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鄭達鴻:民主派本土派需合作對抗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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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7月11日訊】這個週末(7月11日、12日)是香港立法會民主派初選的日子,在中共國安公然入侵香港、徹底摧毀「一國兩制」的危機時刻,這是一次關乎香港未來命運的決戰。香港東區區議員、公民黨港島支部副主席、泛民候選人鄭達鴻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立法會選舉對抗極權」欄目採訪時表示,當前局勢對於民主派政治人物,參選便意味著「半隻腳踏入監獄」,但「自由」已烙印在香港人的腦袋,任何政權都不能抹滅,既然站出來守護香港人的自由意志,就要把個人的考慮放在一邊。

此次「港版國安法」內容非常荒謬,不僅完全顛覆了香港原有的法律制度,而且圖謀綁架全世界反對中共的人,中共不僅要扼殺香港人的自由權利,還要與全世界為敵。鄭達鴻表示,剛看到「港版國安法」條文時,感到有點憤怒,看到最後也就一笑了之,因為完全是為了政治目的,而不是基於法律之上。

「每一個政治人物,他講的每一句話,可能已經是煽動和顛覆國家,用這些這麼重的罪名,強加在我們身上。」他說,「香港的政壇已經不是以前那樣,可以用一種很和平,只講道理的一種想法去做我們的政治工作,而是要用一個聰明的,還要有策略性的抗爭的方式去繼續在議會裡生存。」

關於香港目前處於什麼階段,鄭達鴻說,「如果在港版國安法沒通過之前,我們都會形容是一國1.5制,一國1.1制。但是港版國安法通過了之後,其實都不只是一國一制了,是一港兩制,有兩套的司法制度在香港去實行,有《普通法》,也都有大陸的『港版國安法』來到香港,完全篡改了香港的法律制度。所以你如果要我形容香港現在是什麼情況,我只能形容是個十分黑暗的情況。」

那麼,在如今的情況下,香港市民應該怎樣抗爭呢?鄭達鴻表示,改變總是會有的,但是理念不會被嚇怕,反而會以更多更加有創意的形式發揮出來。

「因為法律條文就是莫須有的條文,它可以將這個門檻放得多寬也好,總之用盡任何方法抓你去坐牢。」他說,「我相信香港人是一幫很聰明的人,就算你去禁止他們去說四個字、八個字的口號,他們都會用自己的方法去表達出政治訴求。」

香港已經步入極權時代,他認為,無論是上街抗爭也好,還是在議會、國際做抗爭也好,只要願意守護香港人的價值,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崗位去繼續抗爭。

他舉例,即使中共派人破壞他們的街站,總會有更多北角的街坊民眾走出來保護他們,甚至有一些本身十分支持大陸施政的同鄉會,看到他真的是為香港好、為這個社區好的時候,暗地裡都在動員民眾支持他們。

中共欲藉「港版國安法」對香港的教育界、媒體界等進行所謂「監督」,套上枷鎖,達到恐嚇和洗腦,最終想要改變香港人的思想。對此鄭達鴻表示,「你就算不讓人家唱《榮光永歸香港》這首歌,那人家不就唱數字歌(《榮光》改編)咯。你不可能箝製得到一個人的思想的。」

鄭達鴻強調,香港之所以稱為香港,是因為與大陸有著南轅北轍的制度和思想方式。香港是一個中國和西方文化交集的地方,中共想留港不留人,當所有香港人走光了的時候,這個地方也就不是香港了,就可能變成二、三等城市,而不是紐約、倫敦這些大型經濟體了。讓香港變回原來的香港,才可以繼續發揮香港的價值。

在黑暗的隧道裡面,抗爭者隨時可能被抓去坐牢。那麼,香港人為什麼有動力繼續向前行呢?鄭達鴻說,「你摸一摸自己的心,究竟還覺不覺得自己有良知。當每一個市民,摸著自己的心都覺得自己有良知的時候,無論這條路有多崎嶇,他都會繼續向前行。這就是在這個黑暗時代香港人應該有的看法。」

以下是採訪內容整理。

「港版國安法」完全不基於法律 出於政治目的

記者:可否先跟我們觀眾介紹一下你自己?

鄭達鴻:我是公民黨東區區議員鄭達鴻,今年我看到陳淑莊因為占中(因占中九子案罪成,陳淑莊遭判囚8月緩刑兩年而無法參加9月立法會選舉),後來我介入參選,我本身也是一個法律博士,希望在這次的選舉可以帶出一番作為,公民黨可以在梁家傑、余若薇等之外,有人可以接到班。

記者:公民黨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大狀(大律師)黨,都是些星級律師,你自己不是法律界出身的,但讀了法律博士。首先想問你一個方面的問題就是,「港版國安法」你怎麼看?先跟我們大家說一下「港版國安法」到底有什麼?你的態度是怎麼樣的?

鄭達鴻:其實「港版國安法」一出台的時候,其實我們看它的條文,我們一開始看到就覺得有點憤怒,但是看到最後其實都一笑了之,因為完全是另外一套法律強加在香港身上;香港以往的那些法律本身是有司法獨立的,也有很多限制權的情況出現的,就在限制當權者的權利不可以這麼濫用,但這次的「港版國安法」其實我們見到,比如特首可以指定法官,我們也未必有陪審團制度,甚至一些起草法律的人他對法律的條文都不是很清晰。現在我們在說的可能是我們的一些旗子有些口號的時候,其實已經不是說,我們搞一個活動出來是去煽動一些人,就已經被入罪,現在說的可能擁有一些這樣的刊物,就已經被入罪了。所以對於香港來說,我覺得它只不過是一個,完全不是建基於法律之上的,而是希望達到政治目的而去做的一套「法律」。

香港步入極權時代 繼續抗爭

記者:包括之前參選的陳淑莊,她的書現在都說可能違反了「港版國安法」。其實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你們參選會不會有很大的風險,會不會擔心被DQ(取消資格)?

鄭達鴻:我想DQ已經是其次了,其實你現在今時今日的政治人物出來參選,都可能,我的形容是半隻腳踏進監獄了。

每一個政治人物,他講的每一句話,可能已經是煽動和顛覆國家,用這些這麼重的罪名,強加在我們身上。尤其是你見到整個「港版國安法」,其中一個最高的門檻就是首要的那些人被入罪,其實是可以十年以至到終身監禁的。每個政治人物去到這個位置就希望可以帶給其他人知道,其實香港的政壇已經不是以前那樣,可以用一種很和平,只講道理的一種想法去做我們的政治工作,而是要用一個聰明的,還要有策略性的抗爭的方式去繼續在議會裡生存。

記者:是,所以參選是絕對需要勇氣,特別是你這個年紀。我相信很多人都會選擇移民或者封嘴,最多不說話。我們見到一些評論界很多人都不出來說話了。那你自己有沒有遇到這些或者壓力或者身邊的人有沒有勸你離開?

鄭達鴻:身邊的人固然會有想好後路這件事,的確我也是,我就反而幫身邊的人想好後路了。但是我一直覺得香港這個地方,如果沒有了香港人,沒有了我們一幫珍惜香港價值的人在這裡的話,其實這個地方已經不再是香港了。所以我們步入了一個極權的時代,總會有一些人要在這個地方繼續我們的抗爭的方式,無論那個人是上街做抗爭也好,無論是在議會、國際做抗爭也好,只要你繼續在影響到香港人的價值,香港的價值的話,其實你就應該在你自己所屬的土地裡去繼續抗爭。

記者:會不會改變一些方式,或者在言語方面,或者表達方面都會因為「港版國安法」會做一些改變?

鄭達鴻:改變總是會有的,因為法律條文就是莫須有的條文,它可以將這個門檻放得多寬也好,總之用盡任何方法抓你去坐牢。但是我相信香港人是一幫很聰明的人,就算你去禁止他們去說四個字、八個字的口號,他們都會用自己的方法去表達出政治訴求,所以理念是不會被任何政權的嚴刑峻法所嚇怕的,反而理念是會用更加多的形式,更加有創意的形式,會更加發揮出來。所以如果極權是用這個形式,想令市民噤聲,其實是用錯了模式。

香港法律制度被完全篡改 情況十分黑暗

記者:你怎樣去形容現在香港是到了什麼階段?現在是主權移交23年了,你覺得現在到底是否已經是一國一制?還是有多少個制在這裡?

鄭達鴻:如果在「港版國安法」沒通過之前,我們都會形容是一國1.5制,一國1.1制。但是「港版國安法」通過了之後,其實都不只是一國一制了,是一港兩制,有兩套的司法制度在香港去實行,有《普通法》,也都有大陸的「港版國安法」來到香港,完全篡改了香港的法律制度。

所以你如果要我形容香港現在是什麼情況,我只能形容是個十分黑暗的情況。這個是大家都應該,如果要認清現實就必須要認識這種情況。但是在黑暗的情況下,究竟香港人怎樣去回應這個黑暗,這才是我們要去注重的地方。究竟對這個黑暗我們全部就是這樣站在原地,什麼都不做,還是在黑暗當中我們繼續摸黑前行,去找到我們可以逃走或者可以出走的一線光呢?這個就是香港人共同的課題。

不懼恐嚇 為香港市民出發 獲得更多支持

記者:說到你現在從政,是會遇到很多挑戰,包括你自己,不是上一屆,是前一屆已經在北角這個紅區,做了泛民的唯一的區議員,在那個區。其實會不會遇到一些國安,真的來找你?你覺得如果真的找到你的時候,你應該如何去應對?

鄭達鴻:國安,港安,就還沒有去到找我的情況。但是我們在北角這個紅區去做事的時候,總是會有些街頭的嘍囉,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是大陸口音的男人,就曾經在過去一段時間,反修例風波的那段時間,見到我們在街頭的時候,就說如果警察走了之後就打這兩個人,指住我或者我身邊的李予信議員。其實這種的恐嚇,這種的形式它是有的,但至於你說一個國安去約談,這些就沒有。

反而是會有一些,就是總會有些風聲說,你這段時間要收斂一些之類的,但是我覺得這些對於香港的從政人物來說,就真是完全不放在心上的,我們都不會懼怕這種威嚇。

記者:在這些過程中,有沒有學習到一些經驗怎樣對付共產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鄭達鴻:怎樣對付它們(共產黨)?我們看看,就是說國安,港安,和一些嘍囉,怎樣去聯合打壓我們都好,但其實越強的打壓就會有越大的反抗。你看到即使他們去搞我們的街站,就總會有一班北角的街坊,更多北角的街坊,走出來去保護我們,甚至是有一些同鄉會,本身都是十分支持大陸的施政,但是到了本地,在北角那裡,他們看到我真的是為香港好的,真是為這個社區好的時候,他們其實暗地裡都是會動員民眾支持我們。所以這個就是,其實最後就是我們要看究竟一些人在從政的時候,他們是否有為香港的市民去出發。

很明顯在北角那裡,就有很多市民看到,其實建制派做了這麼多年,他們除了去繼續出現在這個地盤之外,其實沒有做一些可以為市民福祉更加好的事情,所以市民久而久之都會學得聰明,都希望支持一個民主派的候選人。所以從第一屆開始到第二屆,其實我的票數都有比較明顯的增長,就是大家都會漸漸會發覺到其實我都是在為社區做事的。

「港版國安法」考驗每一個市民的良知

記者:所以其實,你們公民黨的口號叫做越打壓越反彈,這次「港版國安法」可不可以說是另外一次考驗,或者是另外一次考驗人的良知,不但是考驗你們,其實是考驗香港市民的良知的時候呢?

鄭達鴻:我覺得是啊。這次的考驗其實是十分之大的,老實說。以往我們的那些白色恐怖。但現在事實是,白色恐怖也好,實體恐怖也有的,它隨時都會抓你去坐牢。但是問題就是,正如我剛才所講的,在這條黑暗的隧道裡面,究竟香港人為什麼要有動力往繼續向前行呢?你摸一摸自己的心,究竟我們還覺不覺得自己有良知。當每一個市民,摸著自己的心都覺得自己有良知的時候,無論這條路有多崎嶇都好,他都會繼續向前行。這個就是在這個黑暗時代香港人應該有的看法。

政治覺醒起於2003年七一大遊行

記者:你是比較年輕的一代,是什麼時候開始政治覺醒或者政治啟蒙的呢?

鄭達鴻:我第一次的政治覺醒其實是2003年的7·1(50萬人大遊行反對基本法23條)。那時候我在讀中一、二的階段吧,其實都不怎麼理解社會發生了什麼事。但那時候2003年又23條、又SARS,整個情況其實就是迫使市民上街。那所以我爸媽帶了我第一次上街。我還很記得在銅鑼灣糖街的一塊地方,我去到的時候是六點多。我看了看天空,看著一條橋,然後又看看前邊,全部塞滿黑衣服(抗爭)的人。

那這個就令我反思到,香港那個政府其實真的做得很差,無論是在哪一方面都是。無論是在政治的層面,無論是在民生的層面,都在2003年的7·1全部爆發出來。23條就是政治層面啦,SARS的處理失當,就是一個民生的層面啦,都是做得很差。所以那時候就迸發出了一個理念就是希望以後可以去從政,做政治方面有關的工作。

中共不可能箝制香港人的思想

記者:現在「港版國安法」其中一個就是要對教育界,甚至英文版和教育大學,或者是傳媒做一些監督。你覺得它們現在用「港版國安法」在香港重新洗腦這一套會有效嗎?

鄭達鴻:如果它覺得這些方法可以改變人的思維,那它回歸都二十多年了,為什麼一直都改不到呢?這就是問題,就是大陸那方面很想用一些思想上的枷鎖,令你只可以學習一些所謂「健康」的信息,排除了所有「有害」的信息。但是,大家會想,人的本性是好奇的。你越不讓他接觸一些東西,他其實越對那些東西好奇。而在一個資訊這麼發達的年代,他總會找到方法去看那些東西。所以這個打壓其實是迸發了香港人對於它們所謂「有毒」的資訊,更加好奇、更加想看。所以說禁書也好,禁言也好,你就算不讓人家唱《榮光永歸香港》這首歌,那人家不就唱數字歌(《榮光》改編)咯。你不可能箝製得到一個人的思想的。

對抗極權 民主派與本土派應更加合作

記者:現在這次泛民的初選,都有52個人參加,很多都是本土派的。你覺得你作為一個公民黨,可能是他們眼中的一個傳統的泛民的大黨。那你覺得你與本土派之間你們的優劣勢在哪裡?

鄭達鴻:首先我要強調的是,我們和本土派都有合作的空間,或者和一些(政治)素人,其實在北角,本屆的選舉,我也和幾個素人一起成功將北角翻盤,7席贏了6席,所以民主派和本土派,對抗極權之下其實一定要有合作空間,而我們都做到了,但你問具體上有何區別呢?我作為一個年輕的民主派人士,我覺得沒有大的分別,所謂的一些譬如香港人優先的政策,例如單程證拿回審批權等,這些其實我們絕對贊同,我們在黨綱上這幾年都已經加進去了,所以在我的角度其實不是太大的分別。

面對極權,整天說「港版國安法」只是抓極少數人,其實在極權的眼中,民主派也是極少數,本土派也是極少數,總之,不聽它的意見就是極少數了。那你這幫極少數的人,與其去找一些所謂優劣所在,不如大家認清一個現實,你面對極權的時候,槍口對著你,你會被抓,他也會被抓,不如大家可以以一個更加團結的心態去繼續合作。

立法會達到35+優先 個人考慮放一邊

記者:現在有種說法,如果你們參選而不支持「港版國安法」,就可能立即不能參選,那你在這方面怎麼表態呢?

鄭達鴻:要看回整個,看看它怎麼將「港版國安法」應用在選舉的條文上。我們暫時看到,它都是用「或者」,或者你要宣誓,或者要認同「港版國安法」啊,所以我們暫時在法律的角度,都沒有一個實際的操作能想到的。但是大家要明白,現在這個世界,在這樣的香港社會裡面,其實我們是要一幫從政者,用不同的方法進入議會,繼續將香港人的意志帶入議會,所以之後究竟怎麼去處理,這個可能除了我們要去想之外,其實香港人都要想一想,你期望的從政者要怎麼「擠進」議會裡。

我要和民主派整體去考慮,如果能達到35+(泛民占立法會議員席次過半)這個目標,我相信大家都會可以進了議會再做這件事,所以我們一向的態度就是擁護《基本法》。那麼究竟這個「港版國安法」是如何繼續去對政治人物阻撓呢,其實全世界都能見到,這不只是我們的選擇。

記者:那你自己對這次的參選,你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鄭達鴻:我覺得最大的挑戰都是人身安全的考慮,正如剛才所講的,你已經半隻腳跨進了監牢的時候,究竟你站出來,你身邊的人怎麼樣呢?要不要為他們想好後路離開香港呢?現在的考慮真的不是在議事堂衝出去,就算被抓了,可能我坐一個月、坐兩個月就可以出來,而「港版國安法」說的是首腦的人物是十年,甚至終生監禁,所以不能避免的一定是個人安全的考慮。但是我們去到這個香港的歷史關口,個人的考慮一定要放到一邊,否則我們不可以繼續爭取我們的理念,也都不可以繼續保佑香港人的自由意志。

「自由」印在香港人的腦袋裡 沒有任何政權可以抹滅

記者:你覺得香港作為一個,以前上一代是為了逃避共產黨而來到香港,所以他們覺得獅子山精神,是非常值得讓香港人驕傲的,你覺得現在的新香港人,他們的特點是什麼呢?你們的精神在哪裡可以體現呢?

鄭達鴻:我覺得香港人的精神在過去一年,整個「反送中」運動中最能體現出來。香港人可能在平時,或之前幾年政局不是很動盪的時間,你會覺得香港人只顧著賺錢,生活營營役役就算了。但是到了一個重要關頭的時候,你會見到香港人,除了年輕男女那一代,無論中年人,甚至是老年人,我們都會在一些「反送中」運動的一些場合見到他們。

香港人就是很緊握自己對自由的追求的,因為我們,我經常講,當自由印在了香港人的腦袋裡的時候,就不會有任何的政權,可以把「自由」這兩個字可以在我們的腦袋抹滅了。所以我想香港人在以往由一幫好像很功利的人,其實他們現在很堅持我們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法治,都是很想在香港繼續實現的。但是現在問題就是,大陸用它那套強加於我們身上的時候,香港人怎樣繼續去應對。

香港與大陸制度南轅北轍 變回從前才能繼續發揮價值

記者:現在說,中共的政策是想留港不留人,包括雷鼎鳴就說,換了血更好,樓價又跌了,人們走光了,換了新血進來。你怎麼看如果真的香港的精英走了,香港還是以前的香港?

鄭達鴻:香港為什麼是香港呢?香港那套制度,或者人的思考方式,完全跟大陸是南轅北轍的。香港就是一個中國和西方文化交集的地方,所以孕育出來,其實可能我們有中國的傳統,也都有西方的一些進步思想價值。而你說留港不留人,趕走了原本的香港人,這個地方都不是香港了。西方就不會覺得香港這個地方還可以做到她以往的角色,作為中國的窗口,外資進中國,一定要透過香港這個地方進去。既然大家都會覺得,香港沒有了她的價值的時候,香港在世界上就可能變成一個二、三等的城市了,不是紐約、倫敦、香港,不是這些大型的經濟體的了。

所以我經常覺得,中國的官員是錯判了香港的情況,最可以發揮到香港價值的,就是讓香港變回原來的香港,這才可以繼續發揮香港的價值。

裡應外合 每個人繼續做應該做的

記者:你覺得在目前這個情況下,香港人這個抗爭的路,應該怎麼走?

鄭達鴻:我覺得不同的層面,本地上我們要繼續在一個黑暗的時代,夠膽講出什麼叫事實。現在政權在用不同的方法,去篡改事實,書也不讓在圖書館放出來了,有的口號也不讓講了,遊行又說限聚令不讓我們去。

我們要做一些我們應該要做的事,繼續做。而國際上我相信,世界上會看到香港的情況,其實都有相應的措施,究竟還是不是當香港是一個最優惠的一個地方的待遇呢?這個就要等外國去考慮。我想裡應外合,我們要做我們應該要做的事,國際上會見到香港人的堅持。

民主派如得權 必定比建制派好一百倍

記者:你希望你的參選可以帶來什麼改變?

鄭達鴻:我希望我的參選,會可以告訴香港人,其實即使在這樣的困境當中,我們面對重重打壓,但是仍然有民主派的新一代,夠膽站出來,講一些事實,講一些真相。

我們是會用不同的方法,告訴市民,如果你給我們行政的權力,我們必定會比建制派、保皇黨好一百倍,這個就是我們對於香港其他市民的承諾。

(轉自香港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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