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用結合 傳續文化——古人的藏書精神

作者: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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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4月09日訊】古老的中華文化傳續至今,離不開先賢嘔心瀝血的錦繡篇章。這些經典作品,經過歷代流傳、各地輾轉,終於完好地保存至今,架起我們探究歷史、對話古人的橋樑。這一切,更要感謝千百年來從未間斷的藏書活動。古時候的藏書人,主要是飽讀詩書的文人士大夫,這就註定了藏書不僅僅是一種風雅的文化現象,更是古代士人的一項事業,寄託了他們的志趣和理想。

三千年文人藏書

古代藏書活動,主要包括官方藏書和私家藏書,文士的藏書就屬於私家藏書範疇。幾乎從書籍出現的那一刻起,古人就開始了注意書籍的整理和收藏了。通過對甲骨文的考古發現,早在商王朝就出現了具有價值的文獻資料,那時人們把這些甲骨文的資料存放於叫作「窖藏」的地方,朝廷裡也有了掌管文獻資料的史官「御史」一職。周朝時,木牘、竹簡、帛書已經出現,周王朝及各諸侯的藏書已經初具規模,不過這時的藏書活動侷限在官方。

圖為清 吳穀祥《萬卷書樓》。(公有領域)

春秋戰國時期,學在官府、官守其書的局面被打破,出現學術下移、私學興起的新景象,各派學說蜂起,諸子百家爭鳴。這些學者,也就成了早期的私人藏書家,「學富五車」一詞就是形容他們博覽群書、學識豐富的特點。之後,民間藏書活動越發繁榮,與官府藏書相互補益處,共同促進了中華文化的一脈相承。特別是楚漢時期,楚霸王火燒咸陽宮,將先秦時期眾多文化典籍付之一炬,正是私人藏書家竭力保留了珍貴的歷史文獻。

兩漢時期,朝廷鼓勵私學和民間藏書,出現了劉安、劉歆、蔡邕、鄭玄等出身貴族高官和鴻儒世家的藏書人,藏書規模和質量均超越前代。魏晉以後,由於紙的發明和廣泛使用,藏書成本大大降低,藏書逐漸成為一種社會風尚。人們藏書不僅僅為了自學求知,還樂於慷慨外借、捐贈於好學之人,因而平民百姓也得以加入藏書家群體中。高牆深院中,千卷藏書已不足炫耀,萬卷藏書亦是屢見不鮮。

隋唐以來,科舉制的確立以及雕版印刷術的使用,推動了藏書事業的鼎盛。四海九州之內,書生學子或為求取功名,或為怡情養性,藏書更講究實用,也就是藏用結合。唐初還出現了書院,供文人讀書治學。許多藏書家無私地將所藏書籍贈予書院或供書生學習。此舉也帶動書院藏書的發展,比如洛陽的集賢書院就有藏書十萬卷之多。書生足不出戶,便可讀萬卷書,增長學識。

許多書籍歷時久遠,在傳鈔、印刷、流傳的過程中容易出現謬誤和散佚的情況。這就需要古人在收藏典籍時,細細鑑別、校勘,確保其完備如初。因而在宋元時期,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刊刻學等相關活動出現。《夢溪筆談》記載,北宋的名臣宋綬以校書聞名,他曾說:「校書如掃塵,一邊掃塵,一邊生塵;所以有些書經過三四遍校對,還有脫謬之處。」可見古人校書功夫之深。

明清商品經濟發達,誕生了刻書行業和書肆、書商,為古人藏書活動提供更有力的物質基礎。兩朝有文字記錄的藏書家就將近兩千人,而他們藏書的所在——藏書樓,也成了名揚天下的文學勝地。

祕不示人和施惠於人

收藏似乎是人的天性,貴族喜收藏古玩,武將喜收藏劍器,仕女喜收藏珠寶,那麼文人則對書籍情有獨鍾了。不過,不同的文人藏書的動機與用途也各有異趣。有一類是真正的「私家藏書」,他們對書籍有一種「愛物」情懷,藏書只為一己一家而藏。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他們大多對自家書籍定下「禁令」,並作為家規告誡後世子孫。

圖為楊鵬秋摹繪《錢謙益像》,出自《清代學者像傳》第二集。(公有領域)

《清波雜誌》記載,唐代宰相杜暹在家中藏書的末頁題句:「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為不孝。」明朝的唐堯臣,也在藏書印上「借書不孝」的字樣。常言道「不孝有三」,在藏書家眼裡,不孝又多了一項新內涵。外借書籍都成了不孝行為,固然有些誇張,我們卻可以看出文人對書籍的深厚感情。明朝范欽的藏書樓天一閣,堪稱中華最古老的圖書館。他在生前就定「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族規,若後人擅自借書,三年內不得參與家祭,其嚴苛程度堪稱藏書人之最了。

對書籍進行封閉式管理,增加了私家藏書的神祕感,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古書不致流散。然而有些孤本古籍,一旦被損毀,就會面臨失傳的危險。比如清初的大文人錢謙益有一座絳雲樓,珍藏了大量稀世罕見的宋元典籍。錢謙益也頗以此為傲,不免生慳吝之心,片牘不肯外借。然而有一天,他的幼女在絳雲樓玩耍,意外打翻燭火,釀成一場火災,導致樓中藏書盡毀,成為文學史一大憾事。

與祕不示人的相對的,則是廣結善緣、樂於分享的藏書家了。晉代的名臣范蔚,藏有七千餘卷書籍,總是熱情招待前來讀書的文人,甚至為他們供給衣食。范蔚的善行遠近聞名,大約有一百多人先後到他家作客讀書。五代的石昂,藏書數千卷,最喜招攬四方賓客。無論遠近的士人,都喜歡拜訪他的書閣,以增長學問。有些人在他家一住就是好幾年,石昂也總是以禮相待。南齊的崔慰祖更是大方,家裡的萬卷藏書吸引附近的少年頻頻借書,有時一天就要借出幾十卷。而他每次都耐心地為他們搜取書籍,從不推辭。

你可曾聽說,借書也會影響經濟嗎?宋代就有一例。文人宋敏求,繼承了父親的藏書三萬餘卷,多是精審之本,有豁達借書之美名。《曲洧舊聞》載,宋敏求住在都城春明坊時,士大夫都把家搬到附近,為的是方便借書。這樣一來,春明坊的房價竟然比其它地方高出一倍。

世間物以稀為貴,有的人對自家藏品不捨得外借,毋需苛責;而如果能遇到一位寬容明達的藏書家,絕對是一件幸運的事情。明代學者宋濂,就對童年的借書經歷始終念念不忘。他在名篇《送東陽馬生序》中感慨地回憶,他因家中貧困,買不起書,只能向周圍的藏書家借閱,親自手抄筆錄,算著日子及時歸還。這個守時、勤學的老實孩子,也贏得了藏書家的同情,都願意將書借給他。宋濂這才得以博覽群書,有了他日的成就。

藏書即藏道

從寥寥數本到汗牛充棟的蔚然大觀,是個花時間積累、花心思整理的大工程,傾注了藏書人無限的心血。這是專屬於藏書家的樂趣,文人的精神家園。文人雅士更願意將這種微妙的幸福感訴諸筆端,流露出一種別具風流的藏書精神,其日常吟詠的藏書詩可見一斑。

圖為南宋 劉松年(傳)繪 《山館讀書圖》局部。 (公有領域)

以「藏書」一事入詩,或可追溯到魏晉時期陳江宗的「借問藏書處,唯君故人在」(《詒孔中丞奐詩》)。唐代的藏書詩數量漸多,韓愈有「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杜荀鶴有詩云: 「賣卻屋邊三畝地,添成窗下一床書。」(《書齋即事》)

宋明以來,藏書詩作更為豐富。這裡有他們平淡而充實的讀書生活,如俞弁的澹泊閒適:「心愛奇編雨汗流,山妻笑我不封侯。偷閒八月閒中寫,一筆看來直到頭。」(《隨隱漫錄》跋)更有藏書家對書籍的眷戀之情,如陸游的自許「書癖」:「人生百病有已時,獨有書癖不可醫。」(《示兒詩》)

讀書人愛書,愛書人更愛藏書。所謂「君子志於道」,那些從遠古流傳下來的典籍,是傳播聖賢智慧的載體,正是「道」的結晶,是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途徑。對文士來說,藏書即藏道,因而他們甘願窮盡畢生之力收藏、保存圖書。有的人不惜重金,求購古書;有的人夜以繼日,細讀精校;有的人流連忘返,好學不倦。

藏書人慕道、敬書,由此也衍生出許多愛惜圖書的軼事。比如元人趙子昂為讓世人同樣珍視書籍,特意定下一套讀書的繁瑣「禮儀」:「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隨損隨修,隨開隨掩。」(《讀書四觀》)清朝的黃丕烈,對書籍奉若神明,每年除夕都要鄭重其事地舉行祭書儀式。他將稀有的珍本恭敬地置於香案之上,焚香、燒紙、三拜,更作祭書圖一幅。過程中,黃丕烈不僅傳達了對書本的珍愛之情,更寄託了這些典籍在後世依然能得到妥善收藏的期望。

正是由於歷代文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我們才有幸拜讀大量珍貴的經典。既然古人如此愛書、惜書,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將這種精神繼續傳遞下去呢?◇@*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張信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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