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孺慕漢文化 詩文鼎盛

聖祖仁皇——康熙大帝傳記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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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作為最後一個傳統的中華王朝,在文學史上有著集大成的特點,是古代文學的一個完美總結。在最繁盛的康熙朝,國力的強大、經濟的繁榮,也帶來了斐然燦爛的文化。熱愛儒學與詩文的康熙帝,就像一位開拓者,打開清初文壇的局面,也奠定了整個清朝文學的繁榮。

正如周天子欲觀風俗民情,而詩三百傳世;漢武帝欲潤色鴻業,而辭賦光大;魏武帝慷慨歌詩,建安文學勃興;唐太宗雅好詩文,唐詩成一代文學;康熙帝對華夏文化的敬慕與倡導,也影響了身邊的大臣乃至整個國家。他更通過實施政策、禮賢人才、勤於創作等方式,營造了清初文壇活躍、寬鬆的環境。

博學鴻詞

自古在朝代興起之時,必有博學多聞的大儒,重振文壇運勢,闡述並發揚經史典籍,寫下文采煥然的詩文,作為顧問、學士的備用人才。——康熙帝

(出處: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康熙朝實錄》)

清朝初年,許多學識淵博的大儒,以明朝遺民的身分堅守民族氣節,斷絕仕途而遁隱民間。圖為宋 《名流集藻冊》之「劉松年山館讀書」局部。(公有領域)

清朝初年,許多學識淵博的大儒,以明朝遺民的身分堅守民族氣節,斷絕仕途而遁隱民間。康熙帝素來孺慕華夏文化,從親政之初就努力招致天下遺賢,表達對漢族文人的禮賢和敬重,也為繁榮清朝文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就頒詔天下,命官員在各地尋訪才學兼備的文人,舉為「山林隱遺」之士,徵聘到京城留用。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藩之亂平,國勢穩定。為了招納更多的賢才,康熙帝又下了一道詔書,表達求賢若渴的心願,命京城三品以上官員以及地方督撫,遍尋「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士,無論他是否已經做官,都要推薦到朝廷,由皇帝親自考試、錄用。這就是康熙帝開「博學鴻詞」科,成為清初文壇一件盛事。

博學鴻詞始於唐玄宗開元年間,兩宋亦有延續,著重選拔文采出眾者為官。在康熙帝的倡導下,官員紛紛舉薦文人名士入京。當時正值寒冬,康熙帝對這些文壇精英非常優待。他認為,冬日晝短不利於答卷,就下旨延後考期,等來年春暖時節再行安排。同時,他還讓禮部官員照料所有人的食宿,並發送錢糧,將他們妥善安置。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紫禁城中春風煦暖,禮樂悠揚,一場招賢納士的大型考試即將展開。一百四十三位名家大儒,齊聚太和殿,在一系列禮節之後,赴體仁閣一一就座,準備博學鴻詞科的考試,試題是兩篇詩文《璇璣玉衡賦》和《省耕詩五言排律二十韻》。正式開考前,康熙帝還破例賜宴,以示極大的禮遇和重視。

經過十多天的批閱,康熙帝錄取了五十人,其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分別授以翰林侍讀、侍講、編修、檢討等官職。知名的陳維崧、朱彝尊、湯斌、汪琬、施潤章等清初名士,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除了科考,康熙帝在各地巡行時,也很注重尋訪當地的名士。對於少數幾位不肯出仕的宿儒如孫奇逢、李顒、黃宗羲之輩,康熙帝感其心志,為他們歎息不止,命人抄錄他們的著作藏於京中。

不過,在康熙帝的感召下,更多的賢士表現出對新朝的認同,願意為天子效力。他們不僅能夠入朝為官,還能參加許多大型的修書工作,比如《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全唐詩》《古今圖書集成》等,都是中華文明寶庫中的重要財富。

在所有文化書籍中,最著名的就是纂修《明史》了。康熙帝開《明史》館,延請博學鴻詞者編修前代史書。這些漢族文人,在修史過程中,也將一腔對故國的懷念與忠義注入文字中。因而《明史》在二十四正史中質量屬於上乘,特別在後幾代史書中堪稱最佳。清學者趙翼評價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1]

倡導詩文

環顧身邊諸臣,都是身居高位的重臣,承擔輔佐朝政、直言上疏、掌管典籍的責任。你們應該一起賦詩,傳承雅、頌的詩歌傳統。——康熙帝《昇平嘉宴詩序》

(出處:顧瞻諸臣,或位居諧弼,或職任卿尹,或典文翰,或司獻納,宜共成篇什,以紹雅頌之音。——《康熙朝實錄》)

在君臣相處中,史書也多次記錄了康熙帝和大臣賦詩唱和的事件。圖為清 姚文瀚 《紫光閣賜宴圖卷》局部。 (公有領域)

身居高位的天子,對待文化的政策,往往會引領一個朝代的文學風向。康熙帝崇尚漢文化,優待並擢拔文學之士,更大力倡導詩文詞賦的創作。他曾對翰林院學士說,治道首崇儒雅,如今四方平定,正是振新文教的大好時機。而翰林院官員中,長於詞賦以及書法的人,都要陸續進呈自己的作品。

康熙帝不僅僅在博學鴻詞科中,以詩文取士,他更把倡導詩文用於其它政策中。比如,他要求當時的大學——國子監生員,在學習《四書》之外,也要作詩賦文,每年春秋兩季還要舉辦詩歌的會考。康熙帝在四十四年(1705年)第五次南巡期間,還要求官員召集當地書生,進行詩文測試,將優秀者記名、予以褒獎,以備錄用。

在君臣相處中,史書也多次記錄了康熙帝和大臣賦詩唱和的事件。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上元節那天,康熙帝為慶祝三藩平定,在乾清門大宴近百位群臣,包括翰林學士等文學之臣。席間君臣開懷暢飲,談笑風生。第二天,康熙帝作《昇平嘉宴詩序》,並首唱「麗日和風被萬方」,群臣復集於太和殿,依照「柏梁體」的格律聯句賦詩。[2]漢武帝君臣曾於柏梁台聯句賦詩,每句七言皆押韻,是為柏梁體。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五十壽誕之際,群臣請求朝賀並進貢珍寶。康熙帝卻說:「爾等如此進獻,外地的督撫一定會效仿,所以朕絕不接受。朕素來嗜好文學,諸位大臣有詩文進獻的,便留下來欣賞。」[3]之後大臣們做了一面萬壽屏,把屏風上的文字謄寫成冊,一同送給康熙帝賀壽。康熙帝也只留下了冊子,卻把屏風退了回去。

再如康熙帝在臨終之年、即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在乾清宮前賜宴文武大臣,更邀請了年滿六十五歲的退休或斥退官員。他先自作七言律詩一首,又讓參與者各自賦詩以記錄盛事,最後編成《千叟宴詩》。

此外,康熙帝赴南苑圍獵,或者收到外國進貢的獅、像等奇物,也會命大臣隨時賦詩。

康熙帝本身文學修養極高,也常常賜詩給有功勛的文武官員,以示特殊的嘉獎,並通過這種方式加強了和詞臣的聯繫。在康熙帝的「御製文集」中,明確標示為賜詩的作品就有六十首。而在地方,康熙帝的贈賜活動更為頻繁,僅山西一省,據《山西通誌》統計,山西籍或在山西做官的人員,得賜康熙帝御製詩總計三十二首、御書前賢詩歌總計三十六首。

這些倡導詩文的舉措,不僅流傳出大量的文人雅韻,對清初文壇也有著重大意義。賜宴、慶典的大型活動中,幾乎囊括當朝所有工於詩文的才子。他們既是輔佐君王的重臣,也是主持文壇的領軍人物。他們的創作以及社會地位,對天下文人起著鼓舞和引導作用。同時,康熙帝以至誠之心結交漢族文人,實現君臣一心一德的理想境界。這也化解了他們對故國的悲情心態,文壇風氣亦隨之轉變,詠唱出盛世之音。

著作宏富

凡人進德修業,事事從讀書起。多讀書,則嗜慾澹;嗜慾澹,則費用省;費用省,則營求少;營求少,則立品高。——康熙帝

(出處:《庭訓格言》)

康熙行書。(公有領域)

康熙帝是歷史上有名的好學不倦的皇帝。史書記載,康熙帝五歲時開始讀書,常常誦讀到半夜也樂而不倦;十七八歲時讀書過於辛勞,以致於咯血也不肯稍事休息;老年時仍然手不釋卷,謙遜好學。

正因如此,康熙帝在文治武功彪炳史冊的同時,在學識、文藝領域同樣令世人歎服。曾國藩稱讚康熙帝:「上而天象、地輿、曆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4]

高才絕藝的康熙帝,文學興趣廣泛,在政事之暇,也搦管翰墨,筆耕不輟,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作品。他崇尚儒學,也在文學創作中傳承了儒家文以載道的精神。他的文學主張,散見於史書記載。首先,康熙帝倡導文章、道德的統一。他曾說:「從來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文之士必須能明理,而學道之人亦貴能文章。」[5]

儒家強調,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為文亦如此。康熙帝認為做文章,應以內容為主,反對華而不實的浮靡文風,即「主於明道,不尚詞華」。不過,他最推崇的仍然是「文質燦然」的內容與文采兼備的佳作,令人「神解意釋」,在閱讀和感悟的過程中產生釋然、愉悅之感。

在質的方面,康熙帝努力學習華夏文化,而在文的方面,他也在不斷提升技藝,謙遜地向身邊的文臣請教。《靜坐讀書自喻》的詩序中,康熙帝提到,大臣如果對他的作品提出韻腳不當、平仄不和、典故不穩、聯句不雅等缺陷,他就立即更正。

在《四庫全書》中,康熙帝的《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共有四集一百七十六卷,其中包含了詩、詞、文、賦等正統文學樣式以及文藝評論。其中,散文和詩歌是最主要的樣式。他的散文敘事平易生動,風格質樸清新,頗有大家風範;大量的詩歌,更集中反映了康熙帝的藝術成就。康熙帝一生,留存御製詩一千多首,其數量可與盛唐詩人媲美。足見其對詩歌的偏愛以及為倡導詩文付出的心血。

他的詩歌內容極為廣博,天地山川之風光,古今治亂之事蹟,無不見於詩作。康熙帝遵循詩言志的傳統價值,以九五之尊關注著他所統御的朝代,在錘鍊的字句中流露出治國安邦的理想,以及積極用世的情懷。

下面我們來賞析兩首康熙詩歌,一探康熙帝的文學素養與內心世界。

《古北口絕句》:「斷山踰古北,石壁開峻遠,形勝固難憑,在德不在險。」

《登城》:「城高千仭衛山川,虎踞龍盤王氣全,車馬往來雲霧裡,民生休戚在當前。」

康熙帝登高賦詩,望見峻遠的斷山、千仞的城牆,構築了堅不可破的防禦體系,展示一朝帝國的盛世氣象。不過,康熙帝卻有著意象之外的聯想,抵禦外敵,靠的不是關隘險固,而是施行德政,教化四方;一國興盛,不在於車水馬龍的表面繁華,而是要把百姓生計視作眼前最重要的事。這兩首詩,筆法大開大合,警句發人深省,蘊含治國安邦的根本,真帝王詩歌也。

滿族文學

納蘭性德擅長賦詩,尤其精通填詞。他學習南唐、北宋詞家的風格,詞作極富細膩幽微的藝術美。

(出處:性德善詩,尤長倚聲。遍涉南唐,北宋諸家,窮極要眇。——《清史稿》)

清 葉衍蘭《清代學者像傳》中的納蘭性德像。(公有領域)

華夏的少數民族總是給人勇武有餘、文采不足的印象,但當他們問鼎中原、統一華夏時,也會逐漸受到漢文化的薰陶,從馬背上的猛士化身文武兼修的君子。特別是在康熙朝,康熙帝視滿漢為一體,大大推崇漢族的儒學和詩文,也努力提升八旗子弟的文學素養。

在康熙帝的影響下,許多滿族人熱衷於結交漢族士人,學習漢族文化,並且像漢人一樣讀書明禮、科舉入仕。自此,滿族文學逐漸興盛,湧現出一大批文學家。

這其中,最富盛名的當屬「滿清第一才子」納蘭性德。他生於鐘鳴鼎食之家,隸屬滿洲正黃旗人,父親是內閣重臣納蘭明珠。他十七歲進太學,十八歲中舉,十九歲中會試,二十二歲補殿試,高中進士。康熙帝對納蘭性德青睞有加,留他在身邊擔任御前侍衛,君臣關係親厚。

貴公子納蘭性德,是位善騎射、工詩詞的文武全才。他為人超逸脫俗,情感豐富細膩,在填詞方面成就最高。其詞多寫情感、邊塞江南、詠物詠史等內容,詞句清新雋秀,情境哀婉纏綿、悲慨沉鬱,遠追李煜、晏幾道之風。

雖然他只有三百多首詞傳世,但是納蘭詞佳作頻出。納蘭性德編有《側帽集》《飲水詞》兩部詞集,他的詞作一經問世,就有家家爭唱的轟動效應。納蘭性德還和漢人朱彝尊、陳維崧並稱「清詞三大家」,甚至被譽為清朝「國初第一詞手」。

另一位成就較高的是岳端。他是親王岳樂之子,詩畫皆精,在皇室中有首倡風雅的美譽。「西嶺生雲將作雨,東風無力不飛花」是其佳句,時稱「東風居士」。他本是郡王,卻屢屢受挫被降為閒散宗室,鬱鬱不得志,詩作中往往流露出狂放悲慨之辭。他有詩集《玉池生稿》等,還作戲曲《揚州夢傳奇》,成為滿人中寫戲詞的第一人。

註釋:

[1]出自《論諸朝正史之優劣》。
[2]出自《清史稿·聖祖本紀》、《東華錄》。
[3]出自《東華錄》。
[4]出自《國朝先正事略序》。
[5]《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四年四月辛卯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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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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