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拒認失敗是自由派怨恨恐懼之源

大紀元專欄作家Mark Bauerlein撰文/曲志卓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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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自由派的憤怒和恐懼的狀態,可能令人很難相信自由主義曾經也是很有趣的。

在唐納德·川普(特朗普)總統在位的四年中,自由主義者痛苦不堪,陷入了更深的怨恨和懷疑之中。他們覺得歷史和國家剝奪了他們控制國家的合法地位。不幸的是,喬·拜登的崛起也沒有改善人們的情緒。為了讓自己感到舒適和安全,自由派不得不花太多時間假裝現在占據白宮的那個裝模做樣的庸才是個真正的政治家。

然而,回到90年代,自由派的隊伍中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態度。你還記得嗎?里根-布什時代已經結束,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很受歡迎。(雖然)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當時的眾議院議長)的國會有一些令人不快的人物,(但)他們令自由主義者以為保守主義已經奄奄一息。是的,左派們可能是具有刺激性的。但是像阿爾·夏普頓(Al Sharpton,黑人民權活動家)這樣的麻煩製造者對國家事務的影響很小,我們只需要偶爾姑息一下,就能讓他們安靜。與此同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其它全球主義舉措承諾將實現更大的繁榮。而互聯網也似乎也只是個人表達和通用訪問的工具,符合自由主義者的賦權和公平夢想。

這些情況讓自由主義者可以每天都證實……他們自己。他們看到世界正朝著自由化的方向發展,他們知道這很好。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所有這些90年代夢想都發生在自由派長久以來建立的道德基座上(他們是這樣認為的),他們怎麼能不為自己祝賀呢?除了里根曾經打斷過這個進程,自由派的對手們沒有為這半個世紀的社會發展做任何事情。自由派可以將民權運動、反戰抗議、婦女解放、同性戀權利以及美國穩定多樣化都歸功於自己。這些都是良性的、早就應該完成的,並使他們的領袖受到尊敬的十字軍運動。

保守派在1995年做了些什麼?沒做什麼。比爾·克林頓精簡政府並產生預算盈餘的努力,搶占了保守派對民主黨「高稅收-高支出」指控的先機。正如他的「索爾嘉妹妹時刻」(Sister Souljah moment,譯者註:克林頓為爭取中間派選民而批駁本黨內的極端人物、公開與饒舌歌手及政治激進分子「索爾嘉妹妹」劃清界限的時刻)令自由派避開了另一個「民主黨打擊犯罪不力」的指控一樣。哦,保守派仍然可以談論「家庭價值觀」。但從好萊塢到曼哈頓的自由主義者只是嘲笑他們(當時有多少社會保守派在電影和電視節目中以有同情心的人物身分出現?)當莫妮卡·萊溫斯基事件(Monica Lewinsky affair)浮出水面時(註:克林頓總統的性醜聞),保守派認為他們看到了勝利的希望,並且肯定能重建美國的良知——而這一切都在災難性的1998年中期選舉中破滅了。

1995年,我還是一名自由主義者,所以我清楚地記得這種令人愉悅的心態。我可以在電視上看見丹 ·奎爾(Dan Quayle,1989~1993年老布什總統時期的美國副總統)的容貌。我蔑視他。雖然這種蔑視態度不會令我更有尊嚴,但我確實感覺如此。歷史站在你這邊,見證你的信仰在公眾中實現,看到你的對手一勞永逸地被打敗,這些感覺真好。你是對的,你很好,而這些事件證明了這一點。這個國家正在按你所想的方式前進,這都是應該的。當小布什竊取了2000年的選舉時,你受到了傷害,但是他的總統任期在很多方面都失敗了,以至於你所有的信仰都得到了證實。唐納德·川普曾經是你麻煩,但他已經受到了羞辱,而且不光彩地離開了,我們現在可以繼續前行了。

但是自由主義者並沒有繼續前行,他們似乎又不高興了。為什麼他們的積怨這麼深?為什麼自由派如此激烈,如此憤怒?

也許2009年5月發布的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論文能夠提供一些答案。

該論文的標題是「女性幸福感下降的悖論」。研究人員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雖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婦女的收入和教育程度取得了「巨大增長」,對生育力的控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新技術使她們擺脫了許多「家庭苦差」,但與此同時,婦女卻經歷了「主觀幸福感的下降」。

女性變得更自由和獨立了,但幸福感卻下降了。婦女獲得的物質收益正是自由派女權主義者所追求的。她們的成功是顯著的。事實上,女性現在獲得的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比男性多得多。醫學院的招生人數男女大約是對半的,而法學院的招生人數中女性比例則高於男性。這些都應該提高女性的滿意度,使婦女從廚房和臥室的剝削中解脫出來。

然而,幸福並沒有隨之而來。這些數據讓人懷疑自由主義所謂的歷史性勝利。自由主義者並不喜歡這個事實。當我向自由主義者提到女性幸福感下降的悖論時,我得到的反應只是他們茫然的凝視。這一意想不到的結果與自由主義者過於深刻的信念背道而馳。他們不能接受相反的事實。而且,和往常一樣,這種情況造成了精神代價。

還有另一組數據困擾著勝利的自由主義者。在2019年全國教育進步評估(NAEP,2019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數學考試中,白人12年級學生得分為159分,12年級學生為黑人128分(相差31分)。2015年的成績差距較小,但只少了一分(30分,而不是31分)。2005年,差距相同,都為30分,2000年為34分(pdf)。

換句話說,在數學成績上,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種族差距並沒有太大的變化。這一差距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曾大大縮小。自由派可以聲稱他們的政策和做法是這一成功的原因。但自1990年以來,儘管教育領域經歷了自由派倡導的課程變化(例如,一個「與文化更相關」的課堂)、自由的大政府立法(不讓一個孩子掉隊)和大量的資金投入,白人和黑人數學技能的差距沒有改變。

對自由派來說,情況本來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因為種族歧視被消除了,黑人可以自由地追求幸福和攀登收入/階級階梯,所以自由派們希望民權的自由勝利將帶來緩慢但穩步的進展,比如他們所說的「種族提升」。但進展卻停滯不前,而且已經停滯了幾十年。自由主義者不知道該說什麼或做什麼。對自由主義者來說,美國黑人的狀況具有強烈的象徵價值(這就是為什麼,儘管沒有證據,他們還是把川普描繪成一個不悔改的種族主義者)。

民權的勝利不能就這樣結束:他們必須保衛它。那該怎麼辦呢?自由派可能會更加努力地推動平權行動。但當這些行動過於依賴配額時,它們就會否定自由派所強調的個人主義和中立程序。自由主義者也不能過分強調個人因素,否則他們就得面對很多黑人兒童沒有父親的問題,而女權主義者也不想處理這個問題。

左派認為白人學生與黑人學生之間持久差距是「系統性種族主義」造成的。他們採取的行動是彌補這種差距的反種族主義做法(「批判性種族理論」的培訓等,Critical Race Theory training)。這是一種完全不自由的做法,但自由主義者還是選擇這樣做了,因為他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他們未能消除不平等,這就使他們容易受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領導人的攻擊。BLM的組織者憎惡自由主義者所承諾維護的個人自由,這再次使自由主義者在心理上難以平衡。

還有其它令自由派失望的事情。全球化當然已經失去光芒,多樣性也失去了活力。正如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2007年的研究表明的,社區中種族多樣性的增加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即使在同一個種族之內)降低,利他主義和社區合作更罕見,朋友更少。所有這些加起來就給自由主義者造成了自我懷疑的危機。1995年,他們有自信,能批評和肯定自己,而2021年他們做不到,這就讓他們很痛苦。他們的勢頭、信心和氣勢,他們自己決定和提升命運的確定性,這一切都消失了。他們不得不去責怪別的事情。

人們不能在內在信仰和外在現實之間的矛盾中長期生活,而扭曲現實往往比修正信仰容易。「這是川普的錯, 都是他的錯!」這是一個喊了四年的口號。自由派們拒絕自我反省,令人驚歎。本來非常成熟雅致的自由主義者居然願意相信那些關於川普的荒謬的謠言,如「傻帽」(pussy hat,粉色有貓耳的針織帽,象徵對川普侮辱女性言論的反諷)和色情錄像。這是自由派精神混亂的一個明顯的跡象。現在川普走了,他們需要另一個替罪羊,所以他們就把矛頭對向了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福克斯電視台著名保守派主持人),或者亞特蘭大(在3家按摩水療館造成8名亞裔死亡的)大規模殺人犯,或者正在崛起的白人至上主義威脅,雖然他們的說法都站不住腳。

真正的問題與這些所謂的敵人和惡棍無關。真正的問題在於自由主義者神話一般的理想已經破產,而他們無法接受真相。他們總是念叨「多樣性」這個詞,就好像它擁有神奇的力量一樣。但這個詞聽起來越來越空洞虛無。他們在各種場合都大談種族主義,直到這個詞現在除了他們自己之外,對任何人來說都像是白噪聲。他們談論性別歧視,就好像是1959年婦女被排除在大學錄取之外,而我們其他人都看到年輕女性在除工程學以外的幾乎所有職業中都與年輕男性平等或超過年輕男性。

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現任美國眾議院議長)和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和其他自由主義者領袖讓我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將軍們,他們的極度無能使愛國主義、勇氣和成功這些詞從他們嘴裡流出時,只不過是空氣而已。自由主義是一種空洞的表演,就像士兵演習一樣。一些「覺醒」(註:「覺醒」是指左傾的思想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者命令其他人遵守命令。而其他人只會問「謝謝你,先生,下一個命令是什麼?」

這是川普恐懼錯亂綜合症、取消文化、覺醒恐嚇和失去民主特徵的民主黨的根源。自由神話已經崩潰,自由主義者感到茫然和困惑。他們用以證明自己正確的歷史性勝利並沒有取得這麼好的效果,但他們不願就此放棄。他們在否認事實。而一旦否認不了,他們就會很生氣。事實上,他們急切地放棄原則,以維持自己的立場,就像記者們不再像記者、放棄學術自由的學者和不願保衛自己城市的市長那樣。

保守派面臨的挑戰是,自由主義者控制著美國社會的主要機構,而一個有權力的神經質者往往將權力用於他的神經症。他也可以使他的違法行為合理化,即使它們違反了自由原則。它每天都在發生——實施違反憲法的言論審查,人們因私人行為而被解僱……老自由主義者是絕對都不會允許這種行為的。他們有信念,他所居住的美國加強了他的信念。但現在這種情況不復存在了。自由主義處於危機之中,自由主義者也處於危機之中。要擺脫危機,需要他們進行深刻的調整。這也需要很大的勇氣,一種極度缺乏的美德。

原文「Liberals Unhappy」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馬克·鮑林(Mark Bauerlein)是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名譽英語教授。他的作品曾發表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標準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簡稱TLS)和《高等教育紀事報》(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等報刊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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