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聞】德國疫情或捲土重來 與中共關係引反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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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7月11日訊】德國中共肺炎疫情再度亮起紅燈,德國是否親中共也成爲話題。下面我們來瞭解,德國最近的這幾任總理,以及德國汽車業與中共的關係。

德國汽車工業聯合會(VDA)5月6號發布的聲明,德國汽車出口幾乎完全停滯。德國汽車4月向全球客戶交付新車1.76萬輛,較去年同期暴跌94%。

3月中旬開始,德國三大汽車製造商:大眾、戴姆勒、寳馬,陸續宣布在歐洲停產。約5週後,德國車企才逐步復工復產。高庫存卻又無法銷售新車,導致許多行業公司面臨破產風險。

據德國汽車工業聯合會計算,汽車行業雇佣了超過80萬名員工。德國車企每停業一天,就損失約3.6億歐元。

據德新社3月底報導,一名資深行業專家警告,德國汽車業面臨裁員超過10萬人的風險。德國汽車教父費迪南德.杜登霍夫(Ferdinand Dudenhöffer)直言,德國汽車業預計需要十多年才能真正恢復。

被稱為「德國榮耀」的德國汽車業,為何會在這次疫情中遭遇近幾十年來的最大危機?它和中共的緊密關係,離不開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

1982年,成為德國總理的科爾,開啟了與中共的「訂單外交」。哈恩也在當年成為大眾總裁。以大眾為首的德國汽車界,隨著訂單外交進入中國。

1984年,科爾以總理身份首次訪華,德中決定合資成立上汽大眾公司;87年科爾再度訪華時,德中貿易額達到89億馬克。科爾也成為了中共口中的「中國人民老朋友」。

2018年底哈恩接受採訪時表示,大眾能從單一的汽車公司成長為歐洲第一、全球第二大的汽車集團,得益於全球化戰略的成功,特別是開闢了中國市場。

然而,這些所謂的成功,建立在對中國人權災難漠視的基礎上。

1989年,北京發生了震驚全球的六四事件。很多外企因此撤離中國,卻沒有動搖大眾及科爾要跟中共合作的決心。

1989年11月,哈恩訪華,並受到了踩著六四學生鮮血,剛剛上位的江澤民接見。

1991年,一汽大眾正式成立。

科爾也無視德國聯邦議院對中共的制裁措施。在他支持下,德國始終堅持向中共提供發展援助。

1993年科爾訪華,隨行有約40人的德國工商業代表。中德簽下70億馬克的合約大單。

《時代週報》指出,此前任何一位聯邦總理的國事訪問,都沒有過這樣級別的經濟界隨行代表團。這也是科爾作為德國統一後的最高領導人,首次訪華。

實際上,中德從1960年起,一度惡化到斷交邊緣。在科爾訪華前,德國政經兩界對中國的形勢和發展都感到不確定。

1993年,正值德國經濟處於衰退期,中國經濟處於上升期。當科爾在北京展開他的新亞洲攻勢時,所有德國工業界和金融界的大企業,都想分一杯羹。

1995年,科爾的訪華行程中,出現了中共某駐京部隊。

《法蘭克福匯報》2004年報導,科爾是六四事件後,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訪問中共解放軍的西方國家領導人。

德國《日報》則嘲諷科爾是「總理替殺人犯平反」。

在科爾95年這次訪華後不久,奧迪與上汽簽署了《技術轉讓協議》,奧迪系列產品正式在中國生產。

科爾的繼任者格哈特.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則進一步發展了德中關係。在1998年到2005年任德國總理期間,他曾六度訪華,並積極迎合江澤民。

1999年,江澤民動用全部國家機器,鎮壓上億名法輪功修煉者。然而,施羅德和德國的汽車工業,依舊無視這場震驚世界的人權災難。

就在這一年,施羅德先後兩度訪華,帶去更為強大的企業界代表團,包括大眾總裁和西門子總裁等。

截至1999年,德國對中共提供的財政合作資金和軟貸款,已達40多億馬克。

《真實的江澤民》一書提到,從江澤民展開「貪戰」到下台,短短二十幾年,國際形勢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共的國際政策簡單到了赤裸的程度——你如果批評我的人權或其它政策,我就和別人做生意。

德國執政者也深諳此道。為了不得罪中共,對中共迫害人權的問題,不再公開聲討。

而在要求取消對中共的武器禁運上,施羅德更是歐洲政府首腦中,走的極遠的一位。有消息披露,2005年4月,在德國聯邦議會中,施羅德不惜和99%的議員翻臉,要求歐盟取消始於89六四事件後的武器禁運。

除了大眾,中國市場對寳馬等諸多德國車企,都至關重要,它們中許多都和有著中共軍方背景的華為存在合作,包括奧迪和戴姆勒等。

採訪/陳漢 編輯/王子琦 後製/陳建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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