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無黨派組織「響應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RP）的一份報告顯示，2020年，中共在美國的宣傳費用高達6,400萬美元。CRP通過《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的新申報文件獲悉這筆數額，比2016年登記的1,000萬美元增加了6倍。
這兩個數字都大大低估了中共對美國施加的影響力，這些影響力主要是通過兩國每年約6,000億美元的貿易獲取的。與中共交易的每一美元都有利於一些美國人，其中許多美國人試圖影響美國政府的政策，使之對中共實行綏靖政策，而不是對抗。
綏靖政策確保貿易流通，而對抗則威脅貿易流通，很簡單的數學。
最大、最具政治影響力的公司和億萬富翁從中共獲利最多。因此，大企業以及大企業支持的智庫、學術界和非營利組織，大多傾向於與中共進行更多的自由貿易。
目前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在解決6,400萬美元明顯用於宣傳的問題上極其無能，更不用說解決通過貿易產生的價值6,000億美元的政治影響力了。鑒於中共日益增長的經濟、外交和軍事力量，迫切需要新的和更嚴厲的立法。拜登政府應該增加而不是減少目前對中國商品的關稅，特別是那些具有戰略性質的商品，如藥品、個人防護設備（PPE）、鋼鐵和通信設備。
在緊急情況下，美國決不能讓自己依賴於敵對國家，與加拿大做貿易可以，與中共做貿易就不好。川普（特朗普）對中國加征關稅的機會不應該被浪費掉，應該作為美國與這個龐然大物進行更多貿易的談判籌碼。
根據CRP的報告，2020年，中共在對美國施加外國影響方面上的投入超過任何其它國家。緊隨其後的是卡塔爾（5,000萬美元）和俄羅斯（2,900萬美元）。中國國際電視台北美分台（CGTN America）的支出超過5,000萬美元，中國國際電視台是國有媒體之一。
上週，中國另一家國有媒體新華社正式在FARA註冊。據「外國遊說」網站報導，美國司法部在三年前就要求新華社註冊為外國代理人，或許新華社在等待一位民主黨總統，希望在報導要求上更軟弱一些，但拜登顯然沒有改變川普政府的立場。
新華社在FARA註冊文件中不準確地將自已描述為「一個獨立的法人實體」。據Axios網站報導，「事實上，這家媒體機構屬於中共所有，由中共高官管理，被廣泛視為北京的喉舌。」新華社在華盛頓、休斯頓、舊金山、洛杉磯和芝加哥設有分社。FARA註冊顯示，自2020年3月以來，新華社的中國母公司向其在美國的子公司支付了860萬美元。
《中國日報》和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的新報導，而不是新支出，推動了中共在美國的宣傳支出的六倍增長。其中一些支出可能偏向美國主流媒體。2019年，《中國日報》在包括《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得梅因紀事報》、《洛杉磯時報》、《西雅圖時報》、《亞特蘭大日報-憲法》、《芝加哥論壇報》、《休斯頓紀事報》、《波士頓環球報》、《外交政策》等媒體的插頁廣告上花費了1,900萬美元，並在Twitter上投放廣告。
2020年的另一個中國大款是華為技術公司，支出金額為350萬美元。
Axios稱：「與其它國家一樣，中國官方媒體也抵制了美國司法部提出的根據FARA進行註冊的要求，該法最初是為了揭露納粹在美國的宣傳。」「在披露他們的活動之前，這些中國媒體機構暗中運作，阻擋接受FARA的要求披露其結構和財務狀況。」
1938年通過的FARA這項法律已經嚴重過時，而且基本上沒有得到執行。它主要是針對那些不能被判犯有更嚴重罪行的間諜，而且存在很多漏洞。
根據「政府監督項目」（POGO）組織的一項調查：「我們發現，為外國利益集團服務的遊說者經常不遵守法律，這種不遵守法律的行為使記者和監督者無法在外國利益集團試圖影響美國政策時，對遊說活動進行審查。我們發現，司法部對FARA的要求執行不嚴；司法部負責管理該法律的辦公室在保存記錄方面一團糟。我們還發現，法律中的漏洞往往使政府很難（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執行法規或懲戒不守法的遊說者。」
POGO發現，「許多情況下，遊說公司的成員在代表外國客戶遊說國會議員或其助手時，同一天卻向國會議員提供政治獻金。」
換句話說，美國政府是外國勢力的糞池。
民主黨人抱怨俄羅斯對川普的影響，共和黨人抱怨中共對拜登的影響，不管這些說法的真實性如何，我們應儘快通過一些兩黨立法，禁止這兩種形式的影響力。美國總統必須完全不受對手的影響，至少，部長和副部長級別的政府官員也應該如此。
當出現外國影響時就必須消除，以增強對我們政府的信心。這應該是一個不需要考慮的問題，但顯然，我們華盛頓的愛國政客們在忙於尋找下一個金礦，而無法正常工作。
FARA缺乏足夠的調查能力，很少尋求法院對違規者的禁令。文件的硬拷貝保存在辦公室裡，不容易在網上供公眾查閱。備案既麻煩又昂貴，通常需要律師填寫文件。FARA文件管理者的日常歸檔、更新和提交輔助文件應自動化和簡化，並通過可搜索的網頁立即向公眾提供。
更好的辦法是，這種外國施加影響的行動，特別是中共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等敵對國家，原則上應該被定為非法。前美國政府人員及其公司不應被允許在美國政府任職後為外國實體工作，因為得到好處的官員在他們仍擔任政府職務時容易搞權錢交易。
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前國防部長（第20任）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前國防部長（第26任）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和前國土安全部長湯姆‧里奇（Tom Ridge），都曾為中國的客戶工作，或為擁有中國客戶的公司或個人工作。在他們當政的時候，美國的實力相對於中共有所削弱。
其他在政府任職後，從與中國有關的收入中受益的有影響力的美國人士包括：前國防部助理部長約瑟夫‧奈（Joseph Nye）、前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助理國務卿丹尼‧拉塞爾（Danny Russel）。
是的，中共可能會通過驅逐一些西方企業和記者，以報復針對外國影響的強硬措施。但這些企業正使我們依賴中共，並影響我們的政治。即使這樣，西方在華記者都受到限制，包括因為負面報導而被威脅取消簽證，如果記者誤入西藏和新疆等敏感地區，則受到政府的「關照」。這樣的限制使他們的報導有偏差，並有可能通過中共威權控制的限制而產生虛假信息。
在中共改弦更張之前，最好與中共劃清界限，包括我們的企業和媒體。繼續報導中國，但必要時要保持距離，以消除任何偏見的問題。繼續做生意，但是是與我們的朋友而不是敵人。
原文：China’s $64 Million US Propaganda Machine: The Tip of the Influence Iceberg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擁有耶魯大學政治學學士及碩士學位（2001年），和哈佛大學行政學博士學位（2008年）。他是政治情報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主管、《政治風險》雜誌（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發行人，其研究領域涉及北美、歐洲和亞洲。他撰寫了書籍《凝聚權力》（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即將於今年出版）、《禁止入侵》（No Trespassing），並編輯了《大國大戰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一書。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