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填塞最高院:美國民主的永久恥辱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Josh Hammer撰文/孫洐源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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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時任特拉華州參議員的拜登(Joe Biden)在參議院發表演講,講述了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1937年計劃「填塞」(pack)美國最高法院的失敗。

如果羅斯福當年的計劃成功,將允許他增加六名高院大法官,這將會立即確保其新政(New Deal)的實施獲得司法多數。

然而,「羅斯福自己的政黨(民主黨)以極大的勇氣站出來反對這種體制性的權力攫取」,拜登在16年前講述道,「他們(民主黨議會)雖然不同意在最高法院內進行這種所謂的『司法活動主義』(judicial activism),但他們認為,羅斯福試圖蔑視既定傳統,以此來阻止這種活動主義是錯誤的」。

事實上,拜登其實低估了當時民主黨參議員集體斥責羅斯福填塞最高法院計劃的堅決程度(註:羅斯福1937年試圖填塞最高院失敗,該事件也成為他擔任總統期間的一個政治污點)。

當時發布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報告中,使用了如下令人咋舌的清晰語言闡明了議會的立場。

「讓我們第75屆國會議員,用任何繼任國會都不會忽視的語言,宣布我們寧願擁有一個獨立的法院,一個無畏的法院,一個敢於在它認為是捍衛公民自由的事務上坦陳其誠實意見的法院,而不是一個出於對任命權的恐懼或義務感,亦或出於派系狂熱而批准我們可能頒布的任何措施的法院。我們(參議院)不是法官的法官。我們不能凌駕於憲法之上。」

事實上,撇開公共政策不談,正如聖地亞哥大學的拉帕波特(Mike Rappaport)教授在11月所論證的那樣,以黨派利益為動機而填塞最高法院的合憲性是值得懷疑的。

羅斯福的計劃在民主黨主導的參議院會議上遭到酣暢淋漓的否決後,此後的80多年內沒有任何一位總統或一個政黨敢於重新召喚「填塞法院」(court-packing)這個幽靈。

因此,自1869年的《司法法案》(Judiciary Act)通過以來,最高法院就一直安然地坐著9名成員——8名大法官和1名首席大法官。

但是,如果變得越來越激進的民主黨中的最激進和無恥的一派(即極左翼)得逞,這個150年的傳統將會被拋棄。

在2020年民主黨總統初選期間,當被問及是否會填塞最高法院時,拜登避重就輕地搪塞過去了。在2020年大選期間,他也在是否支持這個曾經邊緣化的填塞法院問題上支支吾吾。為此,拜登接受了許多令人尷尬的採訪,他顧左右而言他地告訴選民,只有在大選之後才能知道他對填塞法院的真實想法。這完全不是一個有原則和自信的政治家的做法。

兩週前,拜登簽署了一項行政令,成立了美國最高法院總統委員會(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該委員會將提出一份報告,該報告最具挑釁性的一部分是分析「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資格和人數」。

不管最終的報告如何,該委員會的成立本身,就必然使得這是自1937年以來,最接近填塞最高法院的一次嘗試。

更為惡劣的是,上週參議員馬基(Ed Markey)和眾議員納德勒(Jerrold Nadler)提出了一項《2021年司法法案》(Judiciary Act of 2021),增加4名高院大法官席位,從而建立一個由13名大法官組成的最高法院。

用納德勒反烏托邦式的「新話」[Newspeak,編註:指模稜兩可的政治宣傳語言;「新話」一詞源自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著名科幻諷刺小說《1984》,裡面賦予了很多詞語諷刺性詞義,「新話」就是其中有名的一個]來說,這樣的法案不是在「填塞」,而是在「稀釋」最高法院。自從1937年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那份措辭嚴厲的報告以來,我們已經走過了很長的路。

包括參議員曼欽(Joe Manchin,註:雖然曼欽是民主黨人,但他持中間派立場,常與右派共和黨於各種議題合作,他於2020年表示他將不會投票支持擴充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數)在內的50(民主黨)對50(共和黨)的參議院截至目前為止仍然保留著立法拉布(filibuster,「拉布」又稱「冗長辯論」,即少數派議員利用長時間的發言,程序性地阻撓議事進行),因此《2021年司法法案》不太可能走得很遠。

事實上,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已經表示,她「無意」將該法案提交眾議院表決(雖然這很可能只是個姿態性的表示)。但民主黨議員最近在填塞最高法院上的舉動仍對他們來說很重要,因為這至少有兩個原因。

首先,它為左派對司法機構採取的政治化手法提供了迄今為止最清晰的結構性證據。作為一個法理問題,幾十年來這一點已經顯而易見;如果不是法學家們給所謂的進步政策披上一層合法性的薄薄外衣,那麼所謂的「與時俱進的憲法主義」還說得通嗎?

如果右派繼續用所謂中立的法律程序主義之類的老套呼籲來回應當下,那就大錯特錯了。與其如此,還不如用一種更有道德依據、更有實質說服力的法理,比如我所說的「共同利益的原初主義」(common good originalism)。

第二,目前民主黨人的虛張聲勢可以被視為一種權力遊戲,目的是讓那些軟弱的、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如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屈服——羅伯茨聲稱首先要關注最高院表面上的「機構完整性」。

批評共和黨人數十年來未能提名將保守價值貫徹到底的、意志堅定的大法官也許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了,但也許,只是也許,共和黨人將對羅伯茨(以及可能的其他人)現在不可避免地進一步左傾做出回應,最終會優先考慮全方位的保守主義、承諾抵制眾所周知的「喬治城雞尾酒會」(Georgetown cocktail party)上的海妖之歌(siren song,編註:「海妖之歌」一詞源自古希臘荷馬史詩《奧德賽》,這裡用來比喻那些虛假的甜言蜜語和蠱惑人心的左派言論),以及積極糾錯的願望等重要的大法官提名標準。

從實際情況來看,填塞最高院會引發一系列無休止的指責,使最高法院蛻變成一個比現在更像超級立法機構的機構。

但是,儘管目前民主黨人的噱頭是可恥的,但至少可以澄清一點,我們看到了民主黨人對為達到其政治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做法是不加否認的。

共和黨人是否會吸取任何有意義的教訓,或僅僅滿足於填塞最高院計劃的可預見的失敗,還有待確定。

原文The Abiding Shame of 『Packing』 the Supreme Court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喬希·哈默(Josh Hammer)是一名訓練有素的憲法律師,《新聞週刊》(Newsweek)的意見編輯,BlazeTV的播客撰稿人,第一自由研究所(First Liberty Institute)的顧問和聯合專欄作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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