「人類的朽木」。他們即使生活在一個社會內,也始終與社會的價值觀截然不同。「他們的惡行可能太隱避,具有顛覆性但並不引人注意,他們與人的任何對話都是偽善的假裝。」

馬克思主義革命的鼓舞下,斯克魯頓所描述的邪惡傾向在政權行動中逐漸顯現出來。

1983年,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敦促文化領袖提防共產主義與民主國家之間的冷戰中,要抵制向雙方公道地分配道德對等的誘惑。他暗示,如果無視關於布爾什維克革命暴政的歷史事實,會使民主國家無力抵抗「邪惡帝國」的侵略性衝動。

斯克魯頓和里根都知道,革命左翼的侵略性戰術不僅是在挫敗政治對手,而且旨在消滅受害者的人性。斯克魯頓認為,這些意圖代表了對人類的欺騙和否定,「他們對毀滅事物感到自然而然的放鬆。」

在《大紀元時報》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加拿大記者芭芭拉·凱(Barbara Kay)請讀者回想那1917年俄羅斯共產主義革命產生的「無法估量的人類殘骸」。凱指出,布爾什維克的嗜血在歷史上司空見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將任何形式的憐憫、友善、同情或對敵人的寬容都視為軟弱無力的象徵。

在前所未有的文化動盪中,俄羅斯共產主義者將該基督教占主體的國家轉變為極權帝國。1989年,蘇聯帝國在自身內部矛盾的重重壓力下瓦解。但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全球左派領導任務被移交給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不幸的是,在西方與中共邪黨的關係中,里根警告的「道德對等」分配仍在繼續。北京政權能夠依靠民主國家中的上當者和被利用的無辜者的支持,人們希望擺脫善惡鬥爭,卻忽視了現實裡中國共產黨統治全球的野心。

儘管共產主義曾有過革命暴力、壓迫、沒收財產、饑荒、監禁、強制苦力勞動、控制思想、恐怖主義和軍事侵略的歷史記錄,但進步的西方知識分子和政治家仍將中共視為是互利互惠的新世界秩序中的便利夥伴。

我們在世界商業中心的精英們承認,中共政權作惡多端。它偷走了專利,收購西方公司,削弱西方國內製造業,使我們很多人失業。

但是,為中共邪黨做辯護的律師們很容易接受共產黨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重要角色。它們剝削廉價勞動力,生產和傾銷大量的廉價消費品,並使許多西方大型企業高管們變得非常富有。

到現在為止,民主國家中的絕大多數普通人還沒有感受到來自中共邪黨的直接威脅。人們很高興地購買廉價的產品,許多人仍然對中共長期以來的侵犯人權行為,和不斷增長的全球野心漠不關心。魔鬼開始打交道的利器總是先給你嚐到甜頭。

時至今日,中共的欺騙是如此觸目驚心,我們不能置之不理。

根據大紀元清楚記錄的有關中共病毒爆發的時間表,《南華早報》援引政府文件指出,最早於2019年11月中旬就已經報導了湖北省首次報告的感染。隨後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研究指出了在12月中旬出現人傳人的證據。

在最初的報導之後,有關病毒性質的一個欺騙性傳聞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到處流傳。儘管中共政府公開淡化了這一危險,在武漢卻採取了嚴厲的檢疫措施,以保護中國其它地區免於疫情爆發。在充分了解其病毒對人類造成的潛在破壞性影響之後,中共卻允許數百萬中國旅客到處旅行將傳染病傳播到全世界。

道德思維需要尊重和仁愛的習慣,來維護相互的信任和安全。但是歷史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革命政權早已喪失了道德操守的底線。在一個秩序井然的國家共同體的背景下,這樣的政權就像來自一個敵意星球的遊客,這是當今時代的邪惡化身。

大瘟疫給每個人的生活都造成破壞性影響。但是我們已清楚地看到中共,就如外婆披風下露出來的狼尾巴。這次瘟疫結束之後,我們將不可能恢復和以往一樣與北京當局的貿易往來。

作者簡介:

威廉·布魯克斯(William Brooks)是蒙特利爾的作家和教育家。他目前是加拿大奇維塔斯學會(Civitas Society)的「公民對話」的編輯,他也是《大紀元時報》的撰稿人。

本文表達的觀點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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