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張燦輝:強推惡法文革重臨 惡魔不會長存

FacebookPrintFont Size簡體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6月02日訊】「殘忍的惡魔不會永遠存在!」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張燦輝教授接受《珍言真語》專訪時表示,中共強推香港國安法,將香港帶回文革時代,港人面臨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但他堅信,如上世紀納粹希特勒、前蘇聯獨裁者斯大林的滅亡,「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會永遠長存下去。」

「它(中共)所做的一切,是不合法的,它現在是做皇帝的新衣,他們在騙我們,他們在說謊,無論講一萬次,無論有多少人講的謊言,謊言就是謊言。」張燦輝說,「港版國安法」繞過香港立法會,完全違反《基本法》與一國兩制原則。

而惡法引來港人上街抗爭,港警暴力打壓更甚以往。張燦輝認為,中共的策略是完全白色恐怖,只要港人上街有所行動,有所出聲,甚至僅流露不同意的眼神,「他(港警)就打你,打到讓我們覺得害怕。但問題是這種恐懼,是否真的在一個強權之下,我們就會服呢?」

他以史上獨裁者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以及羅馬凱撒大帝為例,以獨裁、強權統治,以打壓令人民噤聲,「他們以為所有人都是聼一樣的話,講一樣的東西。但是,人是不是這樣的呢?」

近一年來的香港局勢催生了香港版「三民主義」:移民、順民、暴民,張燦輝提供了第四個選擇:做一個真真正正的「人」民。「在這個時代裡做一個『人』,如哈維爾說:活在真理裡。」前捷克共和國總統哈維爾,是作家及劇作家、天鵝絨革命的思想家之一。

「我們要活在真實裡、真相裡,加上我們的能力,以及看很多資料和材料,我們知道在發生什麼事情。」他說,港人手無寸鐵,不需與殘暴的港警正面對抗,面對極權,可以用很多種方式傳播真相。

「很多人用畫畫,很多人用文宣,用戲劇,用寫作,寫小說,很多方式。我認為在香港絕對有很多很多朋友都在做同一事,我們拒絕謊言,我們要敢於講出真相。」

「作為知識分子來說,見到不公平的事,我們在不同方位去發聲,暫時我仍然覺得在香港或者世界,我們有能力在很多地方發表意見。」而即使一時難有成效,「但講出來,這個是一個重要的態度。」他不責難目前尚不敢為公義發聲的香港學者,「我認為他們可以做得更多。」

張燦輝生於1949年,隨著香港的繁盛,他在此獲得良好教育與機會,「我爸爸那輩的辛苦,給我們機會,這些年代裡,我享受了很多很多香港的好處,當然要珍惜香港,珍惜我們生命裡的東西。」而中共一夕間將此抹煞,他強調,「我們不需要一起去陪葬自殺的,因為歷史是不會這樣發展的。」

「看了歷史就知道,這種謊言、這種極權是有一定時限的。」他鼓勵港人,「我們只要堅持,不要放棄,我們要活著在真相裡,同時保存我們的希望,總有一日,這些為虎作倀的人,這些幫兇,會有歷史去批判他們。」

「我仍然相信人性,相信人性裡是有理性的、有良知的,仍然相信這個殘忍的惡魔不會永遠存在的,正如我們看到上世紀希特勒、斯大林的滅亡,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政權會永遠長存下去!」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國安法通過 文革重臨 但港人非無知農民

梁珍:聽到川普總統(5月29日)的記者招待會,有什麼感受?

張燦輝:我想在這一天,任何一個有良知的、有感情的,對香港有一定歸屬感的人,我們一定要擁抱痛哭的,因為這就是香港真真正正的末日。

我以為在2047年前,這50年不變。2047年,我沒死的話也98歲了,都不關我事了。但發覺原來提前了27年出現。這是一個很可悲的事,比如我聽到川普講,他說20多年前的一個磅礴大雨的晚上,看到英國國旗的下落,五星旗在上面,他覺得,很多人都覺得,香港會迎接我們中國的傳統,加上香港的獨特性,可以繼續存在,希望香港會有一個更加好的將來。中國大陸將香港作為一種模式,慢慢會變成香港的一部分。沒料想到大陸不是將香港帶向前邁進,而是將香港帶回去幾十年前的文革時代。

我們所有的朋友都覺得,當前真真正正是我們最大的災難出現了,我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一切的法治,在我們面前一樣一樣地,被中共及其在香港的代言人、官,一個個,一樣樣地打碎、打爛。

這幾天裡,所有香港的所謂官,在這裡鸚鵡學舌,重複大陸想說的東西,個個用什麼無數的保證等等,以為香港人不懂事,香港人怕,香港人聽話。關於這一點,這段時間,很多人在不同的媒體中知道,很多有見地的朋友,在法律界、政治界、經濟界人士都有很多批評,以及指證了很多謬誤。比如港大法律學院的有名的教授都講了出來,這種繞過我們的立法,根本就是完全違反《基本法》,也是違反所謂「一國兩制」這個原則。

他(川普)講,香港的「一國兩制」變成了「一國一制」。在這方面我們怎麼樣處理呢?上次歷史科的考題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從那時它(中共)一步一步,完全是荒謬的,是無理據的,完全以指鹿為馬的方式壓到我們這裡。很多朋友去寫以及指證它的錯誤。跟著說,沒用的,他們全都是不會聼的。我說不是,我想這一點是要強調的,儘管我們這幫朋友在不同的媒體裡指正了,它(中共)這次所謂國安法的立法中的不合法性,指正了他們所有歷史科考題的問題,裡面的荒謬。能夠站出來指正,儘管可能無用,但講出來,這個是一個重要的態度。

香港的情況是三民主義:或者是移民,或者是順民,或者是暴民。很多人講,我們無能力移民了,但不甘心做順民,也不夠膽量做暴民。但我想,還有第四個可能性,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做一個真真正正的人民。

人民不是普通的人,是什麼呢,我是說一個「人」的民。就是面對現在整個極權的時候,有什麼我們可以對抗他們呢?對抗,當然我們是赤手空拳的,無能無力,也沒有兵器,我們不能夠每天見到不平的時候,去打、去罵,現在慢慢看到整個抗爭運動裡,你不需要每次都去做勇武,去打,因為他們現在警方、黑警,他們有無限的權力,他們警暴,全都覺得是合法的。你一出去,他就會打壓。比如說,我們現在集會,你出幾個人,他們立即就殺到。

以史為鑒 靠強權打壓的政府不會長存

梁珍:他打壓的不僅是示威者,市民站在那裡就是罪。

張燦輝:它(中共)整個的策略完全是白色恐怖,你們在心中也好,有一些行動,出來講一聲不同意,你的眼神不同意他就打你。打你的時候,打到讓我們覺得害怕。但問題是什麼呢?這種恐懼,是否真的在一個強權之下,我們就會服呢?

香港人,我們作為一個讀書人,有一個特別的情況,比如把我們擺在文革時代,但其實不同的地方是,現在香港人,不是文革時代那種農民,是一些無知,我們現在香港,在資訊方面,還有我們是有教育的,我們讀歷史,思想的書,看很多文學的書,我們已經知道現在發生的事。

在過去的100年裡,已經很多人寫過了,可能講過的。比如最近美國有一本書《ON TYRANNY》(暴政)這本書,這裡面講,為什麼在20至30年代的時候,在德國納粹黨興起的時候,那些知識分子怎麼去應付這件事,他們(納粹)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用合法的、在國會推出來的法律打壓他們。再近一點,比如在捷克,哈維爾(前捷克共和國總統,捷克作家及劇作家,天鵝絨革命的思想家之一)怎樣作為一個文人,通過一個組織,去對付那個極權社會。同時我有一樣感覺,儘管現在的極權,我們好像是無能為力,但我們看一下歷史,仍有理由相信,一切極權,一切用強權打壓的一些政府,是不能持久的。

看看希特勒,看一下墨索里尼,看一下斯大林,或者看一下,再早以前的羅馬凱撒大帝,一切用獨裁,用強權來統治的,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靠打壓,打壓不讓出聲,一切「真理」在他手上,以為所有人都是聼一樣的話,講一樣的東西。但是,人是不是這樣的呢?人的心裡是不是服的呢?

「平庸的罪惡」就是拒絕思想而執行惡令

張燦輝:很多香港的官、警察,個個開口閉口就說「依法辦事,依法執法」。但我們告訴他們,在上個世紀很多的研究,比如,在1960年的時候,納粹黨的一個大罪犯艾希曼,他在阿根廷被人抓回來開審。而美國的一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去看他。這個大罪犯,是不是一個惡魔呢?她說不是。她後來講,The banality of evil,是什麼呢?是一個平庸的罪惡。

平庸的罪惡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當這個人,他雖然寫了很多、無數的命令,送了無數人去集中營,但這只是依法做事,「我聼指令,不關我事,我沒拿過槍,沒殺過人,我有什麼罪呢?」他殺了幾百萬人,是他簽名的。我們這個歷史學家就說,看這個人其實他是很正常的,平時來說他沒什麼,但問題呢?他同樣讀哲學書,聽巴赫音樂,在家裡做好爸爸,但這個人怎麼會是個惡魔呢?不是生出來的,而是他缺了一樣東西,他說,平庸的罪惡是什麼,他這個人是拒絕思想,拒絕自由的思考,他沒思考的時候,他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做別人要我做的事,別人叫我犯法那就犯吧,不關我的事,是上級做的。」但每一個上級叫你做的命令的時候,每個人是不是真的完全是一個傀儡?是木偶?只是聽指示去做呢?

民主發展最重視每個人的價值

張燦輝:最近我還看了另外一場戲,是在1961年拍的戲,叫做《紐倫堡審判》,這部片很好看的,這些審判不是審戰犯,審紐倫堡什麼呢?

在1948年,審一班在納粹黨時候做法官,在法律上是很有地位的人,把他們當作戰犯來審判。在那場戲裡是法官審法官。那個受審的最重要的法官其實他知道納粹做過很多壞事,但他說那時候不知道那麼多。主控的法官最後說,「是,但你承認了,當你去審判的時候,你早就知道你審判的人是不需要任何一個證據,就判有罪的時候,你已經是在犯罪了。」在整個罪惡裡,不是一個國家,是整個文化,是在對待什麼「罪行」呢?是作為每一個人很重要的地方。

我經常說要做一個「人」,為什麼說「人」重要,200年來,民主發展裡最重要是人的價值,民主意味每個人、每個人都計算在裡面,這樣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說,如果覺得每個人都是數字,就像在納粹黨時期,猶太人被當作一個號碼,這個號碼就隨時都沒有了。

為什麼我們覺得共產黨是最殘忍的呢?當有人說,當年在韓戰的時候,有美軍想放原子彈炸中國的時候,「沒所謂啊,死幾百萬人,中國有的是人。」不要整天說有幾億人死幾百萬人沒什麼所謂,但它(中共)不知道其實人最重要的,不是一般數字上的人,是每一個「個人」,如果對個人不尊重的話,就是對自己不尊重,每個人都是工具,當作工具去玩弄,沒有自我,當然沒有人性了。

這個時代裡做一個「人」的時候,我提過哈維爾說的話,什麼叫「活在真理裡」,當然在這個強權之下,難道我們見到一些,忍不住就出去打人麼?或者出去跟人幹什麼嗎?比如我是老人家做不到的時候,但不代表我見到一些不平的事情,不公義的時候我不出聲的。

港人「大逃亡」比97更嚴重

梁珍:港版「國安法」推出來之後很多港人覺得很恐懼,甚至想移民,將資產轉走。這個時候學者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張燦輝:我認為有兩方面,覺得恐懼完全是真的,現在這個「大逃亡」比起97年,或者64,或者再早一點1967年香港暴動的時候更厲害。97年的時候仍然相信香港還有前途,相信一國兩制真的能保障我們的生活。但現在不行了,個人覺得我們真的很淒涼,我們要逃亡。當我說錯,你逃亡或者流亡,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做得到,亦都不是說我們700萬人,其中有400萬人突然間去太平洋找一個島,用來做香港,是不可能的事。

香港有獨特的文化,或獨特的東西,是我們作為香港大眾知道的事情,如果我們沒有啦,我們會怎樣呢?我們作為一個人的時候,我看到無數的普通人,他們不需要讀很多書,也不需要賺好多錢,簡單的對於當前的現象,他們覺得是不公義,是憤怒,就發出聲。

當然發聲,怎樣發聲呢?出手,如何出手呢?一出手就可能犯了很多罪行,他們抓捕了你,比如前幾日(5月24日)抓捕了三百多人,可能他們不會告你,而是關你36小時,48小時在裡面,嚇你,嚇你,嚇你。

我們在這個如此恐慌裡,我們怎樣活呢?第一樣,我想活著,這種危險是真的,我們不需要面對面對抗,因為沒有意義,我們犯了什麼罪,都會被打一頓,但是問題是,我們在面前怎樣呢?我們可以不出聲,不管他們說什麼,我們只笑一下,微笑,微笑可能是一種重要的方式,或者是如果我們能夠做的,就寫些東西,發聲。現在做學者,做知識分子的,讀了這麼多年的哲學,讀的那些康德、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很多很重要的政史學家其實已經說了,我們會贏,我們在過去做的事,我們現在的問題,我們在課堂、在學術研討會上說了很多。

突然間問題在我們面前,我們怎樣面對?文天祥說過,「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時窮節乃見,當你要面對一些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是什麼態度呢?你是跪下呢,你是投降呢?或者是站起來表達我不順氣,我不同意。

學先賢面對強權 不做鴕鳥繼續發聲

梁珍:這才可以見到這個學者的風骨。

張燦輝:死了之後,我覺得不重要,問題是生之前重要,生的時候我有一個態度,我有提過幾次,我老師勞先生(勞思光,當代重要華人哲學家及教育家),他一生做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他對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態度,如何站在一個批評的態度。勞生身材很矮小,體重不會超過100磅,弱不禁風,但是為什麼我們覺得是要尊重,因為,他對這些強權他不肯,他不服輸,他不是在強權之下要膜拜,他說過「為什麼你不做幫兇」,我要重新提出來就是說,我們在面對現在真真正正這個強權,這個獨裁壓在身上,我們怎樣去面對?我們要做鴕鳥躲在裡,或者我們不理會,我們飲酒作樂,或者作為知識分子來說,見到不公平的事,在我們不同方位去發聲,暫時我仍然覺得,在香港或者世界,我們有能力在很多地方發表意見。

梁珍:現在對香港的學者,是否比較失望?

張燦輝:我不敢說失望,我覺得他可以做得更多,現在見到那些朋友,有些是我覺得很尊敬的學者發了聲,我經常說,有很多的個人理由去說,即恐懼啊或者什麼的。但我覺得當前,我們現在面對這樣危機,我們在應該發聲的時候,我們有個立場的時候,在這一刻,我們不要在整個如此打壓的時候,就乖乖的全部接受。

我說過,我當然有辦法,我能夠立即走嗎?不是,我只不過是站在立場上我不認同這個政府,它所做的一切,其實是不合法的,它現在是做皇帝的新衣,他們在騙我們,他們在說謊,無論講一萬次,無論有多少人講的謊言,謊言就是謊言,這就是為什麼哈維爾說我們要在真實裡、真相裡,加上我們的能力,以及看很多資料和材料,我們知道在發生什麼事情。

記者:張教授也喜歡攝影,剛才我注意到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是不是表達了你自己的想法?

張燦輝:這是我去年去南極旅遊照的像,剛才梁珍問我,這張照片是日落呢?還是日出?我回答,有位朋友看的時候,就這樣說,「日出日落都無所謂,兩邊都可以解釋得了,如果說日出,就表示我們的光明在前面,日落就是更大的黑暗在我們的前面。」

我在下面用拉丁文寫了一句話,就是:「我們要在真理裡面活著」,「同時要保存希望」。「在真相,真理裡面活著」是哈維爾說的。「我們要繼續保存希望,不要失去希望」這句話是奧巴馬講的。我認為是表示一種態度。

(攝影、圖片提供/張燦輝)

我們對很多現實的反省,有很多方式的,就像很多人用畫畫,很多人用文宣,用戲劇啦,用寫作啦,用寫小說啦,很多方式的,我認為在香港絕對有很多很多朋友都在做同一事,但是問題是我們要拒絕謊言,我們在真相裡要敢講出來。當然我們要計算一下我們的成本,不要突然衝動走出去,不行的,這一場的確的確是很長久的事,現在國安法落實還要很多時間,還沒有真正落實下來,當落實下來時,所有他們的執法人員,有更大的,他們認為的執法的理論和理據打壓我們。

香港真的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我相信每一刻,雖然我過去幾年不在香港,去讀書、工作,我在香港至少生活了60多年。我是1949年出生,跟共產黨一起長大,看著香港的變化,我爸爸那輩的辛苦,給機會我們,這些年代裡,我享受了很多很多香港的好處,香港我們當然要珍惜的,是有我們生命裡的東西。但現在他們(中共)將我們抹殺了,抹殺了,怎樣呢?我不覺得我們需要一起去陪葬自殺的,因為歷史是不會這樣的。

剛剛我說過,只要我們相信,看了歷史就知道,這種謊言,這種極權是有一定的時限的。在這時限裡,我們只要堅持,我們不要放棄,所以說,我們在真相裡活著,同時我們要保存我們的希望,總有一日,這些為虎作倀的人,這些個幫兇,會有歷史去批判他們,或許我們看不到,但我仍然相信人性裡是有理性的、有良知的,仍然相信這個殘忍的惡魔不會永遠存在的,正如我們看到世紀希特勒的滅亡、斯大林的滅亡,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政權會永遠長存下去。

(轉自香港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

相關文章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