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華問題上，拜登政府似乎堅定地抱「騎牆」態度。
一方面，國務卿布林肯再次肯定了前總統川普（特朗普）反對中共的堅定立場，甚至認同川普政府做出的「中共對新疆維吾爾穆斯林的對待構成種族滅絕」的認定。
在擔任公職期間，我曾親自參與過兩屆政府之間的國家安全審查，我知道，儘管公眾對同樣的政策提出誇張的政治批評，但新一屆政府繼續甚至加倍支持這種政策的情況並不少見。這麼看來，國務卿布林肯的評論是智慧的選擇了誠實面對真相，作出的重新保證性聲明，而不是基於意識形態的機械性重複。
但隨後，拜登總統把一個本應很簡單的問題搞砸了，將中國的維吾爾族滅絕歸因於不同的文化標準，造成了嚴重的混亂。拜登總統這種立場模糊的回答，損害了他自己的屬下，並向一個有野心的、極權國家發出了潛在的模稜兩可、甚至危險的信號。
這在國際關係中不是一件好事，歷史上曾發生過誤判，這些誤判為二戰前的歐洲、1950年北朝鮮的共產黨軍隊攻入南韓、1990年薩達姆入侵科威特等世界性災難提供了動力。
中共及其有影響力的掮客閱讀、聆聽、細緻地解讀一切，所以拜登無心的評論很可能導致數百頁的分析，為中共高層提供信息並影響他們。本屆政府對中國問題的觀點不一致並不是孤立的，也不能忽視。
好的方面
拜登任命的一些人表現出一種摒棄政治意識形態、支持上屆政府工作的傾向。誠然，他們並不總是喜歡這種腔調或舉止，但實際上，他們表示有意摒棄黨派之爭，繼續推行川普時代的政策。
國務卿布林肯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這種智慧，儼然成了對中共不當行為，執行約束政策的領導者。如果華盛頓的兩黨在國家安全問題上還有一絲希望，那麼這是積極的、令人欣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稱政府的做法「對中國和台灣的政策比許多人預期的更強硬」。
建立政府對華政策的另一位關鍵人物是庫爾特·坎貝爾博士（Kurt Campbell），他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亞太事務的負責人。他在某些方面也被認為是對華鷹派。坎貝爾博士是奧巴馬政府時期「重返亞洲」（Pacific Pivot）政策的設計師。
「重返亞洲」是一個明智和及時的戰略倡議，我也參與其中。面臨的挑戰是，它是在國防部大幅提高效率（即裁員）以及非國防部門和機構冷淡參與的情況下推出的，這給我們實現這一政策提供很少的手段。但公平地說，政策主張本身就是國家權力的一個重要手段。
其它積極跡象包括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 ）讚揚川普總統對中共徵收關稅，並承諾繼續對中共使用「實體清單」。
另一個趨勢是，著名的反川普者和拜登支持者、退役海軍上將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宣稱要採取強有力的反華軍事戰略（這是川普主義的另一個名字）。
他明智地提出了強大的軍事威懾和遏制中國（中共）的紅線，主要是在中國的海岸線上。他對南中國海中共島嶼的描述是恰當的，是「誘人的目標」。我同意──他們已經建立了一條會消耗資源的水上馬其諾防線，要把他們約束起來，大大簡化盟軍、戰略夥伴以及聯合行動和策劃者的問題。
大西洋理事會剛剛發布了由「匿名者」寫的《更長的電報》（The Longer Telegram）。大西洋理事會與拜登陣營比較一致，但這篇文章闡述了非常強烈的反中共戰略（他們不喜歡針對中共，而且對中共在美國境內的影響行動這個話題不感興趣）。
我並沒有做一個完整的交叉對照，但是「應對中國當前危險委員會」的許多原則在《更長的電報》中清楚地顯示出來。這是川普主義之光，他們可能借鑑的想法令人鼓舞。
壞的方面
除了在維吾爾族問題上可能曲改歷史，還有一些令人困惑的信號。民主黨政府所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條約。他們喜歡條約，如果執行得當並得到核查，條約可以成為一個有用的手段。核查是以行動來表達的有效方式。
中共除了加入《生物武器公約》（biowarfare Convention，簡稱BWC 用於防止生物武器發展和擴散）之外，沒有加入其他少有的幾個武器限制條約。我已經詳細審查了《生物武器公約》，這是一個靠信任而不需核實的公約，使得中共在武漢的活動能夠不受約束。這並不是一個好的或示範性條約。
拜登政府出於和中共領導的中國進行條約對話的興趣，希望扭轉和結束將低當量核武器重新引入美國軍火庫的做法。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糟糕和不負責任的舉動。重新引進這些武器對擴張主義的中共和俄羅斯具有強大的威懾作用。
拜登政府對孔子學院的政策模糊不清，令人不安。現在有人在梳理，到底是拜登總統徹底轉變了川普總統在孔子學院問題上的方向和意圖，還是川普政府在核發孔子學院許可上沒有遵循令人頭大的聯邦規則制定程序。
不管怎樣，孔子學院似乎已經開始重返校園。黑石 (BlackRock) 等華爾街公司繼續允許中共進入資本市場令人震驚，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川普政府時期，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 (Steven Mnuchin) 等內閣成員也有同樣的問題。
另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是，一些拜登的政府人員表現出了對共產主義的同情和從屬關係。（前中情局官員）山姆·法迪斯 (Sam Faddis) 和（前新西蘭行動黨副主席）特雷弗·勞登(Trevor Loudon) 記錄了拜登政府內部許多與共產黨有很少遮掩的 (或完全公開的) 聯繫的人物。
除非大赦所有拜登任命的官員，讓他們自認並擺脫與中共的關係，其中一些可能是在中國被視為和平夥伴的時代的誤判，否則，政府成員與中共的關係非常令人不安。
所有這些情況都深深削弱了人們對拜登政府是否願意與中共抗衡、扭轉對拜登團隊的親中共滲透的信心。
醜陋的一面
分析拜登對華政策的關鍵詞是「模稜兩可」。
我認為，面對一個咄咄逼人的擴張主義（共產）國家，「模稜兩可」是非常糟糕的主意。正如《更長的電報》所言，中共「蔑視」軟弱，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模稜兩可」可以互換。
中共在國內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正如香港商人、民主活動家袁弓夷 (Elmer Yuen) 在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期間與我討論時所說的那樣，（中共）經濟基本上是欺詐，中共已經沒有資金來人為地延續經濟增長的表象。
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情況。可以預見，一個受到國內壓力的極權國家只會做一件事，對外猛烈攻擊。與其以後付出更高的代價，不如我們現在就努力去阻止和準備。
原文：Will the Real Biden China Policy Please Stand Up?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約翰·米爾斯（John Mills）上校（已退役）是一名國家安全專家，曾在五個時代服務：冷戰，和平紅利，反恐戰爭，混亂的世界，以及現在的大國競爭。他是國防部網絡安全政策、戰略和國際事務的前主任。可在 Gab: @ColonelRETJohn. 和Telegram: Daily Missive上關注他。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