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的關鍵因素是「訴苦會」。地主被叫到全村會議上，在那裡常常被扣上「叛徒」的帽子。（共產黨人系統地將所有地主和真正與日本侵略者勾結的人聯繫起來，且除了1946年之外，很快「忘記」貧農也經常與其勾結）無論是出於對最近變得強勢的這些人的恐懼，還是出於一種非正義感，事情往往開始得非常緩慢，激進分子被迫通過對被告進行肉體毆打和羞辱，來加快這些事情的進度。彼時，機會主義者或對被告懷恨在心的人總是開始譴責和指控，氣氛總是開始升溫。鑑於農民暴力的傳統，結局通常是，把地主判處死刑（伴之以沒收一切財物），並在農民的積極參與下立即處決。幹部經常嘗試（並非總是成功）將囚犯帶到地方法官面前，以確認判決。這個人人都從內心知道自己在其中的角色的恐怖劇（Grand Guignol）劇場，是「批鬥會」和自我批評會議的前身。這些會議將成為所有中國人的日常命運，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傳統中國人對儀式的偏好和盲從，自這些早期日子起變得顯而易見，任何不懷好意的政府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加以利用和濫用。
對於死難者人數，沒有精確的統計，但由於每個村莊必定至少有一人，100萬似乎是絕對最小值。許多作者一致認為，死亡數字在200萬人到500萬人之間。此外，還有400萬至600萬中國「富農」被發配到新的勞改營；近兩倍於該數字的人被置於地方當局觀察之下，時間長短不一──這意味著不斷受到監視、從事更加艱苦的勞動，以及一旦發生任何「群眾運動」，就會受到迫害。如果我們由長弓村遇害的人數15來推斷，我們就會得出最高估計值。但改革進程早就在那裡開始了。1948年之後，前一段時間的一些暴行被禁止。此前，屠殺長弓村當地天主教協會主席全家（並關閉教堂）、打人、沒收聲援富人的貧農之財物，以及搜查最近三代的任何「封建血統」（這意味著，幾乎無人可免於某種重新分類），令該村受到極大的重創。將人們折磨致死，以逼迫他們說出所謂財寶的下落。審訊系統性地伴隨著以燒紅的烙鐵折磨人。被處決者的家人遭受酷刑，其祖先的陵墓被搶劫和摧毀。一名幹部曾是一名土匪，且背棄了天主教信仰。他強迫一名14歲女孩嫁給他的兒子，並向全世界宣告：「我的話就是法律，我判處死刑的人都要死。」在中國的另一邊，雲南，前政府的警官何力義（He Liyi，音譯）的父親，僅憑那些理由就被劃為地主。作為一名官員，他被判處苦役。1951年，農業改革的中期，他被作為「階級敵人」遊街，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然後被判死刑並處決，卻未曾被指控犯下任何特定的行為。他的長子是一名士兵，曾因把國民黨士兵召集到解放軍一邊而受到官方祝賀，但還是被劃為反動分子並受到觀察。所有這些行為在大多數農民中似乎很受歡迎。然後，他們獲准分配被沒收的土地。然而，由於各種原因（通常與其家人的經歷有關），一些人認為自己受到了這些任意處決的影響。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的復仇欲有時間接表現為一種反對現存體制（existing establishment）的極端激進主義（ultraradicalism）。因此，對替罪羊的屠殺，並未以預期的方式使農民團結起來支持黨的「正義」。
這場巨大運動的真正目的首先是政治性的，其次是經濟性的，最後才是社會性的。儘管40%的土地被重新分配，但農村大部分地區鄉下富人少，且擁有極端的人口密度，這意味著大多數農民的經濟狀況僅略有改善。這場改革運動之後，平均地塊的面積為0.8公頃。該地區其它國家──日本、台灣和韓國──土地分配更加不公。它們在同一時期實施了同樣激進的土地改革，取得的成功卻要大得多。據我們所知，那些改革沒有死一個人，人們得到的損失補償多少令人滿意。中國可怕的暴力似乎不是改革本身的結果，而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進行的權力鬥爭之結果。在這場鬥爭中，少數活動分子被選為激進分子和幹部。與大部分村民簽訂的「血之契約」使他們參與了處決。共產黨向世界表明，它有能力犯下最嚴重的暴行。所有這些事情也使共產黨人得以增進對村莊運作方式的深入了解。當黨尋求處理服務於集體化的工業資本時，這種了解將極其有用。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